热血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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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专制习性是不是因为遗传原因

原文发表于2004年8月22日


一百多年来，中国人一直都在，或者说至少是自认为自已一直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民主的梦想，但是每每事与愿违，事到临头来，在具体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总像着了魔似的顽固地重复于专制的行为模式中，与世界的民主大潮背离得反而越来越远。这种情形像是患上了某种强迫症。中国人这种根深蒂固的专制习性显然已经无法用常理来解释了，不得不促使我们从其他方面来加以考虑。

当我们说到“中国人的根深蒂固的专制习性”的时候，显然这个专制习性是属于一种性格上的因素，而“根深蒂固”这个形容词，虽然只是一种比喻，但是却非常恰当地，非常形象生动地表明了中国人的这种性格与其先天性因素的某种联系。

那么我们需要搞清楚的就是：到底中国人的这种倾向于专制的性格跟遗传因素有没有关系，而进一步我们要知道，作为一种整体性的社会行为（对专制的倾向性）跟中国人的遗传因素有多大程度的关系，而自然选择对中国人的整体的专制习性的形成起到了多大程度上的作用。

关于性格是不是受遗传因素或者说基因的影响的问题，科学家已经有了明确的研究结果。答案是肯定的。

这方面的研究很多，比如：美国明尼苏答大学通过对数千对同卵孪生子的研究表明，遗传基因对人的性格特征的形成的影响程度一般可达到将近百分之五十的比率，这称为遗传率。因为同卵孪生子在基因方面是完全相同的（类似于克隆人），通过对比他们在后天环境中长大以后的性格相似性，就可以得出这一结论。

实际上，从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可以观察到类似的现象，很多还在婴儿期的小孩，有些表现出极强的攻击性，有些则很文静，说明人的性格具有很强的先天性。

但是遗传因素对性格的影响过程是很复杂的，虽然科学家得出了一个大致的影响程度的比率，但是仍然很难推断出具体哪些性格特征是受遗传因素影响而产生的，是如何产生的，而且也很难说人的性格是由某一两个基因决定的，一般认为是多种基因相互作用的结果。

而且，中国人的那种对专制的倾向性，与其说是一种直接的性格特征，不如说是受到性格因素影响而决定的一种社会行为模式。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说，有一种更好的理论能够解释它的产生。

哈佛大学的生物学家E.O.威尔逊，在七十年代及八十年代出版了《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论人性》，《基因，心灵与文化》等著作，创立了一门研究动物及人的社会行为模式与遗传因素及自然选择的关系的新学科--社会生物学。他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关于生物的生理特征受自然选择影响的理论更加扩展了一步，研究得出了人的性格及社会行为模式也是主要由遗传基因及自然选择的影响而决定的结果，这一结果现在已经普遍被学术界接受。

按照威尔逊的理论，由于自然选择的作用，不仅仅在生理方面，而且在社会行为模式，社会心理模式等方面，如果一个个体具有有利于其生存和繁殖的某种特征，那么，他就会将这种特征通过其遗传基因一代代传播扩散下去。而那些具有不利于其生存繁殖的某种特征的个体，则会逐渐被淘汰，并导致这种特征在这个群体中逐渐消失。

而某个人类群体所具有的某种特有的社会行为模式，社会心理模式，乃至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都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甚至主要是受其遗传基因影响而决定的。是在其长期的特有的生存环境中自然选择的结果。

科学家通过研究已经将这种推断接近到了甚至某种社会行为模式有可能仅仅只是由几种基因而决定的程度，而且预测将来这些基因都会被鉴别出来，从而将性格，情感，智力等等心理上的特征以可量化的方式与基因的作用联系起来。

那么根据这一理论，某个人类群体所固有的社会行为模式主要是由其遗传基因所决定的。而这一结论，根据前面对同卵孪生子的研究结果也是说得通的，虽然其研究表明，人的性格受遗传基因的影响程度只有不到百分之五十，另外一半是受后天环境影响而产生的。但是遗传因素和后天环境因素的影响是交互作用的，一个人，虽然其性格只有百分之五十受遗传因素影响产生，但是在后天环境中成长时，这百分之五十的先天遗传因素不仅决定了他性格中一半的成分，而且会导致他主动地选择后天环境对他的影响，导致他主动地去选择他喜欢接触的信息，主动地去选择符合他先天性格成分的事物的影响。也就是说，先天遗传因素在与后天环境因素的较量中占有先发优势。

结论就是，最终形成的某个个体乃至某个群体的某种特有的社会行为模式主要是由其遗传基因而决定的。

我们可以通过对网络上的中国人群体对民主专制等问题的反应来说明这一点。虽然人们往往把这种反应归因于愚民教育和信息封锁所产生的影响。但是这是经不起推敲的，因为，第一，至少对于海外的中国人来说，这种影响是不存在的，但是他们大多数人仍然本能地倾向于专制。第二，对于海外和国内的两种中国人群体分别来说，他们对于各自所面对的信息环境和获得信息的条件和机会是同等的，但是人们仍然是本能地选择他们所希望接触所喜爱接触的信息：大多数人选择倾向于专制的信息，少数人选择倾向于民主的信息。

虽然并没有准确的统计数字，但是这一点可以根据中国人对于西方民主国家的态度大致推断出来。我们姑且粗略地估计为：三分之二的中国人倾向于专制，三分之一的中国人倾向于民主。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知道的是，到底中国人特有的生存环境是不是具有某种对于中国人特有的专制习性的形成起到了特殊作用的力量。因为我们知道，现存的人类各种族都是起源于二十万年前的非洲智人，应该说在种族上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并且直到几千年前的氏族部落时代，世界上每个种族和民族都经历了一个军事民主制的阶段。那么是什么力量的作用使得中国人不可逆转地进化成了一种具有压倒性的专制性的社会行为模式。

当然最直接的解释就是自然选择的作用，而且这也是最普遍的原因。但是仅仅以自然选择为由显然不能完全地解释这一结果。虽然中国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导致了中国人生存环境的极端封闭性（仅次于美洲印地安人的生存环境），使得自然选择作用的结果尤为严酷。

更重要的是在中国人的社会生存环境中还有一种极强的人工选择作用，那就是中国特有的基因清洗方式--族刑和连坐。

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一开始发明出这种制度化，系统化的种群清洗方式，就带有很强的“斩草除根”的意识，而不仅仅只是为了报复泄恨，不然他们不会那么早就将其全面地制度化，系统化。

连坐最早在商代就已经出现（同时出现的还有一种人殉的制度，当然这是奴隶社会都共有的一种现象）。然后到了秦朝时已经将连坐和族刑制度化，族刑并且从诛三族发展到了诛七族，到了隋朝时，已发展到了诛九族。最后到元明清三代时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特别是明清两代，因言获罪的比比皆是，受连坐，被族诛的动辄数百人乃至上万，单是蓝玉一案，受牵连而死的就达数万人。

中国古代这种极端野蛮残忍的逆向淘汰方式，可以说将中国人中稍有反抗精神，革新精神的个体都已经清洗殆尽，将中国人中的优良基因淘汰殆尽。

因为这种手段不仅仅只是将具有反抗精神和革新精神的单个个体从肉体上消灭，还连带将具有这种基因成分的其他有亲缘关系的整个族群都一并灭绝了。中国历史上很多优秀的个体和群体都是这样被有计划地，系统地灭绝了。

一直到了近代，中国社会中仍然残留着这种野蛮的习俗，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阀，地主豪强，等各种政治势力，在彼此的政治斗争中，都延续着对对方“斩草除根”的习惯。一直到了六七十年代文革时期，中国社会仍然存在着大量的社会个体因为受亲人朋友的政治牵连而被剥夺社会权利的案例，并严重影响到了其生存和繁殖的过程。

我不是研究法制史的，不太清楚其他国家和民族是不是也有类似的制度，据我所知，似乎古埃及有过类似的做法。但是象中国这样将这种逆向基因清洗方式在自己本族内制度化系统化地全面实施了几千年的恐怕绝无仅有。

很明显的，在中国社会中，具有倾向于民主的社会行为模式的遗传基因的个体，是不利于自身的生存和繁殖的，最终会被逐渐淘汰掉；而具有倾向于专制的社会行为模式的遗传基因的个体，是有利于自身的生存和繁殖的，其遗传基因最终会通过繁殖一代代扩散下去，最后具有压倒性的优势。这就是造成中国人那种根深蒂固的专制习性的根本原因。

读者可能会问：既然如此，具有倾向于专制的社会行为模式的遗传基因，是有利于自身的生存和繁殖的，那么它就应该是一种优良的基因；而具有倾向于民主的社会行为模式的遗传基因，是不利于自身的生存和繁殖的，那么它就是一种劣势的基因。既然自然选择已经造成了这种结果，那么它就是合理的。

我想，从表面上来看，是很难区分哪一种基因的优劣，但是，倾向于专制的社会行为模式的基因，它所造成的不仅仅只是专制的社会行为模式这一种结果，而且还连带导致了个体和社会群体在道德品质上的全面低下。并且，倾向专制的社会行为模式，形成的是一种低质量的生活方式。这已经被历史和现实所证明了。

实际上，我在中国这个国家所犯下的最大的错误，就是曾经天真地以为：这个社会中大多数人的品质是好的。但实际上，从现实生活中得到的教训是恰恰相反，只有少数人的品质可能是好的，而大多数人的品质很难说是好的。

我想我可以把中国人这种专制性格分解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对于专制力量--强权的无条件服从习性，另一部分是对于弱势者，异己者的毫不宽容的专制习性，实际上，大多数中国人的性格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那就是“欺软怕硬”。

那么我们是不是又可以认为，既然中国人已经基本被定型为这种倾向于专制的社会行为模式（既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也是人工选择的结果），那么就应该顺其自然，“尊重”大多数人的选择？对于追求民主的人说：从此死了这条心。

我想我没有理由这样认为，因为如果我们仍然生活在一百多年前，我们确实是仍然可以在给皇帝和官老爷磕头请安，服劳役，挨板子，白天耕地给老爷缴租税，晚上回去点起油灯打老婆这样的生活中继续麻木地过下去。但是现在不同了，即使大多数的中国人因为遗传基因的作用，本能地仍然倾向于专制的社会行为模式，但是，至少在思想上，受外界多多少少的影响，仍然产生出了蒙昧的对于民主的生活方式的要求。而且更重要的是，专制统治，给绝大多数中国人确实是造成了现实的巨大痛苦。

而且我们更没有权力忽视至少还有三分之一的中国人是可能残存有倾向于民主的社会行为模式的基因的，是希望过民主的生活的。

但是不幸的是，从上面论述可知，倾向于专制的社会行为模式的基因在中国人中占据了具有压倒性的优势，所以不可能指望民主的种子会自发地从中国社会内部产生出来，这已经被历史无可辩驳地证明了。

所以，中国社会要想实现民主的转变，只能是依靠外力作用，只能是从文化的根基上加以改变，和平演变也好，全盘西化也好，文字拉丁化也好，引进基督教价值观也好，都不妨去努力推动，一直到扭转中国人的逆向的基因演变趋势。

不仅仅是中国人，实际上除了西方，整个世界其他国家民族都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出民主的萌芽，只能依靠外力的作用产生。

也就是说，依靠中国社会自身的力量是没有可能从中国社会内部自发地产生出民主的。而且我也不赞成再在中国搞什么暴力革命了，因为显而易见的是，在中国这种社会环境中，通过革命和暴乱上台的掌权者都注定了只能是中国人中那些最残暴的人。

这一点，我们看看伊拉克的情况就很容易明白了，英美法等西方国家在几百年前就能够自发地产生出自由民主的萌芽并最终成形。而亚非各国即使到了信息时代的今天，仍然要靠着外部力量输入民主才能摆脱专制独裁的统治，甚至都不一定成功。

但是伊拉克人民至少还有这样的觉悟，懂得对萨达姆的专制独裁统治采取不合作态度，美军来了就扔掉武器投降，除了少数死硬分子，大多数人仍然明智地选择了跟占领当局合作的态度。难道我们中国人的觉悟还不如他们吗？

我想我们中国人要是想有所改变，可能是应该学学伊拉克人了，是要具有一种准备着给美军带路的精神才行啊。

试想，如果没有鸦片战争，我们现在肯定还在上述那种“给皇帝和官老爷磕头请安，服劳役，挨板子，白天耕地给老爷缴租税，晚上回去点起油灯打老婆”的生活中麻木地行尸走肉一样地活着，这是毫无疑问的事情。

中国人不仅无法自发地产生出民主，而且也搞不好别人输入的民主，中国人建立的另外一些国家，如台湾，新加坡，都是典型的例子，新加坡甚至到现在都还是一个世袭的专制王朝。

实际上，我认为，中国人就是管不好中国人自己的事情，专制也好，民主也好，中国人倾向于专制的社会行为模式的那种遗传基因决定了中国人的基本性格就是“欺软怕硬”，决定了中国人永远都是压迫残害中国人自己本族人的最凶狠的人，永远都是专制强权最可靠的帮凶。所以我认为，未来中国的民主政府，完全没有必要选举任用中国人自己来管理，完全可以直接聘请西方人来管理。

关于这一点，香港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也是中国最好的榜样。香港一百年来的历史无可辩驳地证明了：中国，作为西方管辖地而永久地存在下去，是确保人民幸福的最可靠的政治依托。

作为国家的中国这个概念，一直都是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最严酷的一种精神枷锁，一直都是统治者用来压迫残害中国人的最有力的一个思想工具，一直都是中国人杀戮奴役中国人最好的一个借口。它的影子一直都像恶梦一样缠绕着我们的灵魂。

我认为，作为国家的中国这个概念，她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必要，她作为文化上的概念而存在就已经足够了。

我是很想知道，中国人，特别是中国人中以知识分子自诩的那些人，他们，到底有没有这样一种智慧，有没有这样一种勇气，来跟作为国家的“中国”这个概念作一个彻底的决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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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艺谋的表演很好，兼论中国文化就是满清文化

原文发表于2004年9月1日


我觉得张艺谋在奥运会闭幕式上的演出很好，很精彩，就应该这样，下次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还应该继续保持这种风格，这才能真正地体现出中国文化的精髓，因为现在的中国文化就是满清文化的继承。

很多人都对张艺谋在奥运会闭幕式上策划的那段表演很不满，骂他水平低，俗气，下流，色彩艳俗，内容陈腐，格调低下浅陋，是满清腐朽文化的流毒，是青楼文化，太监文化，拳匪文化的展示，没有把大家幻想中的中华文化的绚丽优雅大气表现出来。

我认为这些人根本就不懂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文化。中国文化就是满清文化。我早就论述过了，古代的华夏文化早在宋王朝灭亡之后就已经消亡了，我们现在的中国文化继承的就是满清文化。满清文化才是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正宗文化。满清文化才是代表了进步的文化。共产红朝就是满清王朝的继承者。共产党现在扮演的就是满清王朝的历史角色。

张艺谋在这次奥运会闭幕式上展示的那几个标志性的文化符号，很显然都是经过精心选择的，也很匠心独具，旗袍，京剧，天桥杂耍，太极拳，茉莉花小调，琵琶，大红灯笼，不是直接源自满清习俗（旗袍），就是在满清时大致成形的（京剧，太极拳，茉莉花小调），再不就是胡人文化（琵琶），这些文化符号所代表的正是满清文化，要表现的也就是满清文化。

中宣部是干什么吃的？人家心里有数。就是特意这么安排的。

张艺谋设计的这个上半身旗袍配下半身超短裙的服装很有创意，很完美地将中国的传统和现代化结合在了一起。什么是传统？粉饰上半身就是传统。什么是现代？解放下半身就是现代。

很多人嘲笑人家那是艳舞，是三陪女表演，是青楼文化。这就奇怪了，青楼文化本来就是中国文化的精髓，而且也是汉文化的精髓，历史悠久，源远流长，历史上那些清雅脱俗飘飘欲仙的名媛，名姝，大多都是青楼女子。大名鼎鼎的“四大美女”，个个都是妓女，准妓女，二奶，准二奶。西施，貂禅，王昭君，都是性交易馈赠品；杨贵妃，赵飞燕，武则天，这些绝代佳人，都是二奶，官婢出身；刚烈如柳如是，李香君，董小宛，粱红玉，柔媚如李师师，苏小小，陈圆圆，都是青楼妓女。这些都是我中华文化中的经典元素，精华所在。

不就是少穿了一截裙子吗？不就是露了一点大腿吗？就说人家是妓女，说人家不庄重，这不公平。当年悉尼奥运会开幕式表演，澳洲女歌手还穿比基尼上台，当时摄像机都特意从最下面的角度取景拍摄，特意展露出那女歌手缠着窄窄一条三角裤的屁股沟，人家就认为这样才充分体现出现代气息。

我认为这个上半身旗袍配下半身超短裙的既有传统民族特色又有现代感的服装，很快就能在中国社会流行起来。女孩子穿这个很漂亮，很性感，对于推动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很有帮助。

很多伪大汉族主义者，伪皇汉分子，指责张艺谋的演出特别是穿超短裙式旗袍弹琵琶那段演出是糟踏了中国文化，丢失了汉民族传统，不够优雅庄重，痛心疾首于汉唐优雅飘逸的服饰风尚的失落。

我认为要了解汉代文化是不是“优雅飘逸”，不要愚蠢到拿古装戏来证明，直接看原装货就行了。直接看汉代绘画雕塑就可以了解，看看他们那时的服饰，风尚，土得掉渣，象乡下农民，哪有满清文化的华贵大气。

那直裾深衣有什么“优雅飘逸”？宽袍大袖，峨冠博带就潇洒吗？都是自己的幻想。哪有旗袍凹凸有致，曲线玲珑，性感迷人？哪有胡人短衣干练洒脱？纯粹就是马桶装。穿上去臃肿呆笨，象日本浪人。

而且现在要恢复所谓的“古代传统”也已经晚了，那宽袖直裾的汉服，看上去象和服的翻版，茶道，书法，围棋，洋人的印象里都是属于日本文化的元素，你现在要把它作为中国文化的符号来展示，人家只会认为你是在模仿日本人，反而下不了台。

不管伪皇汉分子们作如何努力，都不可能改变洋人心里那个留着一条小辫子的中国人的历史形象，因为那是整整一个王朝的印象，改变不了的，别人不会有兴趣去了解你几千年前穿什么衣服梳什么发式的。除非你们能够象文革时全国人民一身蓝那样让全体中国人都穿起直裾深衣，扎起发髻，还可能扭转这种印象。

其实，留小辫子没什么可羞耻的。这都是很多中国人以洋人之美为美，以洋人之丑为丑的贱胚心态，洋奴心态在作怪。洋人觉得你留小辫子不好看，你自己也就觉得不好看，洋人觉得梳分头好看，你们也跟着梳起汉奸头，真是贱胚。现在洋人也开始留小辫子了，你们怎么办？

有人又指责张艺谋的演出中穿清宫戏服踩高跷提灯笼那段戏是太监文化，太监文化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嘛。太监文化也是中国文化和汉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国的国粹，也是自古就有，源远流长。那朝那代没有大群大群的太监，那朝那代太监代表的不是主流社会，代表的不是主旋律。

不是要展现中华文化的优雅飘逸吗？要说优雅，飘逸，没有比太监更优雅，更飘逸的了，没有比这些娘娘腔更优雅飘逸的了，毛都不长了，还能不优雅飘逸吗？屈原，陶渊明，杜甫，够优雅飘逸了吧？不都是一副娘娘腔相吗？李白，苏东坡，够飘逸潇洒了吧？还不是一副怨妇奴才的贱相。

还有乐器，琵琶虽是胡人乐器，但是历史悠久，典雅华贵，自汉唐以来就是宫廷乐器，汉唐历代大诗人也多有歌咏。古筝琴瑟之类的算什么，不入流的江湖玩意，酸腐文人的自慰器。

也不要提什么古乐古谱之类的杂耍玩意了，就连三皇五帝之类冠冕堂皇的东西都是后人伪造的，哪来的什么“古雅文化”？

至于指责张艺谋用大红色彩是艳俗，我们的国花，牡丹，也是大红大紫，色彩艳丽，但是艳而不俗，显得雍容华贵。所以说大红大紫的艳丽色彩没什么不好，要的就是个喜气洋洋，开奥运会本来是高兴事，又拿了金牌，大红灯笼，大红旗袍，大红戏服，大红绸，大红花鼓，正是很切合奥运会的喜庆气氛的，要是搞个神经兮兮的什么“蕴涵神秘气息”的所谓“优雅飘逸的古文化”，反倒显得不伦不类。

太极拳也很不错，虽然据说源于张三丰，但是满清时才正式成形，也可以说是满清文化的特色和代表。现在全国人民玩得最多的除了麻将就是太极拳了，民间最普及的的文化才是真正的民族文化，我建议，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表演，除了太极拳之外，还可以加上一段麻将文化的表演。弄几个麻将牌模型和骰子在空中飞来飞去，很有神秘感，保证把老外糊弄得晕晕乎乎。

这些批评张艺谋的演出没水平，丢人的家伙，表面上好像痛心疾首，忧国忧民，世人皆浊我独清，好像要学屈原去跳河的样子，好像崇高得很似的样子，其实你仔细分析一下这些人的心理就明白了，其实他们骨子里就是担心张艺谋的演出给他们丢面子了，怕洋人瞧不起自己了，其实就是贱胚心态，洋奴心态。

其实洋人那搞得懂什么中国文化，那分得清什么雅俗，人家就觉得这个好看，有趣，人家一直以来所理解所认识的中国文化就是这个样子，也应该是这个样子，就是这样才有中国特色，鲜明的中国特色，就是凭这些个特征才把中国文化跟其他东亚文化明显地分别开来。人家都没觉得不好，没瞧不起你，有些贱胚国人却时时在揣测着洋人的心思，生怕洋人瞧不起自己了，真是十足的贱胚，洋奴。

这些伪大汉族主义者，以为自己看了几本武侠小说，翻了几页白话二十四史，就懂得什么是真正的中国文化了。其实不过是半瓶醋而已。我认为张艺谋才是真正懂得什么是中国文化的，是从生活中深刻体验出来的，从几十年艺术探索，艺术体验中领悟出来的。

要说懂中国文化，有谁能比国学大师王国维更懂中国文化呢，满清沦亡后，王国维自杀殉国。什么是文化认同感？这就是文化认同感。什么是民族认同感？这就是民族认同感。

有些人，在美国戏院里兼职当领票员蹭着看了几场百老汇歌舞剧，就开始瞧不起春节联欢晚会了。嘲笑张艺谋的演出是“春节联欢晚会上的乡下戏班子表演”。

别忘了中国绝大多数人口是农民，露大腿的旗袍，马褂，红灯笼，京戏，杂耍，老百姓就爱看，洋人也喜欢，这就是真正的中国文化，代表了最广大人民利益，代表了先进生产力的先进文化。

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化才是真正的中国文化，民间最普及的文化才是真正的民族文化，而不是无聊文人自己臆想出来的“高雅文化”。倒回几千年去，老百姓的日常文化场景也还是被这些娘娘腔看不上眼的庙会文化，乡下戏班子文化，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优雅飘逸”的“古雅文化”。

更何况，从血统上来说，今天中国的这些“汉人”跟古代的汉人也没有多少关系，大多不过是自认的“伪汉人”而已。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人类学家早就证明了，只有现今沿海一代的客家人才是纯正的汉人，客家话才是正宗的汉语言，汉族本身才是一个少数民族。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几百年的大混血就不用说了，五代十国，西夏，辽，金时期几百年的大混血也不用说了。蒙元时期蒙古人，色目人，突厥人，契丹人，女真人，回回人，汉人，又是一百年的融合混血。

而且蒙元时期把中国地区人口分为四等，居于最下等的“南人”，才是正宗的汉人，而居于第三等的北方“汉人”，其实反倒不是汉人，只是辽金时期契丹人，女真人，汉人的混和民族，蒙古人不了解情况，就笼统地把这些胡汉混血民族叫做“汉人”，后世以讹传讹，这些北方伪汉人就自己把自己叫做是汉人了。但是在文化上，却保留的是辽金时期的胡文化，后来继承的就干脆是满清文化了。就是这个原因。

宋王朝灭亡后，汉文化就已经消亡了。蒙元时期，满清时期，文革时期，又大肆篡改胡化，践踏砸毁一通，早就把汉文化碾压得支离破碎，片瓦不存了。满清文化才是我们今天中国文化的正宗传统。

不管是从血统上还是从文化内涵上来说，今天的中国文化都跟汉唐文化扯不上多少关系，不要硬往自己脸上贴金乱认祖宗。

其实我们一直以来所理解所认识的一些东西，特别是传统教育灌输给我们的一些东西，都是有很大误会的。比如说在对满清的认识上面，通常的印象都是腐朽，腐败，无能。其实这种印象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满清王朝距离我们太近的缘故造成的，我们对她了解得多，知道得详细，缺点也看的较仔细明白，优点反倒不注意了。俗话说距离产生美，那些离我们年代久远的古王朝，我们反倒不容易认识到注意到其黑暗野蛮残酷的一面，只会一厢情愿地觉得她们神秘，优雅，其实都是可笑的幻想。

好在党中央也认识到这一点了，所以在文艺界，新闻界，大力宣传弘扬以满清文化为主体的先进文化精华，电视上，电影上，清宫戏，辫子戏，你方唱罢我登场，占据了文艺界的主要阵地，演完了清宫戏现在又开始上演《成吉思汗》等蒙古戏。

我觉得党中央在这个问题上的做法是很明智的，既不宣传少数民族反抗汉人兼并的历史，也要淡化汉人对抗少数民族兼并的历史。而是主要宣传汉人兼并少数民族的历史，更大力宣传少数民族“统一”汉人的丰功伟绩。如果不进行这样的舆论导向，只会加速中国的分裂。

我觉得“中华民族”这个提法很好，本来就没有什么所谓的“汉族”，汉族不过是个伪民族，既没有共同血缘，也没有文化习俗语言（不是指文字）等的共同特征，为了加强民族团结，国家稳定，不如今后更直接了当地把全国各族统称为“大清族”。

满清王朝其实是最具有包容性，开放型，进取性的一个朝代。正是从满清王朝开始了对外国资本的开放，对科学技术的引进，我们今天大搞特搞的招商引资，不过是照搬满清王朝的政策。一国两制，不过是满清王朝开放租借地的小型翻版。正是满清王朝将香港澳门租借出去，才造就了港澳今天的繁荣富裕，成为亚洲的金融中心。

没有比满清王朝的取得天下更具有合法性，正义性的了。明王朝是被反贼李自成灭亡的，满清入关是“为明复仇”，是应汉人吴三桂之邀而来，是为扫平流寇李张，是为救民于水火之中，因为得人心，所以得天下。

满清平定流寇李自成，消灭杀人魔王张献忠，后又平定吴三桂分裂势力，平定准葛尔分裂势力，功德无量。没有满清，就没有我们今天的中国版图。我们这些汉人，伪汉人，都应该永远铭记满清的功德，永远铭记满清对中国的伟大贡献。

没有比满人对汉人更宽厚友好的民族了，满人入关，没有象蒙古人那样把汉人分为四等奴隶，而是作为兄弟民族友好相待，尊敬如宾，礼待有加，甚至把朝中大权都交给汉人和伪汉人掌管，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个个位极人臣，满人象亲人一样信任他们，信任到最后被他们篡了位。

满清强制汉人理发，不准汉人妇女裹小脚，都是为了汉人老百姓的身体健康着想。

虽然有些小小的不愉快，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主要也都是清军中的明闯降兵和汉八旗所干的。满清贵族是不屑于干这种杀人放火偷鸡摸狗的勾当的。

科学研究表明，越是高纬度寒冷地区，人的生理和心理越健康。越宽厚豁达。

共产党以前错误地把自己的历史角色定位于太平天国，义和团，革命党等跟满清王朝作对的拳匪反贼角色，直到民运，法轮功，台独，民族主义流氓闹事等愈演愈烈以后，才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定位有偏差，以前的宣传有错误。所以说“最大的失误是教育”。党中央现在意识到了自己真正扮演的历史角色其实是满清王朝的继承者，不仅要淡化太平天国，义和团，革命党，孙中山，以及岳飞文天祥等的正面性，把以前的错误认识纠正过来。而且要为以前受到不公正评价的那些历史人物和事件平反，翻案，如曾国藩，李鸿章，慈禧太后，并决心把满清王朝未完成的改革制宪事业继承下去。我认为这种做法是非常明智的，对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很重要。

现在东北也开始在搞纪念满清入关几百周年的活动了，这个活动搞得很好，对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正确认识历史很有好处。应该上升到与纪念党的成立和建国一样的政治高度。

满清起兵辽东，入关南下而得天下。共产党也是以东北为基地，南下而得天下。都是代表北方胡文化的。文字狱，文化大革命，本质上都是为了粉碎南方汉文化残余势力而挑起。今天共产党所面对的主要几个敌对势力或潜在威胁：台独，民运，法轮功，皇汉民族主义，实质上都是南方汉文化残余势力。为了打击这股势力，就是应该大力弘扬以满清文化为主体的先进文化。

孙中山这个伪民运，倒是真皇汉，他是客家人，是正宗的汉人，所以要驱逐鞑虏，恢复汉祚。他为了个人的野心，蒙骗了大多数国人，鼓动大家起来造反，颠覆了满清合法政权，造成中国多年混乱，耽误了大清国改革制宪的大好历史契机。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我想告诫这些伪大汉族主义者，伪民运分子，你们别给党中央添乱了。一百年前就是你们这些伪大汉族主义者，伪民运分子给大清朝添乱，才搅得天下大乱，搅得大清朝的改革大业泡了汤。今天党中央正是要完成大清朝未竟的事业，你们就别来添乱了。

我觉得张艺谋在奥运会闭幕式上的演出很好，很精彩，很真实地表现出了中国文化的精华，2008北京奥运会还应该保持这种风格，希望党中央继续任用张艺谋主持2008年奥运会开幕式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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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发明的鬼话和汉字表达之关系
2004-9-27


我曾经写过至少三篇文章来揭示所谓的“四大发明”“古代中国科学发现”等等巫婆神汉之类鬼话的荒诞无稽，但是始终都感到批判得不到位，好像没怎么抓住要点，自己也不太明白是哪里出了问题，明明在心里是搞得很清楚明白的一个问题。

直到我在本坛接触到启明等网友关于汉字思维的局限性等若干论述，给我很多启发，结合我以前对此问题的思索和总结，我突然明白这个问题（四大发明的鬼话）的关键是什么了。

这完全是因为汉字这种思维载体本身的弱智和低能，其能够承载的信息量的贫乏有限，其表达概念的模糊性，不精确性，简略性，可随意组合而导致的多歧义等等原因造成的思维混乱。

汉字是一种单音节文字，每个单字通常都具有其独立的意义，成为单音节词，但是在近代以前，这种以数量有限的单音节词为主的简略的文字（思维载体）所能够表达的思想和所能承载的信息量都是极其有限的。

到了近代，面对从西方社会如潮水般涌来的新概念，新思想，东方人（包括日本人和中国人）在自己的文字中找不到相应的表达方式，不得不采取生搬硬套的办法，用汉字那种有限的单音节词组合成新的多音节词来表示这些新概念。

但是由于组成新词的每个单字本身都具有独立而且多元的意义，这就很容易使人对由单字构成的新词望文生义，产生与原来含义不同而且多元的理解，造成思维混乱。

虽然英文的词汇大多数也是由具有一定含义的词根和前后缀组合而成，但是其词根本身并不能作为词汇单独表达含义，而是要与其他成分组合在一起才有意义，这就使得英文词汇的意思得以严格定义，含义表达清晰而准确，对概念的分类细致而且界限明白。

而且因为这个特点，英文的词汇量得以扩展得很巨大，而每个词汇的意义又准确明白，定义严格。使得英文总体上能够承载的信息量很大，各个概念间又界限分明，不易混淆。

而汉语呢，只能跟在英文的发展后面，人家有了什么新概念，新词汇，自己才能生搬硬套地用原本就有歧义的单字生造出相对应的新词出来，不仅含义表达不清楚，而且其简略化的缺点仍然无法改变。

简略化的文字导致了简略化的思维，所以就有了以下这些笑话：

比如说“火药”这个词汇，他们就能用这么两个简单的单字拼接在一起组成一个新符号就稀里糊涂地把千千万万种毫不相干的不同产物囊括在一起了，然后再白痴呓语般地来一句“是我们发明的”就都成了自己的功劳了。

所以我指出，火药有黑火药和黄火药两大类，而且两者毫不相干，这些家伙就开始倒打一钉耙，反倒指责起我“用词不规范”“不专业”“混淆概念”。

好嘛，我仅仅只是把“火药”做了个“黑火药”和“黄火药”的简单概念划分，他们都接受不了，我要是再把“黑火药”和“黄火药”这两个概念再进一步细分下去，告诉你咱们中国人“发明”的只是用这个笼统的词汇含含糊糊地牵扯在一起的千千万万毫不相干的产物中的某一种而已，他们能理解得了吗？我要是不用这种通俗的表达方式，大家肯定都还会以为近现代枪炮火箭炸弹导弹用的都是咱们“发明”的“火药”呢。

所以构成近现代整个军事工业基础的黄色炸药，棉花火药，无烟火药，双基火药，黑索金，TNT等黄火药系列是无法用汉语的简略表达方式表述清楚的。

至于“黑火药”，也不可能含混地算作是咱们中国人的功劳。这个问题，请参考《从头审视所谓四大发明等说法的种种谬误》等文章。

又来说说“印刷术”。我好歹也还接触过一点印刷工艺，我就怎么也想不通，这些家伙怎么脸皮就这么厚，这么死皮赖脸地就把“印刷术”算作是自己“发明”的了？你们到印刷厂去看看好不好，看看到底那个“印刷术”是不是跟官方宣传中胡扯的所谓“毕升的印刷术”是一回事。不要人云亦云。

这不是某些人辩解的那样是什么“材料的不同”“工艺复杂程度不同”，而是方法，原理根本就不同。本质上就有区别。

关于毕升的所谓“印刷术”，不过是一个既没有实物证据和印本传世而仅仅只有野史杂书中三言两语记载的孤证的这样一个传说，中国官方就能够厚颜无耻地把它宣传成是“发明”了“印刷术”，还死皮赖脸地硬要把人家古登堡发明的铅活字版机械印刷术说成是“从我们这里传过去的”，也不知道这个子虚乌有的毕升那所谓的“印刷术”连他本村本乡都没有传出去，却莫名其妙地凭空传到了数万里之遥的德国古登堡哪里，也不知道是怎么“传”的，是托梦，还是心灵感应？

而且，这个问题上，还有一个被蓄意误导之处，那就是所谓毕升的“泥活字印刷术”，根本就不是什么真正的“活字印刷”，他之所以把单个字符分开刻印，只是为了解决整版刻印容易刻坏版的问题，因为整版刻印，一旦刻错一个字，整块版就坏了。所以当时所谓的“活字印刷”，仅仅只是把字符分开单独刻好以后，再拼在一起使用，而拼在一起的胶泥字符就粘在一起了，根本不能再拆下来反复使用了，跟我们通常所理解的“活字印刷”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这个谎言应该结束了。

如果这就算是“发明”了所谓“印刷术”，那么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类似的“发明”都多得是，比如说：印章，从早在公元前两千多年前的希腊米诺斯文明时期和印度哈拉巴文明时期，都早就有了。

我没有必要再在这里解释西方印刷术的历史源流，技术特征，以及“凸版印刷”“凹版印刷”“平版印刷”“孔版印刷”“丝网印刷”“铅版印刷”“滚筒印刷”“印刷油墨”“铅字铸模”“排版”这些概念了，读者可参考《再谈四大发明的神话完全是一种虚假宣传》等文章。

如果谁还要继续坚持毕升“发明”了“印刷术”这样一种弱智论调，那就请你继续使用毕升泥活字印刷吧，不要一边用着西方人发明的印刷术，一边又恬不知耻地吹嘘自己多么有骄傲的本钱。

还有很多阿Q式的傻瓜常喜欢炫耀的那段从西方人编写的历史故事小册子中断章取义拼凑而来的“没有我们的四大发明，就没有你们的资本主义，文艺复兴，科学，民主”一类的蠢话，本来这只是西方人惯有的那种夸张的语言习惯。跟西方人打过交道的人知道，西方人恭维人时是不吝啬于使用极为夸张的形容词的，结果这些阿Q式的傻瓜就真的把这些哄小孩子开心的奉承话当作值得夸耀的资本了，也够滑稽的。

其他诸如此类的“古代中国科学发现”，都是用这样指鹿为马的拙劣手段胡乱炮制出来的。（此问题我将会有专文论述）

怎么样玩弄文字游戏，炮制没有任何社会价值没有任何智力贡献的无聊鬼话，就是某些中国人的“专业”，就是他们赖以混口饭吃的“专业”。

这些蠢货，他们根本不需要去进行任何有创造价值的思想劳动，只需要嘴巴一张，胡乱把几个汉字拼接在一起，偷换一下概念，就轻轻松松，无中生有地把整个人类智慧的成果都算作成了自己的功劳了。

这些所谓的“古代科学发现”，其实只不过是一些跟现代科学技术性质完全不同的似是而非的原始手工艺技术或粗浅的感性认识，甚至干脆就是一些从民间传说神话故事野史杂书中挖掘拼凑出来的所谓“国粹”，“民族遗产”。最接近的也不过就是一些夭折了的技术雏形。而其他国家同样的这类技术雏形早早晚晚的也多的是，只不过他们故意不提或干脆就不知道。

另外一个相类似的笑话，就是所谓“五千年文明古国”“四大文明古国”之类的顺口溜。他们连“文明”这个概念到底是什么含义都搞不清楚，却嘴巴一张就是“五千年”“四大”，多么轻松。

所以大家应该明白了，越是智力有缺陷越是不愿意思考的人就越是能吹牛，越是喜欢吹牛。因为这能够掩饰他们在智力上的缺陷和思维上的懒惰无力。（关于此问题，可参考《所谓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无稽之谈》一文）

自从李约瑟这个喜好猎奇的巫术爱好者考证出所谓的“四大发明”之后，以及象斯塔夫里阿诺斯之流的文科出身的书呆子跟着一吹捧，中国的这些“民族主义者”“爱国者”就如获至宝，仿佛自己一下子就有了面子似的，仿佛得了洋人的脸似的。逢人就恬不知耻地象一帮傻X似的大肆炫耀（还是用虚假的材料）：是我们发明了四大发明，才有了你们西方的整个文明和科学，怎么样，了不起吧？

这些蠢货，自己本钱都还不知道在哪里，就开始在盘算着怎么向别人收利息了。

他们应该自己摸着良心问一下：如果不是西方人来了，教会了中国人科学，民主，法治，等等这些使用汉字作为思维载体的脑袋瓜根本产生不了的思想，概念，如果不是这样，毫无疑问的，现在大家都还会在给官老爷磕头，打屁股，白天刨地晚上点油灯的野人一样的生活中麻木地行尸走肉地苟延残喘着。

要不是汉语实现了欧化，毫无疑问地，现在大家都还在操着那只有有限的几个双音节词和单音节词的弱智的古汉语，象傻瓜一样继续重复着那“之乎者也”的白痴一样的呓语。

我根本不会试图去说服这些愚蠢的所谓“民族主义者”“爱国者”，因为他们的愚蠢和偏持根本上是由基因决定的（请参考《中国人的专制习性是不是因为遗传原因》等文），事实的真相对他们来说无关紧要，他们只愿意相信那些能够给他们带来虚幻的荣耀的消息，哪怕那是谎言。

至于炮制这些鬼话出来愚弄“民族主义者”“爱国者”们以为政治目的服务的那些在背后操纵的师爷们，当然就更不存在说服教育的可能性了，他们当然知道自己炮制的这些东西只是谎言，要愚弄欺骗别人的人自己当然还不至于愚蠢到自己都把自己的骗局当真的地步。

我只想提醒那些跟我一样，曾经被官方的愚民教育所蒙蔽，却又良知未泯，仍然想要追求真理的人们，不要再轻易相信这一类的鬼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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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虎队]

[飞虎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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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的雅利安来源——为汉人正本清源
2004-10-28


今天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大多都呈现出明显的黄种人特征。而这大多数人也以古代华夏文明创始者的传人自居。那么，创造了中国地区最初的华夏文明的那些古代民族，他们是什么人种呢？事实是，他们却是白种的雅利安人。

这并不是什么天方夜谈。事实上，有大量的考古发现和以DNA检测结果为依据的体质人类学以及比较语言学上的证据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只不过，这个历史事实一直都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禁区。

因为现在的中国一直都是以古代华夏文明的继承者自居的，而这个历史事实却会把现在的中国政府和中国的这些伪“民族主义者”置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原来他们一直都是在乱认祖宗。

证明这个历史事实的主要证据有以下这些：

山东，河南，四川，陕西，甘肃，内蒙，新疆等地出土的大量具有高加索人种（白种人）特征的古人类遗骨，干尸，以及雕像文物等；古文献中关于古代华夏民族及北方游牧民族中具有高加索人种（白种人）成分的大量记载；古汉语中与英语等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语言同源的大量原始词汇。等等。

在详细阐述这些证据之前，首先我们来大致了解一下种族和语族这两个概念，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通常我们都简单地把人种分为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不过这只是一种通俗的说法，并不准确。而且按照皮肤颜色把人分类也不太科学，因为肤色受外界影响很大，恰恰不是最重要的人种特征。通常应该按照眼睛颜色，毛发颜色，毛发形状，鼻形，眼形，头形指数，等等区分。

照此大概可将人种分为高加索人种（白种人），蒙古利亚人种（黄种人），尼格罗人种（黑种人），俾格米人种（小黑人）等几大类，其他一些过渡种族和混和种族以及难以归类的不重要的种族这里不再赘述。

人类的语言，则大概可分为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闪米特语系，含米特语系，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等几大类。（美洲印地安语和非洲黑人班图语等除外）

而按照语言将人分类，就可以将人类分为印欧语系民族（广义的雅利安人），闪米特语系民族（包括犹太人，阿拉伯人，古巴比伦人，古亚述人，腓尼基人等），含米特语系民族（包括古埃及人，北非柏柏尔人），汉藏语系民族，阿尔泰语系民族（包括蒙古，突厥，通古斯[女真]三大语族）等几大类。

这种按照语言分类的语族并不等同于按照体征分类的种族，但是两者（种族谱系树与语言谱系树）大体上是吻合的。所以本文中可视为等同。不过印欧语系民族与闪米特语系民族同属于高加索人种，所以本文将属于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民族作为广义上的雅利安人单独归类。

然后我们来看看具体的证据：

（一）。山东博物馆的考古学家和中国古生物分子遗传学研究所，通过对山东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山东临淄古墓群中古人类遗骨中提取的DNA样本所做的检测，研究表明，儒家的发源地－－山东，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春秋战国晚期，当地人的人种特征都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白种人），进而可推知：儒家的创始者－－孔子，毫无疑问也是属于高加索人种的成分。

一直到了隋唐时期，山东当地人的人种特征才开始转变为高加索人种与蒙古尼亚人种的混合成分，近似于今天新疆中亚的黄白混血种人；然后到了明清时期，山东当地人的人种特征才开始转变为较纯粹的蒙古利亚人种。

这个研究结果曾经在2000年“21世纪中国考古学和世界考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公布过，2002年的《齐鲁晚报》《山东商报》也曾有过报道。

（二）。从殷墟遗址，中国地区最早的文明－－商文明的遗迹中发掘出来的遗骨中，有高加索人种的遗骨。（关于文明的定义等问题请参考《所谓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无稽之谈》等文章）

同时也有蒙古利亚人种和尼格罗人种（黑种人）的遗骨，一般都来自于殉葬坑和祭祀坑，应该是战俘或者奴隶。

（三）。中国古代史书上记载的周边民族－－西戎，北狄，南蛮，东夷，都是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的成分，并且直接构成了商，周，等中国地区早期文明的人种来源。比如商文明的两个来源之一就是东夷－－也就是上文第一条所提到的当时山东各部落和民族。东夷应该是一个游猎部落。（《说文》：夷从大从弓，意即弓箭手。）

而生活在山东的东夷，既然是高加索人种的成分，来源于东夷的商，当然也毫无疑问是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的成分的，并且也被考古发现所证实。两者关系非常密切，而孔子也是商的遗民后裔。

郭沫若也曾考证过，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东夷人，体貌特征为胡须体毛较浓密，鹰钩鼻，这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成分；北狄中也含有浓须，蓝眼，高鼻的高加索人种成分(《中国史篇》)。

另外，东夷可能也含有部分通古斯人（属蒙古利亚人种）的成分。

（注意：古史上所说的戎，狄，蛮，夷，是与西，北，南，东四个方位严格对应的。）

（四）。中国地区的第二个文明－－周，也是来源于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成分的西戎（说吐火罗语－－属印欧语系）。周人始祖名为弃，号为后稷，其母为姜嫄，系出自羌人部落（姜，羌同源），而羌人为西戎的一支。周人直到灭商入主中原之后才开始“贬戎狄之俗”逐渐摆脱游牧文化的影响。（《说文》：羌从羊，意即牧羊人。）

不仅西周墓葬中发现有很多高加索人种特征的颅骨，而且，1976年在甘肃灵台白草坡一座西周墓出土文物中，有一尊青铜鼓上的人头像具有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1980年陕西扶风西周宫殿遗址出土的蚌雕人头像，雕像高鼻、狭面、深目，也具有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其中一个头顶上还刻有一个“╋”字（“巫”字），这个符号来源于公元前5500年前的西亚哈拉夫文化。

（五）。传说中的黄帝，炎帝，尧，舜，禹等人，并不是实有其人，只是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才陆续由方士文人根据神话传说虚构出来的人物，但是其所对应的考古年代上相应的氏族部落，如尧，舜，禹所对应的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据中国学者考证，都是使用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的民族，而使用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的各民族基本上都属于高加索人种。

关于此问题可参考余太山等人的相关著作，如《塞种史研究》及《说大夏的迁徙——兼考允姓之戎》《有虞氏的迁徙——兼说陶唐氏的若干问题》等论文。

来源于西北的北狄的，传说中的黄帝部落，也是一个说吐火罗语的印欧语系氏族。姜姓的炎帝部落也是源于印欧语系的羌人（姜，羌同源。）

周灭商之后，狄戎的一部分也受到了分封，建立了一些小诸侯国，其中最大最长久的是中山国，而这个“中山人”据史书上的记载就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

“夏”是夏后氏的自称，“大夏”与“吐火罗”对音近似，据王国维，顾颉刚考证，来源于印欧语系。周灭商之后，因为周与来源于东夷的商不是同一民族，而与夏后氏同为西戎系统，于是以传说中的夏的继承者自居，也称自己为“有夏”，称其同盟部落为“诸夏”；而“华”本也是周人的自称，于是此后生活在中原一带的人就自称“华夏”，与此区别于其原来的本家－－西戎，北狄，南蛮，东夷，这就是汉人的前身－－华夏族名称的来源。

周谷城先生也说过：“夏，商，周并不是三个相续的朝代，而是三个不同的部落或民族”（《中国通史》）。

（六）。与我们通常想象的不一样的是：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前，即匈奴开始向西迁徙之前，整个欧亚大陆上，不仅欧洲，中亚，伊朗，印度河恒河流域，西域（新疆），阿尔泰地区，而且通过河西走廊一直延伸到今天的甘肃，陕西，乃至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高原的整个范围，都是被属于高加索人种的使用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的广义上的雅利安人占据着的。这一点已经被大量的考古发现所证实。

古史记载的生活在中国西部包括西域以及甘肃陕西及河套地区的月氏，乌孙，楼兰，龟兹，犬戎，猃狁，羌（羌方，羌戎，姜戎），人方，鬼方等，都是说吐火罗语或者东伊朗语的印欧语系各民族。在四川，山东等地也有印欧语系的高加索人种分布。

中国中西部及河套地区说吐火罗语的印欧语系各民族来到中国的时间相当之早，因为吐火罗语属印欧语系中的centum语组（与日尔曼语相同），即印欧语系中较为原始的颚音类语言；而西域中亚一带说东伊朗语的塞人，则是属于印欧语系中的satem语组，即印欧语系中后期成熟的丝音类语言，很显然吐火罗人来到中国的时候是在其途经的中亚印欧语系各民族的丝音类语言还未分化出来之前，由此可知这个时间大概在公元前4300年前印欧语系民族的第一次大迁徙的时候。通过对新疆出土的大量高加索人种古人类干尸的DNA检测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而那时候，中国地区的早期文明还未出现，属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各民族已经来到了中国腹地，包括早期的吐火罗语各族以及后期的东伊朗语各族，并逐步带来了中东西亚先进的生产技术，小麦，大麦，及驯养牛马，车轮，两轮战车，青铜冶炼术，及后来的冶铁术等等技术，而且受中东的楔形文字影响发展出了早期的甲骨文，直接创造了中国地区的早期文明－－商，周。

（七）。从文化上来说，从商周青铜器上的双马族徽，到新疆天山和内蒙古阴山古代岩画上的双马神像，以及中国北方草原和农牧交界地带的双马纹艺术品，与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共有的多神教神祗之一：双马神偶像，在文化上是一脉相承的。毫无疑问地都是来源于印欧语系各民族。

另外，商人是政教不分的，有很强烈的宗教性。这一点正是古代印欧语系的雅利安民族各分支共同的特征。

来自羌戎的周人，信仰阴阳，与印欧语系民族最早的宗教－－祆教很相似。岑仲缅先生认为周人是祆教徒，《易经》也来源于祆教。

楚人苗人的祖先－－南蛮，也是深受印欧语系民族的影响，甚至也可能含有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民族的成分。楚人的神话系统与雅利安人的神话系统很接近。

吐火罗人的一支，羌人，在文化上继承了很多印欧语系民族的风俗，例如火葬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先秦时期的文献如《墨子》《列子》等都提到，氐人羌人是实行火葬的，火葬就是源自印欧语系民族，例如印度－雅利安人就在相当长的时期一直实行火葬，而伊朗－雅利安人在祆教流传前也是实行火葬的。

与羌人并称的，后来南迁的氐人，也混有大量的高加索人种成分，其与月氏人一样都将其国王称为“诏”，其与百越诸族融合的西南后裔白蛮、乌蛮等族建立的政权也称作“六诏”，其后建立暹罗的泰人也称其王为“诏”。

根据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彝族中有一支部族有高加索人种的特征，而彝族正是氐人的后裔，而且今天的彝族仍保留着火葬的习俗。

印欧语系的吐火罗人在文化上对早期华夏文明的影响还大量表现在语言方面。祁连山的“祁连”这个名字就来自于印欧语言，意为“神圣的”。佛教经典最初也全是经过印欧语系的吐火罗语译成汉语的。

汉代设立的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其中武威，张掖，敦煌的得名都与吐火罗语有关；“张掖”为“昭武”的同名异译，昭武城曾经是吐火罗人的一支月氏人的活动中心，后来西迁至中亚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人至唐朝时仍以“昭武”为姓，以示不忘根本；“敦煌”则与“吐火罗”或“大夏”一名有关；而武威的原名或者另一名“姑臧”也出自吐火罗语；“姑臧”与“高昌”同源，也是吐火罗人的活动区域，而高昌的原住民车师同楼兰、龟兹、焉耆一样都为吐火罗人的一支。

（八）。我们现在使用的汉语，通常被归为汉藏语系，但是这种分类法一直都是有争议的。实际上，在上古时代，汉语也是多音节语，后来因为受单体方块字影响，逐渐演变成为了后来的单音节语。

有学者通过比较汉语与英语等印欧语系语言的原始词汇的发音异同，提出了汉－印欧语同源的理论，将汉语归为汉－印欧语系的一种。

关于此问题可参考谈济民的《汉英词汇的近源探秘》以及周及徐的《汉语印欧语词汇比较》等著作。

例如，据林梅村先生用比较语言学所做的分析，“剑”这个词最早就是来自于吐火罗语，它与后来武王斩纣所用的“轻吕”以及匈奴人的“径路”等都是古印欧语中“剑，刀”的同源词，但后者晚出，来自东伊朗语。

（九）。四川广汉出土的三星堆文化，更是典型的外来文化，其出土文物中大量的人像，面具，都是高鼻深目，典型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其出土文物中的金王杖，青铜神树，以及明显的牛崇拜，石头崇拜，建筑样式，以及悬棺丧葬这些文化特征，都是古代闪米特人，雅利安人的文化特征，也是犹太文化中重要的丧葬现象。有学者推测这是闪米特语系的古犹太人的文化遗存。

（十）。华夏族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在东周以前，因为不断有世界范围的印欧语系雅利安人的迁徙运动作为补充，所以仍得以保存。其后，印欧语系雅利安人的迁徙活动逐渐减弱，失去了补充的源泉。而中原本土土著以及蒙古高原腹地和东北亚的蒙古利亚人种源源不断的人口补充开始使得蒙古利亚人种成分在中国地区占了上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来源于西戎的秦，已经表现为明显的蒙古利亚人种特征，与中原华夏诸族具有了明显差异，故此中原诸族一直把秦当作异族看待。秦入主中原之后，通过种族屠杀和文化同化等手段，于是开始了中国地区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

（十一）。而中原汉人的高加索人种特征一直到汉末两晋时都还有很大残留。如，河北老山汉墓女墓主的头骨经过面部复原之后，发现其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

《晋书》和《世说新语》就记载东晋明帝为“黄须”“黄头”，这是典型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并称其为“鲜卑奴”，称其母为“燕代人”（今北京地区），称其与其母貌相类似。由此可知，当时的鲜卑部落中，乃至华北地区当地人，是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成分的。

另外，熟悉三国历史的人应该知道，当时很多人都是典型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如孙权是“碧眼”“紫髯”，曹操的儿子曹彰是“黄须”，关羽，太史慈，程昱等人，都是“美须髯”（就是大胡子），这些在《三国志》的记载中比比皆是，从中可看出，当时汉人的体毛很重，毛色较浅，这都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的特征。而这不仅跟现在中国地区的伪汉人体貌特征大不相同，也跟当时纯粹的蒙古利亚人种的体貌特征不同，倒是跟突厥，鲜卑等具有高加索人种成分的北方游牧民族很相近。

而且有意思的是，跟后来明清时已经杂化得很厉害的伪汉人时期相比，汉晋时的《三国志》中并不象明清时的《三国演义》那样把这些看作是很怪异的现象来描写，只是叙述人物生平时作为一种绰号顺带提一下，可见这种高加索人种特征在当时汉人中是很普遍的现象。

（十二）。不仅如此，秦汉后以至隋唐，中原周边游牧民族如匈奴，突厥，蒙古，契丹，女真等本属蒙古利亚人种的部落中，也含有大量的高加索人种成分。如古文献中记载的白夷，白狄，长狄，赤狄，白匈奴，黄头鲜卑，黄头室韦，黄头女真，等等。

前面说过，《晋书》和《世说新语》都记载东晋明帝为“黄须”“黄头”，这是典型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并称其为“鲜卑奴”，称其母为“燕代人”（今北京地区），称其与其母貌相类似。由此可知，当时的鲜卑部落中，乃至华北地区当地人，是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成分的。

据考证，鲜卑人中慕容氏，拓跋氏，宇文氏，独孤氏诸部中具有高加索人种成份的应该就是慕容部。

唐朝时在西北有一支被唐王朝皇室认做是本家的民族：黠嘎斯（吉尔吉斯）人，又称为坚昆，因其曾建立古坚昆国。其人种特征就是：赤发，白面，绿瞳，也是高加索人种特征。

这进而可推知，唐朝李氏皇室的来源也可能是含有高加索人种成分的。事实上，隋唐两代皇室，杨氏，李氏皆为鲜卑血统，杨李二家是表亲，杨氏，李氏与宇文氏，独孤氏家族世为婚姻，宇文氏，独孤氏都是鲜卑姓。唐高祖李渊本姓大野，是鲜卑姓，母亲独孤氏。李渊李世民都是鲜卑血统。李世民祖母，母亲都是鲜卑人，李世民身上至少有四分之三是鲜卑人血统。

此外，象什么长孙，尉迟，都是胡人姓氏。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与《旧唐书》《新唐书》的《室韦传》都记载室韦诸部中有“黄头室韦”，也称“黄头部”，而室韦即是蒙古诸部的前身。

成吉思汗和他父亲也速该也是蓝眼睛，他们的氏族名“勃儿只斤”就是“蓝眼睛”的意思（一说灰眼睛）。

《三朝北盟会编》记载有一部女真人“多黄发，鬓皆黄，目睛绿者，谓之‘黄头女真’”；《松漠纪闻》“黄头女真”条称其“髭发皆黄，目睛多绿”；《契丹国志》卷《诸蕃国杂记》“黄头女真”条记载其相貌特征是“髭发皆黄，目睛多绿”，这显然是高加索人种特征。

《新唐书》卷110《李多祚传》记载“李多祚，其先靺鞨酋长，号‘黄头都督’，后入中国，世系湮远”，说明唐代靺鞨人中也有黄发碧眼的部族。

唐朝安史之乱时，安禄山，史思明等人及其部族也是来源于高加索人种成分，《旧唐书》称安史叛军为“羯贼”，羯即“五胡乱华”时的羯族，史书记载即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成分。

来自于贝加尔湖以北的丁零－铁勒诸部，据考证原本也是属于高加索人种，或者可能是塞种人－蒙古人混血。

原本就生活在蒙古高原和东北亚的阿尔泰语系各民族（又分为突厥，蒙古，通古斯三个语族），虽然各自都含有一定的高加索人种成分，但是仍是以蒙古利亚人种为主。但是其中生活在西部的突厥语族，因为与当地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各族融合混血程度最深，其融入的的高加索人种成分也越来越加深，中世纪向西迁徙之后，最西边远至欧亚交界处的突厥人的一支（土耳其），已经完全转变为高加索人种成分。

突厥部落联盟中最强大的阿氏那部落很可能就是突厥化的塞种人(属高加索人种)。

而生活在中部和南部的突厥人，如历史上的克烈部和乃蛮部，也是信仰景教（基督教的一支）的以高加索人种为主的。他们占据了整个蒙古高原面积和人口的三分之二，另外的三分之一才是生活在大兴安岭和贝加尔湖之间的蒙古人，后来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的战争几乎消灭了一半的突厥部落，才使得蒙古高原上蒙古利亚人种的成分又占了上风。而成吉思汗本人也含有四分之一的突厥血统，前面也提过，他本人可能也是蓝眼睛的高加索人种成分。

而中国地区早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仰韶文化，据学者研究，是属于古突厥民族的文化，在华北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各种文物，据分析具有明显的古突厥族文化特征，古突厥文化特征为：

一。陶器上画有鱼纹或人身鱼纹；
二。杀马祭天；
三。彩文陶器；

仰韶文化与此完全吻合，所以其根源应在中亚一带，而不是中国地区。

（十三）。古代诗歌中也有大量关于高加索人种特征的北方游牧民族的记叙。

唐代诗人张籍的《永嘉行》一诗中记叙有“黄头鲜卑入洛阳”；

苏轼题唐人韩干的画赋诗曰“赤髯碧眼老鲜卑”；

杜甫的《悲青阪》诗记叙有“黄头奚儿日向西”；

白居易诗《西凉伎》记叙“紫髯深目两胡儿”；

岑参诗《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记叙“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

李白诗《幽州胡马客歌》记叙“幽州胡马客，绿眼虎皮冠”；

张说诗《杂曲歌辞·苏遮幕》记叙“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宝服紫髯胡” ，

丁仙芝诗《戏赠姚侍御》记叙“重门启锁紫髯胡”；

寒山《诗三百三首之二四四》记叙“大有碧眼胡”；

吕岩《七言》记叙“碧眼胡儿手指天”。

证据实在是太多了，举不胜举。

除了大量史料中的记载之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古代的传奇，志怪，小说，平话等等文学作品中，谈到异能之士，也往往喜欢描述为“碧眼，黄须，赤发，红脸”等等，而这都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

虽然这只是文学描写，但是却真实地反映出了古时候很多智勇突出的人物都是带有高加索人种特征的。仔细想想其实也很正常，我们平常生活中看到的也是，高加索人种不论是在体能上还是在智力上普遍都比纯粹的蒙古利亚人种要强得多，正因为这样，在古时候，具有高加索人种血统的人在能力上表现得很强，所以文学描写中往往很自然地把具有特异才能的人描写为具有高加索人种特征的形象。

（十四）。不仅中国，而且远至日本北海道，当地土著人阿依努人（虾夷人）也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多体毛，胡须浓密，头发卷曲，皮肤白皙，与属于蒙古利亚通古斯人种的日本主体民族大不相同。

甚至远至美洲墨西哥，也发现有高鼻深目形象的雕像文物，说明高加索人种以东亚为跳板曾经远徙至美洲。美洲印地安人虽然属于明显的蒙古利亚人种特征，但是人种学的研究表明，北美印地安人大部分部落的父系血统中都含有数千年前的某个高加索人种的因子。

（十五）。中国地区古代居民除了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蒙古利亚人种的成分之外，甚至还含有不少的尼格罗人种（黑种人）和俾格米人种（小黑人）的成分。

如《山海经》就屡屡出现中国南方有黑色人种的记载。考古发现也证实了新石器时代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柳江人，河姆渡人，昙石山人的人种特征都与尼格罗人种相似。

《小雅·天保》《虞书·尧典》中记载的“黎民”，据郭沫若考证：“黎，大约就是中国古代的先住民族，这种人或就是马来人。‘黎民’就是最早被汉(中原)民族征服了的棕黑色皮肤的先住民族。这种民族被征服了以后便被当成奴隶使用……一天一天地消失了”（《郭沫若全集》）。

中国古代的濮族，被商人征服，尔后演变为“仆”的意思，而濮就是指一种黑种人。

还有古史中记载的“昆仑奴”，也是一种黑种人。


现代中国地区的人种极为复杂，特别表现在南北汉族的种族巨大差异上。简单说来，秦淮以北基本上是蒙古利亚人种中较为纯粹的北蒙古亚种，也就是几千年来不断迁徙南下并被汉化的北方匈奴，突厥，蒙古，契丹，女真等阿尔泰语系各族的后裔，并混有一部分早期高加索人种的华夏族成分。

而南岭以南，则是蒙古利亚人种中混有大量尼格罗人种和俾格米人种（都是黑种人）成分的南蒙古亚种（又可称为马来人种），也就是古代被迫南迁的百越各族的后裔。

夹在中间的，长江流域一带，就是南北两端这些北方游牧民族与早期华夏族及汉人以及百越南蛮等族融合混血的后裔。

北京中科院遗传与发展生物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袁义达，通过对南北汉族人群的线粒体DNA和血清免疫球蛋白所做的分析鉴定，证实了南北汉人在种族上遗传基因上存在着巨大差异。而且南北汉族在血缘上的差异比南北汉族各自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差距还大，

另一个比较直观的现象，就是南北汉人在血型上区别很大，北方人A型血居多，南方人B型血居多。

通常我们都说“我们是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人”，但事实上并不确切。皮肤颜色就不用说了，因为前面说过了，这恰恰不是重要的特征，而且很多中国人的皮肤白得比世界上某些地区的高加索人种还要白（如印度，中东，北非）。头发的颜色也不用说了，很多人都是天生的浅色头发。而眼睛的颜色，却是个很重要的特征（因为受外界环境影响小），很多人却并不是真正的黑色，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会发现它实际上是棕灰色的，或棕黑色。

另外，诸如铲形门齿，蒙古斑，蒙古褶这些特征，通常被当作是广义的中国人的共有特征，实际上并不准确，这些特征在高加索人种和尼格罗人种中同样也存在，只是数量多少的差别而已，在中国南方的百越系汉人中很多人却没有。

所谓人种这个概念，只具有相对性，并不存在所谓纯粹的某种族，各种族之间都存在着一个交叉混和的边缘，具体到个体身上，只能说其遗传基因中那种种族成分较多一些而已。

要从遗传学的角度分辩出一个人的遗传基因中到底包含有那些人种的成分是很复杂的事情，不过有一些外貌上的简单识别方法可以参考一下：如果一个人是单眼皮，细小的眯缝眼，面庞较扁平，颧骨较突出，那么通常来说，这个人的蒙古人种的成分相对较多一些；如果一个人是双眼皮，眼窝较深，眼眶较大，额头较高，鼻梁较高而挺直，则高加索人种的成分较多一些。

另外，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以前曾经被通缉的那个广西籍杀人犯马加爵，他的长相，跟拳王泰森有很多很相像的地方，典型的特征，都是扁扁的塌鼻子，外翻的厚嘴唇。而岭南的广东广西一带很多人都是这种外貌特征，这就是马来人种的特征，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南方的马来种汉人（百越人的后代）以及东南亚一带马来人种都是混有大量尼格罗人种和俾格米人种（都是黑种人）的血统。

实际上，完全可以把蒙古利亚人种看作是高加索人种的一个分支，国外的学者认为，高加索人种中金发碧眼的诺迪克亚种和黑发黑眼的蒙古利亚人种都是高加索人种中黑发白肤的暗白人种（伊比利亚亚种）分别向西北方和东方发展而产生的两个分支，为了适应西北欧当地寒冷的森林环境，和东北亚的风沙环境，而各自产生了后来的体貌特征上的差异。关于此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韦尔斯的《世界史纲》一书。


高加索人种的分布如此广泛，是与其远古时代几次大规模的迁徙活动紧密相关的，而这种大规模远距离的迁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属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民族最早掌握的两项技术发明：驯养牛马和冶铁术（当然并非所有的情况都是如此），以及源自中东中亚的青铜冶炼术，车轮，两轮战车等等技术。

高加索人种的发源地通常认为在今天俄罗斯南部的黑海北岸及高加索一带，故称之为高加索人种。在上古时代，高加索人种中的印欧语系雅利安人广泛分布在从东欧到中亚的草原地带，即今天的乌克兰和哈萨克一带。

大约在公元前4300年前库尔干文化时期，原始的印欧语系民族就开始了第一轮大规模的迁徙活动，新疆，陕西，甘肃，山东，甚至远至北海道等地的早期高加索人种部落大概就是那时候来到当地的。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500年之间，在整个欧亚大陆上又开始了第二轮以南俄中亚草原为中心，向东，南，西三个方向辐射，以雅利安人为主体的印欧语系民族大迁徙的运动。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大迁徙运动。

在西方，希腊半岛，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中的希腊阿开亚人和多利安人取代了早前居住在此的也可能是属于原始印欧语系或者是闪含语系的克里特人皮拉斯基人（希腊米诺斯文明创始者），创造了希腊迈锡尼文明和后来的希腊古典文明；

在中欧，西欧，北欧，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中的凯尔特人，拉丁人（含罗马人），斯拉夫人，日尔曼人，分别取代了当地同属于高加索人种的土著民族，创造了罗马文明和后来的欧洲古典文明。

在南方，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中的赫梯人，进入小亚细亚，创造了赫梯文明，最早进入铁器时代。同时压迫喜克索斯人向南迁徙，结束了埃及的中王国时代。

在东南，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中的米底人，波斯人，与当地的依兰人融合，创造了早期的波斯文明，后又建立了波斯帝国。波斯人就是今天伊朗人的祖先。

在印度河流域，恒河流域，印度－雅利安人取代了当地可能含有高加索暗白人种和尼格罗人种混血成分的达罗毗图人（印度早期的哈拉巴文明创始者），创造了印度古典文明。

在东方，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中的吐火罗人，塞人等，一路途经中亚，新疆，阿尔泰，河西走廊，进入中国地区，与当地属于蒙古利亚人种的阿尔泰语系民族，藏缅语族融合，创造了中国地区的早期文明－－商，周。

前面说了，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在其大迁徙中得益于其掌握的驯养牛马，两轮战车，青铜冶炼术，冶铁术等等先进技术，特别是在迁徙至中国地区并创造中国地区早期文明的过程中更是如此，并将驯养牛马，车轮，两轮战车，青铜冶炼术，冶铁术，等等技术逐渐传入中国地区，其中驯养马的技术，以前有人认为是起源于中东，也有认为是起源于阿尔泰语系民族（如《世界史纲》），不过近年来通过对世界上所有人工驯养马种的基因检测结果表明：世界上所有的人工驯养马种都是同源的，都来源于南俄罗斯草原上雅利安人最早驯养的马种，中国地区也是如此，甲骨文中也有关于马的进口的记载，证实了这一点。

在三千多年前的这一轮雅利安人大迁徙运动中，奠定了世界上各主要古典文明的基础，紧接着在两千多年前的人类历史上第一轮思想大爆发中，产生了同属于雅利安民族的希腊的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理士多德，阿基米德，欧几里德，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印度的佛陀（释伽摩尼），中国的孔子等一大批圣哲，其思想影响了人类历史达两千年之久。

世界上使用的大部分语言，包括日耳曼语，拉丁语，斯拉夫语，罗曼语，凯尔特语，希腊语，亚美尼亚语，印度语，伊朗语，都属于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前面说过了，古汉语很可能也是与印欧语系同源的语言。

同属于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各民族和闪米特语系各民族，创造了人类历史中绝大部分的文明成果，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简单事实。虽然这一点曾经被希特勒部分地利用，作为屠杀犹太人的借口（实际上犹太人也是属于高加索人种的闪米特语系民族），所以，出于“政治正确性”的考虑，现在人们已经避免再提及这个历史事实，但是事实就是事实，以任何政治理由都无法否认。

华夏文明的创始也是来源于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今天中国地区人种中的一部分成分也来源于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华夏族，只不过因为地理位置的封闭和跟中东中亚文明母体之间文化传承的断绝，以及文化上的自大心态，我们逐渐忘却了我们民族及文明的原始来源。

前面说了，秦汉时期开始了中国地区第一轮大规模的民族融合，中原地区早期的高加索人种成分开始逐渐转变为以蒙古利亚人种为主，但是直到汉末两晋时仍有残留。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是第二轮民族大融合，不过其融合的情况较为复杂，因为当时迁徙南下参与融合的“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虽然以蒙古利亚人种为主，但是都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的成分，有些甚至完全就是高加索人种成分，如羯族。所以直到隋唐时期，中国地区的人种结构虽然以蒙古利亚人种越来越占主要成分，但是仍残留了不少的高加索人种成分。

中国地区的人种成分转变为以蒙古利亚人种占绝对优势是到了辽，金，元三代时才完全实现的。在这几百年中，来自蒙古高原腹地和东北亚的蒙古，契丹，女真等较纯粹的北蒙古利亚人种，继“五胡”时代匈奴鲜卑之后又源源不断地补充到中原黄河流域一带，而原本生活在此的含高加索人种和蒙古利亚人种混和成分的杂化了的“汉人”则不断南迁，与长江流域的南蛮百越各族融合。

实际上，从种族和文化的角度，可以把中国地区的历史分为四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商，西周，春秋战国，为一个阶段，其种族以高加索人种为主，文化上属于受印欧语系雅利安文化影响较深的系统；秦汉魏晋时期为第二阶段，种族以蒙古利亚人种为主，融合了早期高加索人种的华夏族成分，文化上以逐渐摆脱了印欧语系雅利安文化影响而成形的独特的“汉文化”为主；而南北朝隋唐时期为第三阶段，种族上以蒙古利亚人种和北方游牧民族中含有的高加索人种的新鲜成分之间又一轮融合为主，文化上也表现为“汉文化”与北方阿尔泰语系民族“胡文化（游牧文化）”的又一轮融合为主；到了辽，金，宋，元，明，清时期，为第四阶段，种族上已经完全转变为蒙古利亚人种占绝对优势，文化上则转变为了形式上带有一些“汉文化”的色彩，但内涵上则是胡汉混和的一种不伦不类的四不象的“伪汉文化”。一直保持到今天。

所以说现在中国地区的这些以华夏文明传人自居的所谓“汉人”，其实只不过是一些“伪汉人”而已，一些在几千年来的民族大迁徙和民族融合中部分汉化了的北方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后裔，及其和早期高加索人种成分的华夏族以及南方百越南蛮等族融合混血的后裔。

而现在的共产党政权就是一个伪汉人政权。其潜意识中扮演的就是满清王朝的历史角色，所以不难理解其一直都在不遗余力地宣扬肯定满清文化和历史。

从种族和文化上来说是如此，从民族性格上来说，现在生活在中国地区的这些“伪汉人”，跟早期受印欧语系雅利安文化影响很深的具有强烈宗教性的高加索人种成分的古代华夏族，也是完全不同的。古代华夏诸族，做人都特别强调原则，心中有一个“义”字，知道有所不为，有所必为。不像现在生活在中国地区的这些“伪汉人”，完全只是凭着一种动物性本能而生活。

我近来勤读史书，愈发觉得现在生活在中国地区的这些伪汉人，在民族性格上跟古代的雅利安华夏民族实在是没有一点相似之处。其种种虚妄愚蠢，骄奢淫逸，腐化堕落，下流猥亵，卑鄙无耻，疯狂残忍，哪里有古代雅利安华夏民族那种朴实清雅古风的一点影子呢？两者之间根本就看不出有什么关系。

先秦时代的雅利安华夏族，固然清明高雅，秦汉之后逐渐杂化了的华夏族后裔——汉人，也仍然残留着他们祖先那种刚毅勇敢，明智果决的性格。

隋唐之后的汉人，虽然也窝囊，猥琐，不堪，但是多少还有点廉耻之心，心中有一个“义”字，知道有所不为，有所必为。哪里象现在这些伪汉人一样毫无廉耻，充满奴性，有奶便是娘，蒙古人来了他们归顺蒙古人，歌颂吹捧蒙古朝廷；朱元璋来了他们归顺朱元璋，歌颂阿谀明朝廷；满人来了他们归顺满人，歌颂阿谀满清王朝；日本人来了他们归顺日本人，歌颂阿谀日本人；蒋介石来了他们归顺蒋介石，歌颂阿谀蒋介石；共产党来了他们归顺共产党，歌颂阿谀共产党。谁得势就倒向谁，谁失势就对谁落井下石。而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些“伪汉人”们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是谁，一个没有自我意识的群体当然总是充满奴性的。

我虽然一直都在严厉地批评中国人，或者说伪汉人，以及汉人，的种种劣根性，但事实上，我本人倒是比较正宗的汉人。我祖上是福建一带的客家人，客家人的祖先又是从陕西一带迁徙而来，作为客籍，这是汉族八大民系中把汉人的血统和文化，民族精神，保存得最完整的一个分支。但是伪汉人们要冒认为是汉人，我不认为自己跟他们是同一民族，所以宁可不要这个汉人的身份。

作为真正的汉人——雅利安华夏族的后裔，我真诚地希望这些蒙古种伪汉人，马来种伪汉人，蒙古马来混血种伪汉人，能够重新找回自己失落的传统，不要再冒认自己是汉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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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虎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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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古代中国“繁荣富裕”的问题

原文发表于2004年11月20日

所谓古代中国“繁荣富裕”的种种描述，只不过是一个用华丽词藻包装出来的假相，这其中也包括了一部分西方冒险家的友情宣传。

我想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不愿意用自己的脑袋来思考问题的，或者应该说，绝大多数的中国人拒绝在自己的脑袋中出现真实的答案，而只能接受那些使他们愉快的答案，所以，在很多人中间，诸如“唐朝时一个马车夫都比西方一个贵族富有（另有宋朝，汉朝等不同的版本，这不重要，因为前面说了，中国人并不关心那是不是事实，只关心那是不是能让自己暂时高兴一下，虽然那很荒谬）”“十九世纪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领先的国家，其GDP占世界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另一版本是明朝时GDP占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或者唐朝）”“清朝时光是景德镇一个地方的GDP就超过整个大英帝国的总和”之类愚蠢得令人发指的调子颇为流行。

我想，任何一个曾经在中国的乡镇长期生活过的人，对那种生活有过深刻体验的人，都不能不对中国所谓的“繁荣富裕”产生疑问。我相信，古代中国确实是很“繁华”的，就是现在，她也是很“繁华”的，很多到中国来过的外国人他们确实也看到了这种“繁华”，那就看你怎么定义“繁华”这个词汇了。我认为，只要人多，任何时候都能够给人留下“繁华”的印象，虽然这种“繁华”景象之下的生活是很难让人想象的。

比如说，元代，因为马可波罗根据其道听途说，为了打发他监狱里无聊的时间胡编乱造的一本庸俗旅游读物，就成为了中国人用来证明自己古代“繁荣富裕”生活的最有力证据，不过这些愚蠢的家伙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就是那时大多数中国人只是第四等的奴隶，其价钱只略等于一头驴子。（当然，为了控诉异族统治的苦难，在另一场合，他们又把这个单独作为证据列举出来）。所以，假设那种“繁荣富裕”的生活曾经存在过，也与他们无关。

欧美那些大小城镇上，到了晚上总是冷冷清清，没办法，人太少了，“繁华”不起来。跟中国一比，中国就总是很“繁华”，因为有为这种“繁华”生活提供材料的大量廉价劳力。

中国人从古到今的经济生活，其本质一言以概之，就是农民式的经济，就是土包子经济，到现在都没有本质改变。你尽可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去把这种农民式的经济描绘得无比的“繁华富裕”，靠手工刨土插秧编篓子捏陶罐的农民经济创造的GDP超过了机械化大生产的“整个大英帝国的总和”，不过只有真正的白痴才会相信。

这种农民式的经济，直观地看，我觉得就跟蚂蚁们的生活很相象，蚂蚁们终生忙忙碌碌，埋头苦干，不需要动脑子思考任何问题，自身消费也尽可能压低，只是机械地日复一日地重复同样的生活，最后只是为了把蚂蚁中最大的唯一的那只蚁后养得越来越肥，但是蚂蚁们为此感到很自豪，密密麻麻的蚂蚁们来来往往也确实很“繁华”。

中国的私企，其剥削程度毫无疑问也是世界上最深的。中国的老板（或者雇主）毫无疑问是最贪婪地，能够把雇人的耗费压到最低就不择手段地尽可能压到最低，从古到今都是如此。因为中国人没有安全感，总是想着能捞一把就跑，而且捞到了不是舍不得花就是拼命挥霍两个极端。这是中国的农民式经济经济决定了的。

广东，江浙这些沿海地区，集中了中国大量的私人企业，我发现很多私人企业，当老板的总要在每个重要岗位上都安插上自己家族的人，而且能够不用外面的人就尽量不用外面的人，更有甚者，有些老板，连财会，采购这些岗位都是自己一个人包揽，完全不用外人。这就是中国的农民式经济。

让人看不到希望的不仅仅只是老板们不放心使用外人，而是他们的担忧是完全有道理的，因为他们如果放开使用外人，那些人就是要琢磨着怎样从企业进行盗窃。

中国人只能发展出这种农民式经济，我想那可能跟这些因素有关：中国的地理位置太闭塞，发展不出开放的流动的经济观；中国的文化环境缺乏法治的观念，无法保障商业活动的有序发展；中国自古以来就重农抑商，也是一个因素。当然了，往更深了说，中国的社会是拿人不当人的社会，中国的社会是蚂蚁社会，拿人当蚂蚁。

所谓中国“繁荣富裕”的种种描述，只不过是一个用华丽词藻包装出来的假相。

我常看到有很多人向往所谓的“汉唐盛世”，幻想着能够回到那个时代，大概这些人要不是喜欢沉迷于古董的书呆子，就是在大城市喝可口可乐看武侠小说看古装戏玩电子游戏长大的小孩子。如果你曾经在中国的农村地区生活过（我是生活过的），你就绝不应该再有这种愚蠢可笑的想法。因为－－，我不说别的，我只提一点，光是晚上没有电这个很现实的情况，这种生活持续上几个月，就足以让人发疯。回到汉唐？你回到那个时代能干什么呢？你以为你可以象在古装武侠戏里幻想的那样整天飞来飞去，吃饭不要钱，泡妞不费劲？不抓你去充军服劳役就是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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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虎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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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代为奴的中国人
2004-11-22


身为中国人最大的悲哀，就是难以摆脱的世代为奴的宿命，就算是身体脱离了中国的土地，精神上也仍然无法从终生为奴的潜意识中解脱出来。

我想，中国要实现现代化，民主化，就是要破除“炎黄子孙”“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大一统”之类的迷思。因为这些东西，不仅不符合历史真实，而且只是统治者用来证明自己统治合法性的工具。

中国从古到今的政治观都是“家天下”的政治观，皇权所及之处都是皇帝的私产，皇国的子民实质上都成为皇家的家奴，没有西方公民社会的概念，发展不出自由，民主，人权这些现代理念，中国人的脑袋里产生不了这些东西，就是因为被所谓“炎黄子孙”“大一统”之类的思想桎梏限制住了。

而这也正是统治者希望达到的效果。以我们都是同一祖先的名义，以我们都是同一血脉的借口，统治者就有了奴役“同胞”的天然合法性，而我们则有了天生为奴的义务，而且我们还有彼此监督对方为奴的义务！

“炎黄子孙”是一个谎言，是直接用以贯彻“家天下”政治观的历史法理依据。现在的“党天下”也仍然用这一套来作为证明自己统治合法性和加强统治稳定性的工具，“党天下”本质上也仍然是“家天下”政治观的延续。

我已经说过了，黄帝，炎帝，尧，舜，禹等等“人物”，不过是春秋战国甚至晚至秦汉时代的方士文人根据神话传说虚构出来的，用以证明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大一统”等等政治合法性的工具，不幸却愚弄蒙蔽了世人两千多年。此问题可参考《所谓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无稽之谈》《华夏文明的雅利安来源》等文章。

祖先崇拜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只需要作一个简单的数学运算就能够明白，每个人往上推一代都会有两个直系父代，往上推两代就会有四个直系父代，以三十年为一代，则往前推三千年，也就是一百代之前，你有二的一百次方个数量的“祖先”，当然这是理想情况，即使扣除重复交叉的情况，也仍然可以得出结论：那时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你的“祖先”，也可以说都不是你的“祖先”，因为作为单个的个体他的血统已经在你的身上稀释到接近于零，而奉整体的人群为祖先也是说不通的，因为历史上分分和和，打打杀杀，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利益都是矛盾的，冲突的。

所以说，“祖宗”这个概念，只有在与你有直接联系和接触的父母辈和祖父母辈那里才有意义。最多可以上溯到曾祖父母辈。

至于“亵渎祖先”“咒骂祖先”之类的责难，则是那样的苍白无力，首先，对历史上某些人的批评和不敬不等于就是“亵渎祖先”“咒骂祖先”，其次，“祖先”也没有什么不可以亵渎，不可以咒骂的。前面说了，那些人不过是历史的长河中曾经存在过的一些跟你我并无绝对逻辑关系的生命个体而已，一堆跟你我并无本质区别的蛋白质活动物体而已，我也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一定要对千百年前那些野蛮残忍而又愚昧（至少不比我们更文明）的家伙给予比我们身边之人更多的尊重和爱戴。

何况，当中国人把自以为的“祖先”－－北京猿人，元谋人等的头骨，牙齿等遗骸拿在手里敲敲打打，细细玩赏，放在玻璃柜里供人指指点点的时候，我看不出他们对“祖先”有什么尊重态度，何况他们还固执地硬要把这些早已经被我们真正的“祖先”当作晚饭吃掉了的已经灭绝了的未进化完全的类人猿认作是自己的“祖先”，我看不出这对我们真正的“祖先”有什么尊重的态度。

“中国”“中华民族”等图腾也不过是一个短命的概念，民国之前并无“中华民族”的概念，也没有现在意义上的“中国”概念（虽然先秦时已有“中国”一词，但不过是完全不同的另外意义），不仅“中华民族”，就是“汉族”，本身也是一个伪概念。只不过因为定势思维的惯性，我们也就机械地接受了它的合法性和伪真实性。就是将近一百年之后的现在，这些概念的稳定性仍然是不确定的，随时有土崩瓦解的可能性。我们抛弃它不应该有任何心理负担。

至于“文化”的问题，张口闭口就是“中国文化”如何如何的人们，我看“文化”在他们嘴里和大脑中的全部内容也就是“文化”这两个字而已，他们真正明白“中国文化”的真实内涵和本质是什么吗？

我认为，剔除掉附着在“中国文化”表皮上的那些装饰用的漂亮羽毛之后，中国文化最本质的内容，就是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一种最腐朽，最堕落的生活方式，太监的生活方式，奴才的生活方式；一种最愚昧，最阴暗的思维方式，就是太监文化，奴才文化，太监哲学，奴才哲学。

而遗老遗少们想要复兴的古代“文化”，不过是已经僵死的太监文化的锦袍上偶尔飘落的一缕发光的丝毛，他们把这个作为支撑自己精神持续亢奋的图腾，意图搞牛头不对马嘴的“复古”活动（应该是伪古活动），只是为奴自虐症发作的晚期症状而已。

对于历史和传统的认识，我可以三句话概括：民族本非一体，地域本非一统，文化更非一脉单传。

我看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没有什么不好，其一，它符合历史的真实，其二，它符合人性的需求。

中国人，对诸如此类的很多无现实意义的问题都不能“虚无”地看待，但是对不论是作为个人还是群体都最不应该抱“虚无”态度的人权，民主，自由等等理念却那么的麻木不仁。

中国人都患有中国病－－心理上为奴自虐的强迫症，不仅潜意识里自认有对统治者为奴的义务，而且奴民们彼此也默认有彼此为奴的义务，彼此监督对方为奴的义务，而历史虚无主义，民族虚无主义，就是医治“中国病”的最好药方。

身为背负三千年为奴自虐的精神上原罪的中国人，要摆脱世代为奴的宿命，就没有什么不可以抛弃的，应该深刻地认识到身为中国人的耻辱，身为潜意识里为奴自虐的奴民的耻辱，身为中国人就是耻辱，就是原罪，知耻的人才有得拯救的机会，要做到彻底摆脱世代为奴的精神负担，就是要从灵魂最深处进行一场最彻底的“去中国化”的思想运动。

凤凰浴火，才能重生。

有一天，人们都觉醒了，能够认识到我们没有彼此为奴的义务，大家彼此并非什么“同胞”，能够认识到盘踞在中南海里高高在上的那些人，他们跟我们并没有任何关系，他们没有统治其他人，役使其他人，控制其他人命运的天然权力，我们也没有为奴的义务，大家把他们从中南海里拖出来撕成碎片之后，是全盘西化，是复古，还是另立门户，我们仍然可以有很多种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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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虎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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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之间不可能有宽容
2005-3-15


在中国人之间没有宽容，对需求宽容的一方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就意味着向对方承认自己是错误的，或者有罪的，而这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件难以容忍的事情，因为对中国人来说面子最重要；反过来说，对于可以给予这种宽容的另一方来说，对方的服软认输却又成为其变本加厉的进一步施以压迫的机会和借口。这是一种真正的恶性循环。相信熟悉中国人秉性的人都不会不同意我的这个看法的。

中国人之间根本不可能企求彼此的宽容，连彼此相安无事都很难做到，能够避免彼此间主动的蓄意的恶意攻击，伤害，就是一件值得庆幸的事情了。

中国人彼此的关系不是一种良性的互动，而是一种恶性的生存竞争，不是在遵守基本游戏规则的基础上互相学习，协商，共同进步提高的良性竞争，而是互相拆台，通过不择手段地搞垮对方来保持自己的优势地位。中国人之间的竞争是一种负性的竞争。

但是，我们通常的印象中，中国人又往往是“中庸”的，不爱得罪人的，这是不是跟上述情况相矛盾？我认为，两者是互为因果的，并不矛盾。因为中国人的生存环境极端恶劣，残酷，中国社会的极端不容异己，一个人一旦失势，往往招致众人的落井下石，集体迫害，所以中国人在不涉及自身根本利益的问题上都是不问是非的，尽量不得罪人，也就是对破坏游戏规则的情况保持不闻不问，纵容默许的态度。但是在涉及到自身利益哪怕只是一点蝇头小利，中国人彼此之间都是要打得头破血流的，毫不让步。

这种社会环境和氛围，造成一种连锁反应，一个人在别处受到了伤害，必然会在潜意识里受到影响，永久性的影响，然后在其他方面反映出来，比如转而对第三者进行伤害，这样才能得到一种心理上的平衡，因为中国人的社会没有给人提供抚慰，渲泄，以及解决问题的正常途径和机制，只有恶恶相循。

这种两千多年来特别是最近五十多年来更为变本加厉的恶劣情况，造就了中国人那种极端残忍，自私，冷酷，毫不容人，呲睚必报的集体性格。

还有，中国人几乎没有人因为伤害了别人感到内疚而自杀的，中国人自杀往往都是因为感到受了委屈想不通而自杀，这跟有强烈宗教性的西方人和日本人常常因为自己做了错事自责而自杀是很不同的。中国人是特别吃不得亏的人群。

中国人要做到彼此之间的宽容，首先需要有一种悲悯的宗教情怀，其次，需要有人在实际行动上作出让步。

这个需要作出让步的一方，我认为就是所谓“爱国贼”的一方，虽然从法理上来说，作为既得利益者和国家权力窃取者的他们，才是真正应该向世人乞求宽恕的一群人，但是因为他们是掌握着现实社会中的政治经济权力和中文舆论环境的话语权的强势一方，只有掌握着主动权的他们自觉主动作出让步，才能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带来族群间的和解。但是由于上文指出的那样，这实际上是不可能的，这些人都是在几十年来的负性竞争和负性筛选中所产生出来的属于中国人中最冷血残酷极端自私愚昧的那一类人，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得以窃取到中国社会的政治权力，而为了继续非法占有这种权力，可想而知，他们是绝对不会退让一步的。

上文浅要分析了中国人之间缺乏宽容的一些原因，但是只是社会心理学层面上的，而更为深层的根源，我认为，那就在所谓的“中国人”这个概念上就出了问题，简而言之，我认为“中国人”本身就是一个伪概念，而这个“中国人”的伪概念竟然还被用作“中国人”彼此之间进行迫害和奴役的最有力的一个思想工具。

作为“中国人”本身，从来就没有得到过作为一个国家公民的真正权利，只是这个专制帝国的奴民而已，除了一小部分既得利益者以外，绝大部分人实质上不过是农奴和工奴，这样一个“中国人”的概念之所以存在，只不过是以专制强权的力量将十三亿既没有共同利益，也没有彼此之间的认同感亲近感，也没有共同历史血缘，更没有作为一个国家公民应有的共有政治权力的不明所以的一大群人强行拧合在一起。所以他们彼此之间那种敌视，猜忌，仇恨当然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因为本非一家人，当然缺乏感情，其分崩离析也只是早晚的事情，所以早分家早脱离苦海。

“中国人”之间唯一的共同点大概仅仅只是还在共用同一种文字而已，不过这只是历史遗留问题，只是过去中国地区封闭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相信这种情况早晚也会得到改变。

实际上，就像我们从来不会认为世界上都使用英文的众多国家都应该合为一体一样，没有任何借口再把“中国人”这样一种伪概念继续维系下去了。

这个话题太大，这里就暂不过多论述了。

“中国人”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也不太可能有彼此之间的宽容，“中国人”之间只有恶恶相循的敌视，恶意，鄙夷，仇恨，怨愤，猜忌。或许中国只有分家，才会有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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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虎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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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文化的反人性本质

原文发表于2005年5月21日


如果我们要评判一件事物，那么首先我们应该对该事物作出明确的定义，所以本文开首就来对“中国文化”，或者，更普遍性地，对“文化”这个概念作一个明确的定义。

事实上，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这样一种概念，从来就没有能做到给出一个真正明确的定义，一般的词典上都是含糊其事地这样解释：人类所创造的所有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侧重于指精神财富。

然而，这种解释是有很大问题的，正是因为人们没有能够对“文化”这个概念做到准确把握，所以只好笼统地把其定义为“所有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的总和”，但是这样一种解释，既不能够帮助人们准确地认识到其内在本质，令人易于迷惑，而且，从实际操作上，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总和”这样一个定义域，实际上已经导致了你对其认识的严重不完整性（即使是专家，穷其毕生之力，也不能把某个小领域认识完全），在这个前提下，任何宏观性的文化比较研究都变得毫无意义了。

不过，我们从这个模糊的定义中仍然可以得到一个有价值的信息：“侧重于指精神财富”。确实，我们通常谈论“文化”等问题时，一般都是特指思想理念，文学艺术，等精神方面的内容，即使是某些物质方面的内容，也是因为其附着了思想理念等精神方面的内容，才成其为文化概念。

而且，纯粹物质生产方面的内容，“中国文化”也实在是没有什么可以吹嘘的地方，众所周知的是，近代西方工业革命以后，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已经远远超过了整个人类在此之前几千年甚至上万年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的总和，更不用说现代西方。

虽然现在在某些弱智的中国人中间很流行“古时候中国的GDP占世界的百分之八十（另有百分之五十到九十不等的多个版本）”这样一种白痴笑话，不过只要是对世界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在中国古代的两个鼎盛时期，汉，唐，同期的罗马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在领土，人口，生产力上，都是远远超过中国地区的。而且延续时间也比汉唐的生存时间长，罗马分裂之后的东罗马帝国一直延续到了15世纪，达一千年之久（还不算其前身）。

事实上，古代中国所谓“繁华富裕”的假相，跟今天中国地区的靠着残酷剥削广大农村地区和中西部内地的民众，以及城市普通平民，来维持寥寥几个大都市中官商阶层的“繁华富裕”假相的做法，是同出一辙的。这一共同点，两千多年来一直没有改变过。

现在，我们可以重新来给“中国文化”这个概念作一个准确的定义，首先，特指精神方面的内容，其次，区分其外在的表相和内在核心思想，那么，所谓的“中国文化”，就应该是指：中国人特有的一种思维模式，以及由此衍生出来的中国人特有的一种行为模式，或者说生活方式，包括生活哲学。

有了这个定义，我们就能够清楚明白，深入彻底地来了解一下所谓的“中国文化”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来对其作一个抽筋剥皮式的解剖。因为其纷繁复杂，“博大精深”的诸多内容，不过是其主要几种核心思想的附着物，衍生物而已。

在这里要附带说明一下的是，考古学上所说的“文化”概念跟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文化”概念是不一样的，考古学上的“文化”概念一般用来指石器时代人类遗址，是一个专业术语，这个问题在《所谓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无稽之谈》一文中已有说明。这里不再赘述。

作为一种精神产物，思想观念，“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是反人性的，其具备神秘主义，专制，反智，愚民，暴力倾向等特征。当然，在上古时代，并不是只有“中国文化”才具备这些特征，但是只有“中国文化”，才在以后几千年里将这些特征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并且完全没有自新的能力，完全陷入恶性的死循环，一直到今天。

其完全是一种早就应该被历史淘汰的有害产物。

既然说到“反人性”的问题，那么，对于“人性”这个概念，也应该有一个清晰的定义，事实上，与历来不同的是，我们并不应该将这个概念简单地定义为褒义或者贬义，人性中既有善的方面，也有恶的方面，但是其主要部分，只是无所谓善恶的中性的对于幸福安康，自由快乐的自然的本能的追求，而这一点，恰恰就是最应该予以保障的。

然而，西方人相对正确地认识到了人性中恶的一方面更占上风，清醒地认识到要对人性中恶的一面或者中性的那些本能性追求更容易滑向恶的倾向需要更重点加以防范，自省；而与此相比，古代中国人在经过短暂的争论之后就自欺欺人地将人性的本质定义为了简单的“善”，并利用此为借口，为自己以后数千年施行种种罪恶制造了理论上的依据，一直到今天，这种思想模式仍然作为主要的政治工具在使用着。

我们说“中国文化”是彻底反人性的文化，不仅仅在于它完全地彻底地扼杀人性中追求幸福自由的方面，以及善的方面，而且更在于其积极鼓动人性中恶的那一方面，将其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从中国文化的源头，《易经》开始，其一开始就是充满了神秘主义的，感性的，反理性的特征，并全面影响了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各个思想流派，也是现在中国最大的伪科学--中医的指导思想的根源，一直到现在还在毒害人类，迷惑人心。而事实上，它只不过是一本原始时代的算命书而已，巫术迷信的弱智产物。

实际上，虽然到现在人们仍然在为它里面那些弱智呓语的确切含义争论不休，但是这并不防碍中国的这些江湖骗子，“国学专家”“民间科学家”利用它来装神弄鬼，毒害欺骗民众。

表面上，中国文化的宗教性不强，但那是因为其内容中的专制成分的强势抑制了宗教势力在上层建筑的壮大，然而，在民间，各种巫术，鬼神迷信，邪教一直长盛不衰，根深蒂固。实际上其反理性的倾向毫不亚于那些宗教文明。

这也就决定了“中国文化”从一开始就是反理性的，感性化的，这是它的第一个致命之处。

其次，构成“中国文化”主体部分的儒家思想，虽然现在中国人开始流行对它的种种美化，不过，这一切都篡改不了历史的本来面目，因为它的内容，以及谱系，肮脏罪恶的履历，都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地摆在那里，任谁也美化不了，篡改不了。它的思想内容也贫乏弱智的很，没有多少可以引申发挥的空间。

儒家思想，它最能够迷惑打动人的一点就是它所谓“仁义”的主张，我们不否认这是一个美好的承诺，问题是这仅仅只是一个承诺而已，一张空头支票，那并不是它的目的，而只是手段。作为维系专制秩序的手段。它更为强调的是人民对于统治者的驯服和顺从。

来看看人类哲学史上的泰斗，黑格尔是怎样评价孔子学说的：这只不过是一种普通的常识道德而已，没有什么出奇之处，任何一个民族中都能够找得到这种常识道德，甚至还要更好，比如在希腊罗马人那里。

这一评论可以说已经为孔夫子那简单肤浅的“思想”盖棺定论了，那甚至根本不够资格称得上是“哲学”，马克思就说过：中国根本就没有科学和哲学。确实，我们在中国的思想典籍里面看不到有什么思辨色彩的东西，只有零零散散一些装神弄鬼的看似壑智实则弱智的格言，顺口溜。

那么，儒家虽然在思想上乏善可陈，但是如果其目的是好的，而且在现实中起到了好的作用，那么仍然可能有值得肯定的地方。

可惜的是，它的目的，一开始就是，而且一直都是：维系君主专制的统治秩序。现在有一些无耻的“学者”开始厚颜无耻地宣传孔孟学说中蕴含了“民主”的成分，根据仅仅就是因为孟子随口说了几句“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完全是无耻的歪曲。他们拼命揪住这几句心血来潮的呓语作为救命稻草，却完全不顾孔孟等儒家头目的其他多得多的支持专制统治的言论。这件事本身就证明了儒教分子的虚伪无耻，以及儒家文化的伪君子文化本质。

从儒家的原始典籍，到儒家主要创始者的历史言行，无一不证明了儒家的专制文化本质，这一点是无论如何也篡改不了的。

儒家是“中国文化”成其为世界上历史最为悠久，传统最为深厚，性质最为残酷的一种专制文化的一个最主要的根源。没有任何可取之处。

实际上，想靠复兴儒教来挽救今天中国道德全面沦丧败坏，社会全面腐败局面的新儒家分子，他们一直故意忽略了一点：孔子当年所面对的社会局面跟今天其实是没什么两样的，也是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孔子也希望能借复兴古礼来恢复他心目中“尧舜之治”的幻想，但是他从来就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他的徒子徒孙也没有真正做到，他们只是把社会变得更加集权，更加专制，更加腐败，更加虚伪，更加堕落，更加黑暗，更加残酷，更加扼杀人性。

因为他的终极目标始终只不过是为了维系君尊臣卑的专制秩序，所谓“仁义”只是幌子而已。从来不曾真正施行过。一旦你不能满足统治要求，他们马上就撕下这个面具，动手杀人。

实际上，经常吹嘘中国是什么“礼仪之邦”的人从来就没搞明白的是：中国古代的所谓“礼”，根本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文明礼貌”“平等待人”的意思，而是专指一整套君尊臣卑的统治秩序的意思。

事实上，中国从来也不是什么“讲文明”“讲礼貌”“讲道德”的国度，而是充满了血腥，黑暗，阴险残酷的宫廷斗争，野蛮的杀戮，令人发指的酷刑的野蛮国度。二十四史每一页都浸透了血泪。

儒家的孔孟之道，这是决定“中国文化”的反人性本质的一个主要根源，并成其为主要特征：集权专制。

那么，诸子百家的其他思想流派呢？说到这里，又要澄清长期以来人们的一个历史误解：春秋战国时期，是中国文化百花齐放的大繁荣时期。不可否认，相比较中国历史上其他死气沉沉的时期，春秋战国时代相对是一个思想文化自由发展，比较活跃的时期，但是这也就只能在中国内部自己跟自己比比而已，拿到世界史上一比较，所谓的诸子百家（其实只是一个夸张的文学描述，真正也就那么屈指可数寥寥几个思想流派），其思想内容实在是贫乏弱智得很。

现在有一些无耻的弱智文人，“学者”，热衷于编造中国古代的所谓“科学奇迹”“先进思想”，如二进制是莱布尼兹偷学了易经的发明，墨子发现了光学原理，牛顿定律（这是那个臭名昭著的李约瑟首先搞出来的），等等，虽然很多都是被驳斥过了无数遍的谎言，但是反复贩卖这些谎言，既能够迎合大众的意淫需要，又能够为这些弱智文人换几个打牙祭的稿费，所以他们就乐此不疲。

我们比较同时期的希腊和印度，波斯等文明，我们就可以发现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思想流派，在思维深度上，逻辑严密程度上，都差得很远。

有一个历史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各文化之间的优劣之势：那就是，希腊思想文化曾经深刻地影响了印度思想文化，而印度思想文化继而又深刻影响了中国思想文化，这种影响在三者间基本上是单向的，没有反向的影响。孰优孰劣，高下立判。

实际上，中国早期思想文化的贫乏弱智也决定了它以后难以再有更大发展的空间，果然，历史证明，这之后两千多年里，后代人只能继续弱智地反复在这些弱智思想里面兜圈子，不能推陈出新。虽然也出现过象程朱理学这样改头换面的重新包装，但是只是使它变得更坏，而不是更好。

那么，道家，墨家等思想流派到底有没有可取之处呢？表面上看，道家的思想，崇尚自然，追求身心自由，墨家主张仁爱，似乎也很符合人性，当然，在初期他们也呈现出一些优秀的方面，但是实际上墨家道家自始至终都是肯定专制的，而且极力主张对民众的愚民政策。他们跟儒家并没有本质区别，不同的只是实现手段的不同，这跟希腊罗马早期，人民对统治者不满，就能够自发地驱逐国王，实行公民投票选举执政官的情况完全无法相提并论。

到了后来就更不用说了，墨家这种温和的平民主义根本就没有生存的空间，终于消声匿迹。而道家，极力鼓吹消极避世的人生哲学，压抑人性中追求自由富足的本能，从而实现了对反人性文化主体的妥协，进而也成其为帮凶，蜕变为这个反人性文化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以其极端的唯心主义成为中国民间鬼神迷信以及巫术的重要根源。

至于法家，以严刑峻法实施暴虐统治，当然更不用说了。实际上，法家才是中国文化的真正核心，所谓外儒内法，中国历史一直如此，儒家的虚伪无耻与法家的残暴专制结合得天衣无缝，法家彻底决定了中国文化暴力倾向的主要特征。

古代印度和基督教都曾产生了非暴力的思想，在中国，只有墨家有过一些相似的成分，实际上还根本算不上非暴力思想，但是也很快就消声匿迹了。它的难以生存也证明了中国文化中暴力成分的强势地位。

总评中国文化，其作为一种思维模式，是一种彻底的反理性思维模式，反智文化，愚民文化，专制文化，其作为一种行为模式，生活方式，就是最为腐朽堕落的奴才文化，太监文化，伪君子文化；就是奴才的生活方式，太监的生活方式；奴才的思维模式，太监的思维模式。

这样一种扼杀人性的文化体，在它内部，任何最具有自由精神，最具有思想能力的优秀个体，都遭到扼杀，默默地窒息而死。能够存活下来的只有那些在逆向淘汰中选择出来的具备这个邪恶文化体全部特征的卑劣个体，即信奉奴才哲学，太监哲学的那一类人。

那么，难道西方文明以及其他文化就没有缺点吗？当然是有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文明的优缺点是一个多少的问题，而中国文化的优点却是一个有无的问题，所以西方文化最终能够自我更新，进化演变成现代文明。而中国文化注定了永远做不到这一点。

中国人在面对西方文化和文明的成功时，有一种很错误的思维模式，即：为什么你做到了，而我没有做到？一定是因为你运气好，而我运气不好。

更无耻更愚蠢的一种想法是：是因为你们西方人偷走抢走了我们的文明成果，你们才成功的。（比如所谓“四大发明”等神话。关于此问题可参考我以前的文章。）

事实上，这种弱智思维的前一点是不无道理的，西方文化的成功，其能够成功地演变到今天的现代文明，彻底改变了整个人类面貌，这种成功，是有一些幸运的成分在里面的，虽然它在一开始就具备了演变为现代文明的若干必要条件，并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完善了最后几个步骤。这一点本身就是一种幸运。

这一点，正如进化论所阐明的：人类之所以能进化成人类，并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而是一个偶然的结果，当很多必要条件都凑巧满足时，这一点才成其为可能。我们不应该事后诸葛亮地认为这一切都是必然的。

同样的，为什么西方文明能够进化演变成现代文明，而其他文化和文明都没有？根本原因就在这里。这并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而只是一个偶然的结果。

所以，我们过去的那种思路是完全错误的，思考的方向完全搞反了。我们应该明白，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们今天能够享受到现代的西方文明，完全是一个偶然的结果，而不是一个必然的结果，进而言之，除了西方文明的其他文明，文化，包括中国文化，其之所以没有进化成现代文明，也就是一件毫不奇怪的事情了。

我们不应该再继续做无用功去愚蠢地绞尽脑汁反复思索为什么它没有成功进化，并为了满足自己对历史的幻想，自欺欺人地去蓄意编造种种“古代中国科学成就”来意淫。

我们应该明白的是：它从一开始就注定了是不可能演变进化为现代文明的，而且不仅仅只是中国，除了西方文明的其他所有文明，文化，统统都没有能够进化成现代文明。一场赌博，只有一个赢家，其他都是输家。我这样说你们应该能够明白了。

所以，所谓的“中国文化”，完全是一种早就应该被历史淘汰的有害产物。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彻底地抛弃它。

另外一个常常被用来迷惑人心的问题，即：传统继承的问题，中国人有一种不加思索的认识，即：传统是天然应该被继承的，最开明的看法也不过是需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而已。

确实传统有坏有好，也有值得继承的东西，问题是我们到底应该继承什么样的传统，事实上，传统有很多种，西方的传统也是一种传统，而我认为，我们要继承的就是这样一种传统，因为它的推陈出新，已经证明了其才是正确的传统，符合人性的传统，符合历史发展潮流的传统，是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财富。应该为所有人类所继承。

事实上，一个早就应该成为科学常识的事实是：人类都是起源于非洲，大约在几万年前走出非洲来到世界各地，今天中国土地上生活的这些人，也不过仅仅只是一两万年前才来到这里，进入文明时代也不过仅仅三千多年，而且其文明也是经由中亚直接传承自中东而来。

如果我们要继承传统，要寻根，那我们应该到更为久远的历史中去寻找，到人类的共同历史中去寻找。我们四千年前，跟世界上大多数人类并没有什么两样，那时候，我们这块土地上还没有滋生出易经，儒家，道家，法家，程朱理学等等毒素，那时候我们是天真自然的状态，三千年来，我们只不过走了一段弯路而已，三千年跟人类百万年的进化史相比只是一瞬间，跟人类六千年文明史相比也只是小字辈，跟我们的未来相比更是无足轻重，现在我们重新回到人类大家庭的共同轨道上来，是理所当然的，也为时不晚。

我们应该有信心：这是这个邪恶文化体最后的回光返照了，在古代，由于地理位置的极度封闭，偏僻，它得以不受太大干扰地不断重复其改朝换代的低级循环，周边连文字都没有的游牧部落构不成对它的致命威胁，但是现在，面对人类文明的优秀代表，西方文明，它已经全面败退，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这一次它的灭亡，就将是永远的灭亡。

对“中国文化”，不是纠枉过正的问题，也不存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问题，而是应该完全地，彻底地，系统地，予以毁灭性的清算，对于这个人类发展过程中滋长出来的畸形怪胎，恶性肿瘤，这个极端邪恶的产物，这是唯一正确的选择。

我有一个完整而系统的写作计划，但是由于时间所限，我只能不定期地逐步完成，而本文，只是提供给大家对“中国文化”进行认识和批判的一个简略的思想纲要，在细节上是不够充分的，留待以后逐步分类解析。但是你们只要按照本文的思路去进行了解，一样可以得到很多全新的认识，全新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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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虎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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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虎队]

中国古代军事实力远远不如西方

原文发表于2005年6月2日

“中国打败了匈奴，匈奴打败了欧洲人，所以，中国比欧洲厉害”，这是近来在中国人中间很流行的一个可笑的意淫话题，不过可惜的是，这个推论中，两个作为前提的证据都是虚假的，而且，推论的逻辑也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即使作为前提的证据真实，但推导逻辑错误，结论也是无法成立的。

首先，中国打败了匈奴，是对历史一知半解的认识，事实上，中国古代与匈奴的交战都是败多胜少，从来就没能做到彻底消灭匈奴，最多只能做到将匈奴驱逐得远一点，或者采取和亲怀柔政策，或者修长城消极防御，也就是卫青霍去病和汉代中期陈汤窦宪取得了一些阶段性胜利。

允许南匈奴大量内迁就是迫于其不断在边境侵扰的压力，匈奴人还大量进入中原王朝充当雇佣军，而这正是为后来两晋南北朝时的“五胡乱华”埋下了祸根，这一点，恰恰跟罗马帝国的崩溃很相似。

罗马也是迫于日耳曼蛮族不断寇边的压力，后来允许他们内迁，并大量使用日耳曼人雇佣军充当帝国国防力量，最后导致罗马帝国内部被掏空，公元476年西罗马末帝被手下哥特人将领废黜，西罗马灭亡，而东罗马还继续生存了达一千年之久。

西罗马不是亡于哪一次战争，更不是亡于什么“匈奴的横扫”，是个逐渐衰落的过程，实际上，出现在欧洲的“匈人”跟“匈奴”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而且匈人的势力先于西罗马灭亡之前二十多年就崩溃了，至此消声匿迹。

“匈人”在欧洲只活动了几十年的时间而已，也不是很多人吹嘘的所谓“横扫欧洲大陆”“摧枯拉朽”，而且匈人是在阿提拉领导时期才一度势力壮大，也不过十几年时间而已，但是很快就被罗马与哥特人联军打败。

其决定性的战役：沙隆（在法国）战役中，阿提拉还在战斗进行中，就在营帐中预备了自焚的柴堆，准备战事一旦不利无法逃脱就自杀，最后战败逃亡，罗马军主将出于保留匈人势力以便牵制日耳曼诸族的考虑，没有追击，所以阿提拉得以保存一点实力，后来又曾一度进军意大利，但是不战而返（这时西罗马军队主力在高卢一带对付日耳曼人），然后匈人帝国随着阿提拉的死去马上就崩溃了，自此销声匿迹。

阿提拉的几个儿子也战败被东罗马人杀死，其中一个的头颅被东罗马人砍下来在君士坦丁堡当球踢，这就是人们幻想中的给东方人扬眉吐气的“匈奴英雄”。

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历史常识是，跟意淫中的幻想恰恰相反的是，不是匈奴灭亡了罗马，反倒是匈奴灭亡了中原王朝西晋，而且时间上比西罗马的灭亡还早了一百多年，这很具有讽刺性。“五胡乱华”时，五胡里面就有匈奴，而灭亡西晋王朝的前赵政权，其建立者，刘渊，就是匈奴人。公元315和316年，刘渊儿子刘聪的前赵军攻破洛阳和长安，西晋灭亡。

虽然刘渊入主中原之后，为了笼络人心，出于政治需要，冒认是汉高祖刘邦之后，但是他的政权和他的军队却都是由匈奴人组成的。

匈奴人从战国时起，到汉初围困平城险些俘虏汉高祖刘邦，其间不断掠云中，雁门，代郡，后又歼灭降服赵破奴，李陵，李广利，再到五胡乱华，灭西晋，一直到南北朝，不断侵入中原，近千年的时间里面，中原王朝都没能彻底解决匈奴的侵扰，总是败多胜少，靠和亲怀柔，修长城等手段消极防御，也就是卫青霍去病和汉代中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胜利，比起匈人在欧洲不过区区十几年的一逞，这并没有什么好吹嘘的。

然后接着分析一下前面提到的那个逻辑问题，前面说了，在欧洲出现的“匈人”跟中国所谓的“匈奴”根本不是一回事，这只不过是整个古代历史时期横亘整个欧亚大草原上一个游牧集团中各自不同来源不同种属的不同部落。

而且可笑的是，匈人在欧洲出现时，距离匈奴西迁已经过去了几百年的时间，退一万步来说，我们假设匈人就是曾被中原王朝打败的西匈奴和北匈奴，但是用这个虚假的前提所做推论的逻辑其实是非常愚蠢可笑的，打个比喻来说：我读小学的时候，曾经打败过比我小很多岁的霍利非尔德，霍利非尔德长大以后，打败了泰森，难道我们能说我比泰森厉害吗？

更不用说，中原王朝（西晋）自己远在西罗马灭亡之前一百多年就反倒被匈奴王朝先灭亡了，这简直是一百步笑五十步。

西方人并不是不懂得骑兵战术，亚历山大很早就知道怎样对付草原上的斯基泰人游牧骑射手。只是到了中世纪，由于盔甲防护力的变态增强，才开始片面发展重骑兵。

而关于古代兵种的优劣问题，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万能的兵种，战争胜败的关键在于诸兵种协同作战，这一点，亚历山大是做得最好的，他的军队号称“马其顿方阵”，其实只是一种俗称而已，单靠方阵是不可能取得他后来所取得的成就的，他的军队正确地说是一个四大兵种齐备，并能协同一致作战的完整战术体系，包括长矛重步兵方阵（作为中坚，压制敌主力）；长矛重骑兵（担当侧翼包抄任务，是历史上无马镫时代第一支真正的重骑兵，当然，还不能跟后来中世纪那种防护力超强的重装骑兵相比）；投射轻步兵（装备投石器，希腊弩炮，弓箭，担当侧翼护卫和牵制敌军任务）；投射轻骑兵（装备标枪，担当侧翼护卫和牵制敌军任务）；这四大兵种缺一不可，正是靠着四者协同作战，才能够发挥出马其顿长矛方阵的真正威力。而亚历山大大帝是历史上第一个将四大兵种成功地构建为一个完整体系，并将其威力发挥得淋漓尽致，取得了全战全胜功绩的第一人。

所谓轻装骑射手的神奇威力不过是对古代军事史一知半解的幻想而已，在无马镫时代，轻骑兵射手的威力很有限，因为其很难在马上坐稳并同时腾出双手来射箭，更不要说射得远和射得准了。无马镫的骑兵也很难做到长矛冲刺，刀剑拼杀，当时很多所谓的骑兵主要是担当骚扰侦察任务，甚至下马步战，射箭则只能停下来射，所以亚历山大大帝的重骑兵能够在无马镫时代就成功训练出来并担当主力，是很不简单的，也花费了很大的成本。可以说是那时代的一只特种部队。

马镫时代的蒙古人征战也不是象想象中的那样，全靠轻骑兵游射，实际上，蒙古军在轻骑兵射手进行射击压制之后，也要出动重骑兵冲锋。

欧洲中世纪军队跟蒙古人，突厥人（包括土耳其），阿拉伯人的战斗也不是很多人可笑地宣称的那样“老是吃败仗”，实际上，在具体的战斗中，十字军远比阿拉伯军胜利多，跟突厥军队也是各有胜负。阿拉伯人占领了西班牙，十字军也几次攻占阿拉伯人的中东老窝。

先前的罗马军也是一样，除了早期卡莱那次失利，后来大部分时间，罗马对帕提亚（波斯的继承者）都是胜多败少。罗马占领中东长达数百年，甚至远至两河流域，这些不过是世界史常识。

至于另一种类似的说法“中国打败了突厥，突厥打败了欧洲人，所以，中国比欧洲厉害”，就更是牛头不对马嘴了，首先，突厥只是具有相同语系的众多不同民族的一个游牧集团的总称，甚至种族都不同，在东亚的突厥人基本上还是蒙古种人，或者蒙古与高加索混和种人，但是西方的突厥人就已经完全是高加索人种的成分了，中国的所谓“突厥”跟西方的土耳其人，塞尔柱突厥人，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其次，中国古代与突厥的战争也是败多胜少，基本上也没占到什么便宜，从隋朝时，突厥围困雁门险些俘虏隋炀帝，并曾数次进逼长安，到唐高宗，武则天两朝，东突厥一直在不断侵入山西，河北一带。只有唐太宗时破颉利可汗取得过对突厥的一些阶段性胜利，以及在西域对西突厥的一些零星胜利。整个唐王朝时期，东突厥和西突厥一度都很强盛，并曾数度统一，其间的几次衰败基本上都是由于内乱，后来被同属突厥族的回纥代替，而安史之乱后，唐王朝已经不得不依赖突厥族回纥人的势力来平叛和巩固边防。唐王朝灭亡后，属于突厥族的沙陀人势力（李克用，石敬塘）遂夺取了中原政权。

而且，西突厥汗国与西方如波斯甚至拜占庭之间的交战甚至还早于与中原王朝。

而在西方的突厥人，最初是作为阿拉伯人的雇佣军出现，参与了对拜占庭（东罗马）的作战，后来取代了阿拉伯人，建立苏丹政权，其间塞尔柱突厥人一度势力壮大，但是不久就在拜占庭和十字军的打击下衰落了，一直到蒙古的侵入和统治之后，奥斯曼土耳其人才又壮大，不久又被帖木尔打败。最后十五世纪时奥斯曼土耳其才终于将延续了一千多年的早已风烛残年的拜占庭消灭。并曾一度称霸巴尔干。但是西欧各国从来就没有把奥斯曼土耳其看成是什么很大的威胁，所以对行将被土耳其人灭亡的拜占庭根本就没有援助的兴趣。

实际上，在古代史上，中原王朝也不是没有跟西方（准确地说是中东）军事力量较量过，唐朝时，安史之乱前，唐军与阿拉伯军曾在中亚的怛罗斯交战，参战的唐军是镇守西域的精锐部队，主将高仙芝，是当时唐帝国数一数二的名将，副将李嗣业，段秀实，都是当时的名将。

而阿拉伯参战部队反倒只是一只地方杂牌军，而且当时阿拉伯正处在内乱时期（黑衣大食取代白衣大食），根本没有余力出动主力，阿拉伯的主力军队一直在西边忙于对付拜占庭军，而且最终都没占到什么便宜，阿拉伯最后还先于拜占庭灭亡，拜占庭（东罗马）和查理曼一直都是阿拉伯人的主要对手。

双方参战兵力，据《阿拉伯全史》和唐《通典》记载，分别为，阿拉伯军四万，唐军七万（汉军二万，胡人雇佣军五万），唐军兵力还占优势。后来唐军五万人被杀，两万人被俘。

【注：有某些中国“民族主义者”在杜撰的意淫文章中捏造说阿拉伯军兵力达到了“十几万”，但实际上这是个根本没有任何可靠原始记载出处的猜测而已。事实上，很多阿拉伯古书和传说中也同样有“唐军十几万”的说法，都不足为信。而上文中提到的双方兵力的真实准确数字“阿拉伯军四万，唐军七万（汉军二万，胡人雇佣军五万）”都是出自权威的史书记载，即《阿拉伯全史》和唐《通典》的记载。

而“唐军七万”的准确数字更是亲身经历了怛罗斯之战并被阿拉伯人俘虏的亲历者杜环（唐《通典》作者杜佑的族子）在其所著的《经行记》一书中亲口记述的：“七万人皆没”（两万被俘，五万战死），这是不容质疑的最直接，最权威，最准确，最真实的原始数据。

杜环的族叔杜佑在其所著《通典》中曾经引述了《经行记》关于此事记载的部份内容。】

唐军失利是因为，高仙芝在中亚滥杀的暴行激怒了当地突厥部落，突厥人与阿拉伯在河中地区的军队约好了夹击唐军，然后故意引诱唐军来上钩，结果前后夹击大败唐军。

倒戈的突厥人本来不在唐军的作战序列中，他们是从另一个方向对唐军（包括汉军和各胡人雇佣军）背后发起攻击的，要不然也不叫“夹击”了，而且也不能说他们是“反叛”，他们跟唐朝本来也不是什么臣属关系，只是名义上的藩国，他们本来就是设好圈套让唐军来钻的。

唐史记载，高仙芝，李嗣业，段秀实，这些当时数一数二的名将仓皇逃窜，被自己溃军阻塞（拔汗那的部众），难以前进，竟然不得已驱杀溃众，才得以逃脱。

自此之后，唐帝国就再也没能越过西域进军中亚，安史之乱后，就再也无力西顾。

另外，当时唐军中大量成分都是胡人雇佣军，如安禄山，史思明，阿史那社尔，契必何力，李思摩，黑齿常之，李多祚等人的军队。

就是所谓“汉军”，其实很多也是汉化的胡人，如上文提到的高仙芝（高丽人），以及哥舒翰，李光弼，唐初的尉迟敬德等人，其实唐太宗李世民自己也是四分之三血统的鲜卑人。

唐朝大量使用胡人雇佣军充实国防力量，是造成内乱和衰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至于中世纪欧洲跟中原王朝在蒙古军队面前谁更弱一些，很多人以蒙古灭亡南宋花了几十年时间来说明南宋强于欧洲是很可笑的，要这样吹嘘的话，那欧洲自始至终也没有被蒙古军征服，可以说是无限强于南宋军队。再说蒙古军也不过只是擦破了东欧的一点皮而已。

蒙古灭亡南宋花了几十年时间根本不足为奇，根本原因在于长江以南的丘陵河湖环境和南宋固守的坚城不利于蒙古骑兵作战，而欧洲的地势要平旷得多。

蒙古在欧洲的分部：金帐汗国，其根据地，都城就设在伏尔加河下游一带，距离西欧，跟蒙古本土离南宋差不多，但是那以后数百年，金帐汗国再也难以深入欧洲。相比之下，恰恰是南宋弱得多。

要认清这一事实，再举一个更明显的例子，如果用蒙古灭亡南宋花了几十年时间来说明南宋军强，那么，蒙古灭南宋之前，先灭金国，灭金国花的时间比灭南宋短得多，难道说南宋军比金国军还强吗？

南宋军在蒙古灭金的时候伙同蒙古夹击过金国，结果却在金军面前大败而还，不堪一击。如果要用不同时不同地也没有交过手的欧洲军来跟南宋军比，那金军与南宋军可是同时同地也同台较技过，谁强谁弱，不是一目了然吗。难道还能说蒙古灭宋花的时间长就证明其军事力量强？这是明摆着的事情，蒙古灭南宋花的时间长只是因为地形的限制而已，靠着地形优势南宋才苟延残喘了那么久。

还有，日本，东南亚，也自始至终没有被蒙古消灭，反而让蒙古吃了败仗，按照民族主义者的弱智逻辑，这些国家比蒙古还强。

实事求是地说，任何一个熟悉世界史和中国历史的人都清楚：古代中国的军事实力是远远不如西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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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虎队]

论儒家文化的虚伪性及其致命缺陷

原文发表于2005年6月11日

近年来中国的社会道德状况全面恶化，很多人病急乱投医地胡择药方，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民众的这种心理，并以所谓“复兴中华文化”为名，大肆向民众兜售鼓吹孔孟之道等历史垃圾，一时间形形色色的历史沉渣纷纷泛起。

我留意了一下一些儒教分子的言论，特别是台湾一个被称为“国学大师”的叫做南怀瑾的人写的鼓吹儒教的书。且不说他书里面那些可笑的常识性错误，如已经被很多专家如张中行指出的作者对“无友不如己者”“不如诸夏之亡也”等含义的解释完全是不顾常识按照自己的需要蓄意曲解篡改，甚至连通假的常识都不顾了。但说以此为代表的儒教分子的那些戏说历史的弱智言论，完全是在故意误导没有古文根基，没读过原始典籍的读者。

这一类摩登儒教，虽然经他们胡乱引申发挥，跟他们祖师爷的原始意义已经有所出入，但是本质还是差不多的，而且因为这些言论是很有代表性的，是现阶段儒教分子极力宣扬鼓吹并且在中国很有市场的一类言论（他们甚至还大肆鼓动所谓的“读经运动”，实质上早就堕落成商人牟利的做秀表演），所以我们下文就以此来看看。

虽然现在的儒教分子已经不好意思再提什么“尊王”“忠君”之类的垃圾了，而是改口宣扬什么“孝悌”才是儒家的本义，妄图以此迷惑世人，博取人心，不过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只是他们为其祖师爷遮丑的无耻谰言。

《论语》一开篇，学而第二，有子就说：“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这段话清清楚楚地将儒家所要宣扬的“孝悌”到底是为了什么目的表露了出来，宣扬“孝悌”从来不是什么儒家的“本义”，只是手段，维护君尊臣卑统治秩序的权宜之术而已。

可惜即使是这样，他这话也说得太早了一点，古代实行科举制之前，普通人要做官有一个很重要的途径，就是“举孝廉”，曹操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他的为人倒也确实是很“孝悌”，为报父仇，发兵攻打陶谦，一路屠城，残杀了数以千万计的百姓，这就是儒家所推崇的“为仁之本”吧。至于犯上作乱，那他更是“不鲜矣”。这样“孝悌”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数不胜数。

篡汉的王莽，也是一个著名的“大孝子”。

实际上，一个人是否爱父母跟他是否爱邻居，人民，国家，根本没有任何逻辑关系，相反，一个人倒是有极大可能性为了狭隘的“孝”作出损公肥私，伤害他人的事情，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还少吗？

以孔子自己的言行为例：《论语》子路篇第十八，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注：偷盗）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於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说老实话，如果我的亲人做了错事或者犯了法，我也是会为其隐瞒包庇的，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也是会这么做的，人之常情嘛，不过我还能意识到我这么做是错误的，而且违法，如果没被抓住就算了，抓住了就认栽。

可孔子就能够厚颜无耻颠倒黑白地说“直在其中矣”，你要做见不得人的事你就做嘛，你还硬要强词夺理把你做见不得人的事说成是“正义的”，自此之后，就开创了中国人一种很恶劣的传统：即，到底什么是正义，真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将自己想要达到的目的解释成是“正义”“真理”。

所以说儒家文化虚伪得令人发指。

儒家宣扬的“孝悌”是很有迷惑性的，表面上看，爱父母应该是一种很高尚的道德，也是人类的普遍道德原则，可是儒家志不在此，他们所宣扬“孝悌”只是作为维护君尊臣卑等级秩序的手段，权宜之术而已。

即使这样，儒家文化中的“孝道”比起西方文化中的“博爱”境界也是有天壤之距。

人生三大感情，亲情友情爱情，我们先讲亲情，因为这是人伦之首。

人所共知的是，母爱父爱是世上最伟大最崇高最纯洁的感情，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境界是远远不如西方人的。

西方人的母爱父爱是完全不图回报的爱，无私的爱，不象中国人那样隐含势利，当作一种人生的感情投资。

中国人拼命地生育，而且重生男不生女，就是作为一种养老的投资。所以中国人对于不是自己亲生的子女，往往比对待亲生子女感情淡薄，疏远，而且极力防止养子女知道自己的真实身世，因为他觉得这种投资不保险；但是西方人收养别人的子女，却全心全意地当作自己的亲生子女倾心疼爱，无私奉献。哪怕是异族的孩子。

以前发生的那件美国白人跟中国移民争夺子女的著名案子，就很说明问题，中国人没钱的时候就把亲生子女送给别人（甚至卖给别人）抚养，什么时候觉得需要延续这笔投资了又想去抢回来。中国人很难理解西方人为什么费力不讨好地去收养其他种族的孩子，而且人家还不怕养子女长大了以后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在哪里。他们不担心养子女背弃自己去找亲生父母，因为人家完全是无私的付出，是真爱，不像大多数中国人完全是把生养子女当作是一种养老的投资。（注意：我说的是大多数，已经将少数良知未泯的包括我自动排除在外了）

从东西方历史传统就很容易看出这种差异：中国人的皇位是一定要传给自己亲生儿子的，不然的话，就是被视为变了天，失了权，要动刀流血的；但是古罗马帝国的皇位一般是皇帝在有能力的人中选好继承者后，收其为养子，以此名义传位于后者。很少有传给亲生儿子的。从这种历史传统的差异就可以看出东西方道德境界的差异。

中国的重男轻女思想极为严重，为什么？因为生男是一种合算的投资，生女是一件赔本的生意，生女不能给自己养老送终，是没有价值的投资。中国的农村，抛弃甚至杀死初生的女婴的情况非常普遍，我在农村时，就经常看到有人将生下来的女婴悄悄杀死埋掉。虎毒尚不食子，在爱这个领域，大部分中国人的道德水准甚至连禽兽都不如。

中国人今天稍微变得象点人样了，完全源于接受了西方文明的天赋人权，博爱，民主，自由，平等，等思想观念的启蒙，教育。中国人应该永远牢记正是因为有了西方这个恩师的教诲，才有了中国人现在初脱兽形的人样社会。

西方人的爱是真正做到了“为爱而爱”，正是因为西方人的父爱母爱是完全出于真爱，不图回报的爱，所以相应的，西方人的孝敬父母，也是真正做到了基于真爱的一种感情。而中国人由于其一开始的父爱母爱就是出于一种隐含势利的养老投资，所以其衍生出来的“孝道”本质上也只是一种还债性质的行为。

表面上看，西方的父母子女之间关系好像很疏远，冷淡，以彻底的科学化，制度化，法律化，将人的权利和义务分得清清楚楚，好像有点冷冰冰，不够温馨，不够人情味，但是实际上，只有这样才能够使人的基本幸福得到切实的保障。

虽然西方人不像中国人那样搞什么形式主义的“孝道”，非要勉为其难地让子女与父母甚至祖孙几代人挤在一起凑合着磨摩擦擦地过日子，但是西方人通过完善的养老医疗等福利制度将老有所养，老有所依问题解决得很好。并且西方人父母子女之间并不缺乏温情和关爱，在各自独立保持自己生活方式的情况下，很好地做到了有礼，有节，彼此尊重，合乎人性地感情交流。

西方人对待子女从小就作为一个有独立人格有尊严的人平等尊重对待，不像中国人把子女当作畜养的小猫小狗一样随意打骂。并真心疼爱，全心全意地为他的前途着想，培养好他的生存能力，长大以后则尊重其意愿任其自由发展，不图回报；而子女长大以后，就离开父母独立生活，并时常保持感情的联络，也认真履行经济上赡养父母的责任（这并不矛盾，因为他们有完善的养老医疗保险制度，并不需要依赖子女）。

而没有父母的孤儿，西方人也通过制度性的孤儿院收养使其免于象中国人那样流落街头，或者被卖来卖去的悲惨命运。

通过制度建设，西方人真正地做到了“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的理想境界。

而中国人虽然自以为是地强调并吹嘘所谓的“孝道”，但是中国社会的老有所养，老有所依问题从来就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过，特别是在人没有能够有机会作出生养子女这种投资的情况下。

中国的城乡中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靠拣垃圾为生的老年人，可以说，中国人才是世界上最没有孝心的民族。

中国人所谓的“孝道”是非常虚假的，是一种还债性质的行为，当然，能够知恩图报也是一种美德，但是中国人由于背负着这种还债的心理包袱，尽管家庭内部如婆媳关系紧张恶劣，也要碍着面子勉强凑合着过，再加上彼此生活习惯的差异冲突，长期这样压抑的生活，就容易产生一种变态心理，导致中国人在表面“孝顺”父母的形式下，变相地虐待父母，如把父母当作是带小孩做家务的免费保姆，以求得心理平衡；或者是在父母在世时对其刻薄寡恩，父母死了之后又来隆重地“厚葬”，以此形式主义标榜自己“孝顺”。

这是中国人在中国文化这个污浊环境中难以摆脱的悲哀。

其实这个问题并不是只有中国才有，很多第三世界国家，如印度，也有这种“大家庭”的传统，因为这是一种农业社会遗留下来的共有传统，但是别的国家民族都没有发展到中国这样变态的“孝道”。

中国古代，子女对于父母是有一种人身依附关系的，父母对于子女有绝对的支配权力，可以生杀予夺，如同君对臣，“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是有真实的刑律制度支持的，父母如果认为子女不孝，可以不需要任何证据，向官府控告，就直接定罪，处死（一般都是陵迟），在这样残酷的刑律支持下，中国古代当然“孝子”多多，这就是中国文化所谓“孝道”的真实本相。

儒家文化的虚伪性还典型地表现在《论语》学而第十一章：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三年在这里是表示“多年”的意思，但后世守孝则确以三年为期）

为什么父在观其志？因为古时候父亲在世时，儿子不能自主行事，要按照父亲的意志行事，要百依百顺。这倒也罢了，可为什么父亲去世了，仍然要“三年无改于父之道”？这不是发神经吗？你爹都死了，你再假惺惺地“无改于父之道”，装出一副“孝顺”的样子，还能对他有何益处？

再说了，你要“孝顺”，要“无改于父之道”，那就应该一辈子“无改于父之道”嘛，做人要有始有终，为什么三年（或X年）就不了了之？这到底是出于“孝顺”，还是做秀，还是怕坐牢，还是怕鬼魂缠身？

而孔子自己又是怎么做的呢？孔子的母亲刚死不久，他还在守孝期间，听说季氏举办宴会，就不顾自己还在守丧的身份，急忙赶去蹭饭吃，结果被季氏家臣阳虎赶了出来。

所以说儒家文化虚伪得令人发指。

儒家所提倡的所谓“孝道”，“以孝治天下”，在现代社会中根本就不具有可操作性。硬要强制性地搞什么形式主义的“孝道”反倒造成父母子女之间的感情隔阂。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是大错特错！人的道德不是天生而来的，正是依靠法制约束才能建立起人的道德观，羞耻感，而儒家将道德说教的重要性置于制度建设之上，从一开始就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后来发现行不通时，又开始用严刑峻法来弥补，这又错上加错，因为要做到真正的社会公正和谐，法律合理，不是依靠严刑峻法，而是需要三权分立的制衡，协调。这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的致命缺陷。

现在中国是世界上刑法最严酷的国家之一，但同时也是世界上社会道德最败坏社会治安最恶劣的国家。其根源之一就在于这种文化传统。

还有，儒家宣扬的这个“仁”的理念，跟我们通常理解的“仁爱”有很大出入，确切地说，儒家的“仁”这个概念，指的是一种道德规范，而这个道德规范是要以符合君为臣纲的统治秩序来衡量的，所以有的时候，“仁”的理念与“仁爱”有相重合之处，因为便于维持统治秩序；但更多的时候，“仁”则与“仁爱”毫不相干，甚至完全相反。

比如说，“仁”最高的标准就是不能“越礼”，也就是说诸侯使用的祭祀礼仪规格以及行政待遇不能超过天子，以此类推，社会中不同等级的人都不能有超过上级阶层的待遇规格。

孔子的学生颜回死了，无钱安葬，颜回的父亲请求孔子把自己的车卖了给自己换棺材安葬儿子，孔子说：卖了车我就只能走路了，而我是曾经做过官的人（曾居大夫），照礼不可以步行的，所以这事我帮不了你。这就是孔子所谓的“仁”和“礼”。

《论语》八佾篇第一，孔子谓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仅仅因为人家多安排了几个参加祭祀的舞者，他就暴跳如雷到这种程度，但是从没看见他对在残酷的奴役压迫和诸侯战争中的民众苦难表现出这样的愤怒过。由此就可以看出孔子心目中的“仁”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孔子自己就坦承：仁就是“克己复礼”。

儒家所说的“仁者爱人”，这个“人”，是有特定意义的，也就是说是要符合统治要求才能算是“人”，用孟子的话来说，就是：顺之者人也，逆之者禽兽也。你不听他的话，他就不“爱”你了，甚至你连人都不算了，他可以动手杀你。

孔子跟随鲁定公去与齐国会谈时，仅仅因为对方奏乐时跳的舞不符合他认定的“礼”，就硬逼着齐景公砍掉了舞蹈者的手脚。（热爱崇拜儒家文化的叶公好龙者注意了：我知道你们很多是喜欢跳街舞，迪斯科的爱国小愤青，如果你们回到你们梦想生活的孔子时代，你们很有可能会被砍掉手脚的）

孔子任鲁国大司寇时，因为大夫少正卯聚众讲学，把孔子的门徒都吸引过去了，使得“孔子之门三盈三虚”，恼羞成怒的孔子就找了几个莫须有的罪名把少正卯杀了。

所以说儒家文化虚伪得令人发指。

儒家文化的所谓“礼”，根本不是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文明礼貌”“平等待人”的意思，而是专指一整套君尊臣卑的等级秩序的意思，一种君臣名分，纪纲。

孔子说：“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可是从他自己的言行来看，他又何尝不是“巧言、令色、足恭”。

《论语》乡党篇：【孔子於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门言）（门言）如也。君在，（足叔）（足昔）如也，与与如也。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足具）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後，檐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足具）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足叔）（足昔）如也。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足宿）（足宿）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觌，愉愉如也。】

这段话什么意思？通俗地说：就是在上面的人面前装孙子，在下面的人面前充大爷。

子曰：“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多闻阙疑，慎言其馀，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馀，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这两段话什么意思？通俗地说，就是要想混得好，有官做，就要学会装孙子。

孔子这个人很会做戏，去参加人家丧礼，吃饭时故意不吃饱，太做作了，依我看，如果真要表示哀悼的诚意，就根本不应该趁人家办丧事时去蹭饭吃。

孔子自己“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食壹）而馊，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却要求别人“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士志於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虽然孔子也说“礼，与齐奢也，宁俭；丧，与齐易也，宁戚。”，不过说说而已，他和他的徒子徒孙从来都是不惜铺张豪奢的。

从对待女性等弱势群体的态度上来看，不客气地说：中国文化中的“礼仪”与西方文化的礼仪相比，那是猴子的礼仪与人的礼仪的区别。

确实，中国文化的所谓礼仪只是猴子的礼仪：有吃的东西要先让给大王吃，有母猴子先让给大王泡，小猴子要对大猴子恭恭敬敬，不然就要挨揍；大猴子要对猴王恭恭敬敬，不然就要挨揍；母猴子要对公猴子恭恭敬敬，不然也要挨揍；这就是猴子的礼仪。

中国古代从没有真正的爱情，只有一些艳情故事，因为中国古代男女从来没有平等过，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则必须三从四德；丈夫可以随意休妻，但是妻子无权提出离婚。这跟西方文化中对女性的尊重态度有天壤之别。

受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中国的女孩子都热衷于傍大款，当二奶，而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而西方女性追求人格独立，是不能忍受这种事情的。

还有，孔老头那一副强装威严庄重的做派也让人好笑，你说你温而厉也好，威而不猛也好，你没有一套完善的法律体制，你怎么能保证肖小之辈在你面前保持礼貌尊重，不乱来，你要是无权无势，他要骂你打你骚扰你，你又能怎么样？你孔夫子不是也经常被“野人”所围困，狼狈不堪。

这个问题，西方人就解决得很好，通过完善的法律体制为保障，真正地做到了人与人之间“有礼有节”“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你要象中国人这种流氓德性，看见漂亮女孩就凑上去调笑，看见人家大腿就两眼色迷迷地扫来扫去，早就吃官司了。

师道尊严，这个简单说几句，比起亚理士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境界，差得太远。虽然孔子也言不由衷地说什么：当仁不让于师，不过他真正赞赏的却是乖巧听话会拍马屁的颜回，对喜欢顶撞他的子路就很不满。

子曰：“自行束修（干肉）以上，吾未尝无诲焉”。这个境界远远比不上苏格拉底，耶稣，佛陀，人家就从不收费，主动到大街上去免费授课。

还有，儒家文化所支撑的宗法社会，家族化的统治方式，是黑社会孳生的温床。中国的黑社会，其广泛性，深入性，残酷性，等诸多方面，在世界上都是首屈一指的。

很多年前，我在社会上接触到一些黑社会势力时，就发现，他们有很浓厚的儒家那种“忠义”的色彩。中国文化的这种绝对性地强调人对人无条件的服从，忠心，并以之为道德的最高标准，以及家族化的统治方式，是导致中国社会黑社会色彩异常浓厚的根源。

因为这个原因，再加上中国人没有一种宗教的悲悯精神，使得中国人在社会斗争中异常残忍，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什么卑鄙残忍手段都使得出来。

国外的黑社会组织，自己还能够意识到自己是犯罪组织，为了逃避警方打击，极力隐蔽自己。中国的黑社会，根本就不避讳警察，甚至警匪勾结的情况非常严重，就在于中国社会是儒家宗法文化维系的人治社会，而不是法治社会。

相信很多人都知道中国的旧黑社会历来就有供奉关羽的传统，实际上，看过《三国志》（不是三国演义哦）就会发现，刘关张三人的发家历史正是不折不扣的黑社会性质的，刘关张三人的故事历来也正是儒家所推崇的典范。

现在儒教分子们大肆鼓吹儒家教义，实则是在为中国的未来埋下祸根，可以肯定，将来中国政治民主化之后，中国的下层社会政治必将全面黑社会化。

尤为让人愤怒的是，儒教分子为了抬高自己，愚蠢地诋毁贬低西方文化说他们没有“仁”“义”“孝”这些概念。真是可笑，难道因为西文里没有“仁”“义”“孝”这几个汉字你就可以以此宣称人家没有这个概念吗？西方文化中的“骑士精神”是比所谓的小人之交性质的“侠义”要高尚的得多的文化精神。

西方人是做到了真正的君子之交。

中国文化中“侠”的理念，跟儒家和墨家都有很大关系，但是根本不是那些胡编乱造的武侠小说里宣传的那种所谓“锄强扶弱”“伸张正义”的概念，而是跟武士道很类似的一种东西，仍然不过是为主尽忠，为友报仇，或者为雇主充当职业杀手那一套，《游侠列传》中有很清楚的记载。这也是中国黑社会猖獗的一个文化根源。

中国人之所以不管做什么坏事，手段多么残忍，都心安理得，毫无罪恶感，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文化中为了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种根深蒂固的劣根性。

可以负责任地说：即便只是跟西方的普通百姓相比，大多数的中国人也只是流氓无赖。更不用说人家上层的精英。

西方人的恶是有底线的，中国人的恶是没有底线的，中国人为了私利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西方历史上的罪恶比起中国历史上的罪恶来，只是小巫见大巫，简直微不足道。

十字军东征，不过是对阿拉伯伊斯兰教势力和突厥（土耳其）人对欧洲的侵略所做的自卫性防御性反击，完全正当！耶路撒冷本来是罗马帝国领土和基督教圣地，十字军将其从阿拉伯人手里夺回来，天经地义。

所谓基督教迫害科学家，是在法律范围内的公平审判，被审判者也是基督教徒；而且这是西方世界的内部家务，中国人没资格指责。

基督教初起时，为了救度唤醒人心，很多教徒不惜牺牲自己，以身饲狮虎，毫无畏惧。这是真正做到了佛教所云的舍身行善。

所谓“贩卖黑奴”，是非洲本地的部落头领，黑人人贩子与西方不法分子互相勾结主动出卖自己同胞，西方政府一直都是视为非法，严厉打击禁止的（特别是英国），西方人没使用武力到非洲本地去强抢，只是在非洲沿海港口向黑人人贩子购买，黑人人贩子是主犯，白人人贩子只是从犯；而且，贩卖黑奴最多时间最长最残酷最疯狂的是阿拉伯人不是西方人，一直到现代，阿拉伯人还在贩卖黑奴。但是敌视西方无耻反美反西方的人不敢（或者根本就不知道）骂阿拉伯伊斯兰土匪，只是拼命诋毁攻击西方，其三，中世纪欧洲人也大量被北非人绑架贩卖为奴，多达数百万。

更不用说，中国人一直到了二十世纪中叶还在合法地买卖人口，而且是自己同族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没有任何资格指责西方人！

所谓“贩卖鸦片”，实际上当时西方人是把吸鸦片卖鸦片看作是跟吸烟卖烟一样平常的事情，西方人自己也吸食鸦片，英国有些首相都是鸦片瘾君子。人家没有故意陷害你的意思。

所谓“屠杀印地安人”，首先绝大部分印地安人集中在西班牙人控制的拉丁美洲，他们早就跟后来到来的西班牙葡萄牙移民融为一体了，现在已经是一家人了，而北美印地安人只有区区几十万人，以前是那么多现在还是那么多。他们只不过占据了很少一点地盘，而且并没有建立国家组织，还处在野蛮原始的部落状态，并不对这些土地拥有主权，北美的绝大部分土地是荒无人烟的，是靠后来欧洲移民的辛勤开垦才建设成今天繁荣富裕的美丽国家，欧洲移民有功没有过；而且绝大多数的印地安人是死于对之没有免疫力的欧洲疾病，不是死于什么“屠杀”；其三，在印地安与西方人的冲突中死掉的印地安人大多数也不是什么善类，一般都是他们主动先发起对欧洲移民的屠杀攻击之后才遭到报复的。这跟中国的义和团性质一样。

更不用说中国人自己早在两千多年前汉代时就开始对西域的各印欧民族主权国家进行长期野蛮残暴的侵略和屠杀，两千多年来，仍不断对周边国家民族如朝鲜（隋唐时）越南进行多次侵略殖民，对南方百越苗蛮诸族多次进行种族屠杀（秦，汉，三国，明清时代），以及现代对西藏的种族屠杀，中国才是世界上进行侵略和殖民，种族屠杀，最早，规模最大的国家，罪恶累累！我将来要系统地将这些历史整理出来，以警醒世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没有任何资格指责西方人！

西方的殖民扩张，将先进的西方科学文化，民主政治，传播到了广大的野蛮落后愚昧的亚非拉国家和民族地区，是符合历史进步性的，恩德无量，只有功劳没有过错！是完全正确的。这一点无需多说，只要看看香港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我很希望他们将来能够再来殖民统治中国，帮助中国搞好管理，早日实现现代化。

所以说西方人的恶是有底线的，中国人的恶是没有底线的，西方人高尚得多。

西方文明的优秀代表，美国，不仅打败了日本拯救了中国，而且冷战时期还阻止了俄国要对中国进行核手术的企图，否则中国人早就亡国灭种了。虽然中国这个恩将仇报的白眼狼现在对美国又嫉又恨，妖魔化美国无所不用其极。

中国人应该在天安门广场上树碑立坊，世世代代永远铭记美国的恩德！这才叫做真正的不忘本！

一些儒教分子喜欢无知地卖弄什么：我们几千年前就知道要“仁”“义”“忠”“孝”，我们多了不起。你们西方人不知道吧。以一种掩耳盗铃的心态自欺欺人地说什么：你们西方没有这个，没有那个。

对于这个问题，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其一，中国文化还停留在告诉人们要吃饱肚子才不饿的阶段，并为此很自得；而西方文化对讨论这个不感兴趣，因为他们认为猪都应该知道要吃饱才不饿，他们要研究的是怎样才能吃饱；其二，中国文化满足于告诉你应该怎样，而西方文化要追问为什么要这样。

黑格尔说：儒家学说只不过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辩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西塞罗留下给我们的《政治义务论》便是一本道德教训的书，比孔子所有的书内容丰富，而且更好。

西方文化比中国文化不是高出一两个层次的问题，而是至少高出五六个层次，从起点上，希腊罗马时代的城邦民主制和共和制已经高出春秋战国的君主制一个层次，希腊科学理性精神，逻辑学的创造，又高出古中国从《易经》衍生出来的感性思维文化一个层次；基督教博爱，忏悔，救赎的宗教精神又高出儒家君为臣纲的专制主义一个层次；文艺复兴的天赋人权，自由民主平等法治的理念，宗教改革，又超越原地不动的中国文化一个层次；近代科学的诞生，工业革命，又一次把仍然在落后的农业文化中做低级循环的中国拉下了两个层次。到了现代，西方民主体制人权高于主权的超越性认识，又高出中国半封建集权专制不止一两个层次。

这样累加下来，西方文明已经高出中国文化七八个层次。不客气地说，中国文化实在是一个劣等得不能再劣等的文化。

西方文明，常让我有“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之感，越是接触得多，越觉得自己知道的少，也许穷尽一生之力也只能做到稍窥门庭。更何况她还在日新月异地快速发展。

只有西方文明，才当得起“博大精深”这四个字，其他不论何种文化，包括中国文化（我不用对等的“文明”二字，因为我认为中国的东西根本够不上资格称为文明），与其相比，是毫米与光年之间的差距，是石器时代的石斧与宇宙飞船之间的分别，根本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中国文化中的很多东西，如果你将其孤立于全人类历史来看，似乎总会看到很多神奇之处，但是一旦放到全人类历史这个大环境中一比较，马上就变得平平无奇，就好比一块玻璃，你在荒漠之中猛然发现时，闪闪发亮显得很是耀眼夺目。但是把它扔到一堆钻石之中，马上就失去光芒。

在我逐字逐句将儒家的主要典籍研读之后，我发现其中有很多言论并不是完全没有意义，我甚至还从中得到了一些启迪，但是我还是对其采取了完全否定的态度。为什么？

道理很简单，这个问题就类似于中医和西医的关系，虽然中医根本算不上是科学，但是由于数千年的经验积累，其中仍然有一些有效的作用，如果没有西医，我们仍然可以而且也不得不继续采用中医，但是有了西医之后，基本上中医能够解决的所有问题西医都能够解决了，而且解决得更好；而更多中医解决不了的问题，只有完全依靠西医。更要命的是，中医中除了一小部分有益的东西之外，大部分都是有害的垃圾（比如长期服用某些中药会导致慢性中毒），而且中西医这两者之间还完全没有任何承前启后的关系，完全是两个独立发展起来的体系，所以我们已没有任何必要再保留中医。

同理，我们也没有任何必要再恢复儒家的那一套。西方人文思想中每一个方面都能找到比它更好的替代品。

甚至我觉得与其去提倡儒家那繁复而肤浅的一套，还不如就简简单单地说“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或者“五讲四美”就行了。

顺便说一句，儒家思想里这个“先学会做人，然后再学会做事做学问”的理念倒是唯一值得稍许肯定的，但其只是勉强在形式上能够及得上西方的水准而已，其性质完全不同，儒家所谓的“学会做人”是要求学会怎样做奴才，而西方文化要求的是学会怎样做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人。我正是这样做的，所以我这样的人在中国社会难以生存。

现在中国人中很流行对儒家原始典籍的种种稀奇古怪的“新解”“重新诠释”，虽然文言文难免有一些晦涩难懂之处，但是孔氏师徒那些弱智的格言，“哲理”，大部分含义都是浅白明易的，自古以来也早已有确定的注解，但是很多不学无术的儒教分子竟然可以不管不顾地按照自己的需要，通过重新断句（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篡改字义，附会历史，甚至连基本的通假常识，语法结构都不顾了，蓄意篡改歪曲原义，还美其名曰“重新发现了儒家的价值“。

如果他们祖师爷的神圣经典竟然是这样可以任意随人意愿修改的话，那看来跟放屁也没什么区别。

这类戏说历史的弱智读物，也就只能蒙蒙那些没什么古文根基，没什么判断力，没读过原始典籍的中学生。

我告诉大家，要了解儒家就看其原始典籍和历史记载，不要轻信儒教分子之流江湖骗子的胡说八道，但是我同时又想劝大家不要去看，因为那些垃圾看了实在恶心，我看了以后都隐隐感到受其毒伤。

还有，要真正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典籍的原义，就要只看其文言原文以及权威注释，不要去看今人胡乱解释发挥的白话翻译，免得受其误导。很多愚蠢无知的家伙，看了点戏说历史的白话今译就出来大肆吹嘘，所谓“热爱中国古文化”的一类角色大抵都是这种叶公好龙不学无术的货色。

我本来想将《论语》等儒家典籍逐章作一个评解，但是考虑到厌恶中国文化的人不会有兴趣去看，而自称“热爱中国文化”的叶公好龙者基本上都不学无术，他们又看不懂。所以没有多少意义，故就此作罢。

另外，最好是将此文与《论中国文化的反人性本质》一文对照阅读，这样可以对这个问题有更深的认识。－－（注意：我发现有些网友把我文中某些段落拿去重新编排抄在自己的帖子里，我不反对你们来抄我的，这有利于广泛传播我的观点，不过你们不要乱改我的文章，因为这会破坏我文章的逻辑性，连贯性，歪曲我的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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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虎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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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的雅利安来源【修订版】


今天生活在中国这片土地上的人，大多都呈现出明显的黄种人特征。而这大多数人也以古代华夏文明创始者的传人自居。那么，创造了中国地区最初的华夏文明的那些古代民族，他们是什么人种呢？事实是，他们却是白种的雅利安人。

这并不是什么天方夜谈。事实上，有大量的考古发现和以DNA检测结果为依据的体质人类学以及比较语言学上的证据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只不过，这个历史事实一直都是中国史学研究的一个禁区。

因为现在的中国一直都是以古代华夏文明的继承者自居的，而这个历史事实却会把现在的中国政府和中国的这些伪“民族主义者”置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原来他们一直都是在乱认祖宗。

证明这个历史事实的主要证据有以下这些：

山东，河南，四川，陕西，甘肃，内蒙，新疆等地出土的大量具有高加索人种（白种人）特征的古人类遗骨，干尸，以及雕像文物等；古文献中关于古代华夏民族及北方游牧民族中具有高加索人种（白种人）成分的大量记载；古汉语中与英语等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语言同源的大量原始词汇，等等。

在详细阐述这些证据之前，首先我们来大致了解一下种族和语族这两个概念，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

通常我们都简单地把人种分为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不过这只是一种通俗的说法，并不准确。而且按照皮肤颜色把人分类也不太科学，因为肤色受外界影响很大，恰恰不是最重要的人种特征。通常应该按照眼睛颜色，毛发颜色，毛发形状，鼻形，眼形，头形指数，等等区分。

照此大概可将人种分为高加索人种（白种人），蒙古利亚人种（黄种人），尼格罗人种（黑种人），俾格米人种，澳大利亚人种等几大类，其他一些过渡种族和混和种族以及难以归类的不重要的种族这里不再赘述。 （注：某些书籍上将俾格米人种称为小黑人[1]，但是现在通常又将澳大利亚人种称为小黑人）

人类的语言，则大概可分为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闪米特语系，含米特语系，汉藏语系，阿尔泰语系，南岛语系等几大类。（美洲印地安语和非洲黑人班图语等除外）

而按照语言将人分类，就可以将人类分为印欧语系民族（广义的雅利安人），闪米特语系民族（包括犹太人，阿拉伯人，古巴比伦人，古亚述人，腓尼基人等），含米特语系民族（包括古埃及人，北非柏柏尔人），汉藏语系民族，阿尔泰语系民族（包括蒙古，突厥，通古斯[女真]三大语族）等几大类。

这种按照语言分类的语族并不等同于按照体征分类的种族，但是两者（种族谱系树与语言谱系树）大体上是吻合的。所以本文中可视为等同。不过印欧语系民族与闪米特语系民族同属于高加索人种，所以本文将属于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民族作为广义上的雅利安人单独归类。[2]

然后我们来看看具体的证据：

（一）。中国科学院遗传研究所，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和日本东京大学人类学系分子进化研究室合作，通过对山东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墓葬，和春秋战国时期的山东临淄古墓群中古人类遗骨中提取的DNA样本所做的检测分析，研究表明，儒家的发源地－－山东，从新石器时代一直到春秋战国晚期，当地人的人种特征都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白种人）[3][4][5][6]。进而可推知：儒家的创始者－－孔子，毫无疑问也是属于高加索人种的成分。

一直到了隋唐时期，山东当地人的人种特征才开始转变为高加索人种与蒙古尼亚人种的混合成分，近似于今天新疆中亚的黄白混血种人；然后到了明清时期，山东当地人的人种特征才开始转变为较纯粹的蒙古利亚人种。

这个研究结果曾经在2000年“21世纪中国考古学和世界考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公布过，2002年的《齐鲁晚报》《山东商报》，新浪网，等多家媒体都曾有过报道。

（二）。从殷墟遗址，中国地区最早的文明－－商文明的遗迹中发掘出来的遗骨中，有高加索人种的遗骨。[7]

同时也有蒙古利亚人种和尼格罗人种（黑种人）的遗骨，一般都来自于殉葬坑和祭祀坑，应该是战俘或者奴隶。

（三）。中国古代史书上记载的周边民族－－西戎，北狄，南蛮，东夷，都是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的成分，并且直接构成了商，周，等中国地区早期文明的人种来源。比如商文明的两个来源之一就是东夷－－也就是上文第一条所提到的当时山东各部落和民族。东夷应该是一个游猎部落。（《说文》：夷从大从弓，意即弓箭手。）

而生活在山东的东夷，既然是高加索人种的成分，来源于东夷的商，当然也毫无疑问是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的成分的，并且也被考古发现所证实。两者关系非常密切，而孔子也是商的遗民后裔。

郭沫若也曾考证过，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东夷人，体貌特征为胡须体毛较浓密，鹰钩鼻，这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成分；北狄中也含有浓须，蓝眼，高鼻的高加索人种成分。[8]

另外，东夷可能也含有部分通古斯人（属蒙古利亚人种）的成分。

注意：古史上所说的戎，狄，蛮，夷，是与西，北，南，东四个方位严格对应的。

（四）。中国地区的第二个文明－－周，也是来源于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成分的西戎（说吐火罗语－－属印欧语系）。周人始祖名为弃，号为后稷，其母为姜嫄，系出自羌人部落（姜，羌同源），而羌人为西戎的一支。周人直到灭商入主中原之后才开始“贬戎狄之俗”逐渐摆脱游牧文化的影响。（《说文》：羌从羊，意即牧羊人。）

不仅西周墓葬中发现有很多高加索人种特征的颅骨，而且，1976年在甘肃灵台白草坡一座西周墓出土文物中，有一尊青铜鼓上的人头像具有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1980年陕西扶风西周宫殿遗址出土的蚌雕人头像，雕像高鼻、狭面、深目，也具有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其中一个头顶上还刻有一个“╋”字（“巫”字），这个符号来源于公元前5500年前的西亚哈拉夫文化。

（五）。传说中的黄帝，炎帝，尧，舜，禹等人，并不是实有其人，只是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才陆续由方士文人根据神话传说虚构出来的人物，但是其所对应的考古年代上相应的氏族部落，如尧，舜，禹所对应的陶唐氏，有虞氏，夏后氏，据中国学者考证，都是使用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的民族，而使用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的各民族基本上都属于高加索人种。

关于此问题可参考余太山先生等人的相关著作。[9]

来源于西北的北狄的，传说中的黄帝部落，也是一个说吐火罗语的印欧语系氏族。姜姓的炎帝部落也是源于印欧语系的羌人（姜，羌同源。）

周灭商之后，狄戎的一部分也受到了分封，建立了一些小诸侯国，其中最大最长久的是中山国，而这个“中山人”据史书上的记载就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

“夏”是夏后氏的自称，“大夏”与“吐火罗”对音近似，据王国维，顾颉刚考证，来源于印欧语系。周灭商之后，因为周与来源于东夷的商不是同一民族，而与夏后氏同为西戎系统，于是以传说中的夏的继承者自居，也称自己为“有夏”，称其同盟部落为“诸夏”；而“华”本也是周人的自称，于是此后生活在中原一带的人就自称“华夏”，与此区别于其原来的本家－－西戎，北狄，南蛮，东夷，这就是汉人的前身－－华夏族名称的来源。

周谷城先生也说过：“夏，商，周并不是三个相续的朝代，而是三个不同的部落或民族”。[10]

（六）。与我们通常想象的不一样的是：在公元前三世纪以前，即匈奴开始向西迁徙之前，整个欧亚大陆上，不仅欧洲，中亚，伊朗，印度河恒河流域，西域（新疆），阿尔泰地区，而且通过河西走廊一直延伸到今天的甘肃，陕西，乃至河套地区的鄂尔多斯高原的整个范围，都是被属于高加索人种的使用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的广义上的雅利安人占据着的。这一点已经被大量的考古发现所证实。

古史记载的生活在中国西部包括西域以及甘肃陕西及河套地区的月氏，乌孙，楼兰，龟兹，犬戎，猃狁，羌（羌方，羌戎，姜戎），人方，鬼方等，都是说吐火罗语或者东伊朗语的印欧语系各民族。在四川，山东等地也有印欧语系的高加索人种分布。

中国中西部及河套地区说吐火罗语的印欧语系各民族来到中国的时间相当之早，因为吐火罗语属印欧语系中的centum语组（与日尔曼语相同），即印欧语系中较为原始的颚音类语言；而西域中亚一带说东伊朗语的塞人，则是属于印欧语系中的satem语组，即印欧语系中后期成熟的丝音类语言，很显然吐火罗人来到中国的时候是在其途经的中亚印欧语系各民族的丝音类语言还未分化出来之前，由此可知这个时间大概在公元前4300年前印欧语系民族的第一次大迁徙的时候。通过对新疆出土的大量高加索人种古人类干尸的DNA检测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

而那时候，中国地区的早期文明还未出现，属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各民族已经来到了中国腹地，包括早期的吐火罗语各族以及后期的东伊朗语各族，并逐步带来了中东西亚先进的生产技术，小麦，大麦，及驯养牛马，车轮，两轮战车，青铜冶炼术，及后来的冶铁术等等技术，而且受中东的楔形文字影响发展出了早期的甲骨文，直接创造了中国地区的早期文明－－商，周。

（七）。从文化上来说，从商周青铜器上的双马族徽，到新疆天山和内蒙古阴山古代岩画上的双马神像，以及中国北方草原和农牧交界地带的双马纹艺术品，与印欧语系的雅利安人共有的多神教神祗之一：双马神偶像，在文化上是一脉相承的。毫无疑问地都是来源于印欧语系各民族。

另外，商人是政教不分的，有很强烈的宗教性。这一点正是古代印欧语系的雅利安民族各分支共同的特征。

来自羌戎的周人，信仰阴阳，与印欧语系民族早期的宗教－－祆教很相似。岑仲缅先生认为周人是祆教徒，《易经》也来源于祆教。

楚人苗人的祖先－－南蛮，也是深受印欧语系民族的影响，甚至也可能含有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民族的成分。楚人的神话系统与雅利安人的神话系统很接近。

吐火罗人的一支，羌人，在文化上继承了很多印欧语系民族的风俗，例如火葬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先秦时期的文献如《墨子》《列子》等都提到，氐人羌人是实行火葬的，火葬就是源自印欧语系民族，例如印度－雅利安人就在相当长的时期一直实行火葬，而伊朗－雅利安人在祆教流传前也是实行火葬的。

与羌人并称的，后来南迁的氐人，也混有大量的高加索人种成分，其与月氏人一样都将其国王称为“诏”，其与百越诸族融合的西南后裔白蛮、乌蛮等族建立的政权也称作“六诏”，其后建立暹罗的泰人也称其王为“诏”。

根据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彝族中有一支部族有高加索人种的特征，而彝族正是氐人的后裔，而且今天的彝族仍保留着火葬的习俗。

印欧语系的吐火罗人在文化上对早期华夏文明的影响还大量表现在语言方面。祁连山的“祁连”这个名字就来自于印欧语言，意为“神圣的”。佛教经典最初也全是经过印欧语系的吐火罗语译成汉语的。

汉代设立的河西四郡，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其中武威，张掖，敦煌的得名都与吐火罗语有关；“张掖”为“昭武”的同名异译，昭武城曾经是吐火罗人的一支月氏人的活动中心，后来西迁至中亚阿姆河流域的大月氏人至唐朝时仍以“昭武”为姓，以示不忘根本；“敦煌”则与“吐火罗”或“大夏”一名有关；而武威的原名或者另一名“姑臧”也出自吐火罗语；“姑臧”与“高昌”同源，也是吐火罗人的活动区域，而高昌的原住民车师同楼兰、龟兹、焉耆一样都为吐火罗人的一支。

（八）。我们现在使用的汉语，通常被归为汉藏语系，但是这种分类法一直都是有争议的。实际上，在上古时代，汉语也是多音节语，后来因为受单体方块字影响，逐渐演变成为了后来的单音节语。

有学者通过比较汉语与英语等印欧语系语言的原始词汇的发音异同，提出了汉－印欧语同源的理论，将汉语归为汉－印欧语系的一种。

关于此问题可参考谈济民先生和周及徐先生的相关著作。[11][12]

例如，据林梅村先生用比较语言学所做的分析，“剑”这个词最早就是来自于吐火罗语，它与后来武王斩纣所用的“轻吕”以及匈奴人的“径路”等都是古印欧语中“剑，刀”的同源词，但后者晚出，来自东伊朗语。

（九）。四川广汉出土的三星堆文化，更是典型的外来文化，其出土文物中大量的人像，面具，都是高鼻深目，典型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其出土文物中的金王杖，青铜神树，以及明显的牛崇拜，石头崇拜，建筑样式，以及其文化圈范围内的悬棺丧葬这些文化特征，都是古代闪米特人，雅利安人的文化特征，也是犹太文化中重要的丧葬现象。有学者推测这是闪米特语系的古犹太人的文化遗存。[13]

（十）。华夏族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在东周以前，因为不断有世界范围的印欧语系雅利安人的迁徙运动作为补充，所以仍得以保存。其后，印欧语系雅利安人的迁徙活动逐渐减弱，失去了补充的源泉。而中原本土土著以及蒙古高原腹地和东北亚的蒙古利亚人种源源不断的人口补充开始使得蒙古利亚人种成分在中国地区占了上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来源于西戎的秦，已经表现为明显的蒙古利亚人种特征，与中原华夏诸族具有了明显差异，故此中原诸族一直把秦当作异族看待。秦入主中原之后，通过种族屠杀和文化同化等手段，于是开始了中国地区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民族融合。

（十一）。而中原汉人的高加索人种特征一直到汉末两晋时都还有很大残留。如，河北老山汉墓女墓主的头骨经过面部复原之后，发现其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

《晋书》和《世说新语》就记载东晋明帝为“黄须”“黄头”，这是典型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并称其为“鲜卑奴”，称其母为“燕代人”（今北京地区），称其与其母貌相类似。由此可知，当时的鲜卑部落中，乃至华北地区当地人，是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成分的。

另外，熟悉三国历史的人应该知道，当时很多人都是典型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如孙权是“碧眼”“紫髯”，曹操的儿子曹彰是“黄须”，关羽，太史慈，程昱等人，都是“美须髯”（就是大胡子），这些在《三国志》的记载中比比皆是，从中可看出，当时汉人的体毛很重，毛色较浅，这都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的特征。而这不仅跟现在中国地区的伪汉人体貌特征大不相同，也跟当时纯粹的蒙古利亚人种的体貌特征不同，倒是跟突厥，鲜卑等具有高加索人种成分的北方游牧民族很相近。

而且有意思的是，跟后来明清时已经杂化得很厉害的伪汉人时期相比，汉晋时的《三国志》中并不象明清时的《三国演义》那样把这些看作是很怪异的现象来描写，只是叙述人物生平时作为一种绰号顺带提一下，可见这种高加索人种特征在当时汉人中是很普遍的现象。

（十二）。不仅如此，秦汉后以至隋唐，中原周边游牧民族如匈奴，突厥，蒙古，契丹，女真等本属蒙古利亚人种的部落中，也含有大量的高加索人种成分。如古文献中记载的白夷，白狄，长狄，赤狄，白匈奴，黄头鲜卑，黄头室韦，黄头女真，等等。

前面说过，《晋书》和《世说新语》都记载东晋明帝为“黄须”“黄头”，这是典型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并称其为“鲜卑奴”，称其母为“燕代人”（今北京地区），称其与其母貌相类似。由此可知，当时的鲜卑部落中，乃至华北地区当地人，是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成分的。

据考证，鲜卑人中慕容氏，拓跋氏，宇文氏，独孤氏诸部中具有高加索人种成份的应该就是慕容部。

唐朝时在西北有一支被唐王朝皇室认做是本家的民族：黠嘎斯（吉尔吉斯）人，又称为坚昆，因其曾建立古坚昆国。其人种特征就是：赤发，白面，绿瞳，也是高加索人种特征。

这进而可推知，唐朝李氏皇室的来源也可能是含有高加索人种成分的。事实上，隋唐两代皇室，杨氏，李氏皆为鲜卑血统，杨李二家是表亲，杨氏，李氏与宇文氏，独孤氏家族世为婚姻，宇文氏，独孤氏都是鲜卑姓。唐高祖李渊本姓大野，是鲜卑姓，母亲独孤氏。李渊李世民都是鲜卑血统。李世民祖母，母亲都是鲜卑人，李世民身上至少有四分之三是鲜卑人血统。

此外，象什么长孙，尉迟，都是胡人姓氏。

《新五代史》《四夷附录》与《旧唐书》《新唐书》的《室韦传》都记载室韦诸部中有“黄头室韦”，也称“黄头部”，而室韦即是蒙古诸部的前身。

成吉思汗和他父亲也速该也是蓝眼睛，他们的氏族名“勃儿只斤”就是“蓝眼睛”的意思（一说灰眼睛）。

《三朝北盟会编》记载有一部女真人“多黄发，鬓皆黄，目睛绿者，谓之‘黄头女真’”；《松漠纪闻》“黄头女真”条称其“髭发皆黄，目睛多绿”；《契丹国志》卷《诸蕃国杂记》“黄头女真”条记载其相貌特征是“髭发皆黄，目睛多绿”，这显然是高加索人种特征。

《新唐书》卷110《李多祚传》记载“李多祚，其先靺鞨酋长，号‘黄头都督’，后入中国，世系湮远”，说明唐代靺鞨人中也有黄发碧眼的部族。

唐朝安史之乱时，安禄山，史思明等人及其部族也是来源于高加索人种成分，《旧唐书》称安史叛军为“羯贼”，羯即“五胡乱华”时的羯族，史书记载即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成分。

来自于贝加尔湖以北的丁零－铁勒诸部，据考证原本也是属于高加索人种，或者可能是塞种人－蒙古人混血。

原本就生活在蒙古高原和东北亚的阿尔泰语系各民族（又分为突厥，蒙古，通古斯三个语族），虽然各自都含有一定的高加索人种成分，但是仍是以蒙古利亚人种为主。但是其中生活在西部的突厥语族，因为与当地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各族融合混血程度最深，其融入的的高加索人种成分也越来越加深，中世纪向西迁徙之后，最西边远至欧亚交界处的突厥人的一支（土耳其），已经完全转变为高加索人种成分。

突厥部落联盟中最强大的阿氏那部落很可能就是突厥化的塞种人(属高加索人种)。

而生活在中部和南部的突厥人，如历史上的克烈部和乃蛮部，也是信仰景教（基督教的一支）的以高加索人种为主的。他们占据了整个蒙古高原面积和人口的三分之二，另外的三分之一才是生活在大兴安岭和贝加尔湖之间的蒙古人，后来成吉思汗统一蒙古高原的战争几乎消灭了一半的突厥部落，才使得蒙古高原上蒙古利亚人种的成分又占了上风。而成吉思汗本人也含有四分之一的突厥血统，前面也提过，他本人可能也是蓝眼睛的高加索人种成分。

而中国地区早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仰韶文化，据学者研究，是属于古突厥民族的文化，在华北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各种文物，据分析具有明显的古突厥族文化特征，古突厥文化特征为：

一。陶器上画有鱼纹或人身鱼纹；
二。杀马祭天；
三。彩文陶器；

仰韶文化与此基本吻合，所以其根源应在中亚一带，而不是中国地区。

（十三）。古代诗歌中也有大量关于高加索人种特征的北方游牧民族的记叙。

唐代诗人张籍的《永嘉行》一诗中记叙有“黄头鲜卑入洛阳”；

苏轼题唐人韩干的画赋诗曰“赤髯碧眼老鲜卑”；

杜甫的《悲青阪》诗记叙有“黄头奚儿日向西”；

白居易诗《西凉伎》记叙“紫髯深目两胡儿”；

岑参诗《胡笳歌送颜真卿使赴河陇》记叙“君不闻胡笳声最悲，紫髯绿眼胡人吹”；

李白诗《幽州胡马客歌》记叙“幽州胡马客，绿眼虎皮冠”；

张说诗《杂曲歌辞·苏遮幕》记叙“摩遮本出海西胡，琉璃宝服紫髯胡” ，

丁仙芝诗《戏赠姚侍御》记叙“重门启锁紫髯胡”；

寒山《诗三百三首之二四四》记叙“大有碧眼胡”；

吕岩《七言》记叙“碧眼胡儿手指天”。

证据实在是太多了，举不胜举。

除了大量史料中的记载之外，还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古代的传奇，志怪，小说，平话等等文学作品中，谈到异能之士，也往往喜欢描述为“碧眼，黄须，赤发，红脸”等等，而这都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

虽然这只是文学描写，但是却真实地反映出了古时候很多智勇突出的人物都是带有高加索人种特征的。仔细想想其实也很正常，我们平常生活中看到的也是，高加索人种不论是在体能上还是在智力上普遍都比纯粹的蒙古利亚人种要强得多，正因为这样，在古时候，具有高加索人种血统的人在能力上表现得很强，所以文学描写中往往很自然地把具有特异才能的人描写为具有高加索人种特征的形象。

（十四）。不仅中国，而且远至日本北海道，当地土著人阿依努人（虾夷人）也是明显的高加索人种特征：多体毛，胡须浓密，头发卷曲，皮肤白皙，与属于蒙古利亚通古斯人种的日本主体民族大不相同。

甚至远至美洲墨西哥，也发现有高鼻深目形象的雕像文物，说明高加索人种以东亚为跳板曾经远徙至美洲。美洲印地安人虽然属于明显的蒙古利亚人种特征，但是人种学的研究表明，北美印地安人大部分部落的父系血统中都含有数千年前的某个高加索人种的因子。

（十五）。中国地区古代居民除了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蒙古利亚人种的成分之外，甚至还含有不少的尼格罗人种（黑种人）和俾格米人种，澳大利亚人种的成分。

如《山海经》就屡屡出现中国南方有黑色人种的记载。考古发现也证实了新石器时代中国东南沿海一带的柳江人，河姆渡人，昙石山人的人种特征都与尼格罗人种和澳大利亚人种相似。

《小雅·天保》《虞书·尧典》中记载的“黎民”，据郭沫若考证：“黎，大约就是中国古代的先住民族，这种人或就是马来人。‘黎民’就是最早被中原汉民族征服了的棕黑色皮肤的先住民族。这种民族被征服了以后便被当成奴隶使用......一天一天地消失了”。 [14]

中国古代的濮族，被商人征服，尔后演变为“仆”的意思，而濮就是指一种黑种人。

还有古史中记载的“昆仑奴”，也是一种黑种人。


现代中国地区的人种极为复杂，特别表现在南北汉族的种族巨大差异上。简单说来，秦淮以北基本上是蒙古利亚人种中较为纯粹的北蒙古亚种，也就是几千年来不断迁徙南下并被汉化的北方匈奴，突厥，蒙古，契丹，女真等阿尔泰语系各族的后裔，并混有一部分早期高加索人种的华夏族成分。

而南岭以南，则是蒙古利亚人种中混有大量尼格罗人种和俾格米人种（都是黑种人）以及澳大利亚人种成分的南蒙古亚种（又可称为马来人种），也就是古代被迫南迁的百越各族的后裔。

夹在中间的，长江流域一带，就是南北两端这些北方游牧民族与早期华夏族及汉人以及百越南蛮等族融合混血的后裔。

中科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副研究员袁义达，通过对南北汉族人群的线粒体DNA和血清免疫球蛋白所做的分析鉴定，证实了南北汉人在种族上遗传基因上存在着巨大差异。而且南北汉族在血缘上的差异比南北汉族各自与当地少数民族的差距还大。[15]

另一个比较直观的现象，就是南北汉人在血型上区别很大，北方人A型血居多，南方人B型血居多。

通常我们都说“我们是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的中国人”，但事实上并不确切。皮肤颜色就不用说了，因为前面说过了，这恰恰不是重要的特征，而且很多中国人的皮肤白得比世界上某些地区的高加索人种还要白（如印度，中东，北非）。头发的颜色也不用说了，很多人都是天生的浅色头发。而眼睛的颜色，却是个很重要的特征（因为受外界环境影响小），很多人却并不是真正的黑色，如果你仔细看的话，会发现它实际上是棕灰色的，或棕黑色。

另外，诸如铲形门齿，蒙古斑，蒙古褶这些特征，通常被当作是广义的中国人的共有特征，实际上并不准确，这些特征在高加索人种和尼格罗人种中同样也存在，只是数量多少的差别而已，在中国南方的百越系汉人中很多人却没有。

所谓人种这个概念，只具有相对性，并不存在所谓纯粹的某种族，各种族之间都存在着一个交叉混和的边缘，具体到个体身上，只能说其遗传基因中那种种族成分较多一些而已。

要从遗传学的角度分辩出一个人的遗传基因中到底包含有那些人种的成分是很复杂的事情，不过有一些外貌上的简单识别方法可以参考一下：如果一个人是单眼皮，细小的眯缝眼，面庞较扁平，颧骨较突出，那么通常来说，这个人的蒙古人种的成分相对较多一些；如果一个人是双眼皮，眼窝较深，眼眶较大，额头较高，鼻梁较高而挺直，则高加索人种的成分较多一些。

另外，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以前曾经被通缉的那个广西籍杀人犯马加爵，他的长相，跟拳王泰森有很多很相像的地方，典型的特征，都是扁扁的塌鼻子，外翻的厚嘴唇。而岭南的广东广西一带很多人都是这种外貌特征，这就是马来人种的特征，其原因就是因为中国南方的马来种汉人（百越人的后代）以及东南亚一带马来人种都是混有大量尼格罗人种和俾格米人种（都是黑种人）的血统。

实际上，完全可以把蒙古利亚人种看作是高加索人种的一个分支，国外的学者认为，高加索人种中金发碧眼的诺迪克亚种和黑发黑眼的蒙古利亚人种都是高加索人种中黑发白肤的暗白人种（伊比利亚亚种）分别向西北方和东方发展而产生的两个分支，为了适应西北欧当地寒冷的森林环境，和东北亚的风沙环境，而各自产生了后来的体貌特征上的差异。关于此问题，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韦尔斯的《世界史纲》一书。


高加索人种的分布如此广泛，是与其远古时代几次大规模的迁徙活动紧密相关的，而这种大规模远距离的迁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属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民族最早掌握的两项技术发明：驯养牛马和冶铁术（当然并非所有的情况都是如此），以及源自中东中亚的青铜冶炼术，车轮，两轮战车等等技术。

高加索人种的发源地通常认为在今天俄罗斯南部的黑海北岸及高加索一带，故称之为高加索人种。在上古时代，高加索人种中的印欧语系雅利安人广泛分布在从东欧到中亚的草原地带，即今天的乌克兰和哈萨克一带。

大约在公元前4300年前库尔干文化时期，原始的印欧语系民族就开始了第一轮大规模的迁徙活动，新疆，陕西，甘肃，山东，甚至远至北海道等地的早期高加索人种部落大概就是那时候来到当地的。

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公元前500年之间，在整个欧亚大陆上又开始了第二轮以南俄中亚草原为中心，向东，南，西三个方向辐射，以雅利安人为主体的印欧语系民族大迁徙的运动。这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次大迁徙运动。

在西方，希腊半岛，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中的希腊阿开亚人和多利安人取代了早前居住在此的也可能是属于原始印欧语系或者是闪含语系的克里特人皮拉斯基人（希腊米诺斯文明创始者），创造了希腊迈锡尼文明和后来的希腊古典文明；

在中欧，西欧，北欧，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中的凯尔特人，拉丁人（含罗马人），斯拉夫人，日尔曼人，分别取代了当地同属于高加索人种的土著民族，创造了罗马文明和后来的欧洲古典文明。

在南方，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中的赫梯人，进入小亚细亚，创造了赫梯文明，最早进入铁器时代。同时压迫喜克索斯人向南迁徙，结束了埃及的中王国时代。

在东南，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中的米底人，波斯人，与当地的依兰人融合，创造了早期的波斯文明，后又建立了波斯帝国。波斯人就是今天伊朗人的祖先。

在印度河流域，恒河流域，印度－雅利安人取代了当地可能含有高加索暗白人种和尼格罗人种混血成分的达罗毗图人（印度早期的哈拉巴文明创始者），创造了印度古典文明。

在东方，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中的吐火罗人，塞人等，一路途经中亚，新疆，阿尔泰，河西走廊，进入中国地区，与当地属于蒙古利亚人种的阿尔泰语系民族，藏缅语族融合，创造了中国地区的早期文明－－商，周。

前面说了，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在其大迁徙中得益于其掌握的驯养牛马，两轮战车，青铜冶炼术，冶铁术等等先进技术，特别是在迁徙至中国地区并创造中国地区早期文明的过程中更是如此，并将驯养牛马，车轮，两轮战车，青铜冶炼术，冶铁术，种植大麦，小麦，等等技术逐渐传入中国地区，其中驯养马的技术，以前有人认为是起源于中东，也有认为是起源于阿尔泰语系民族（如《世界史纲》），不过近年来通过对世界上所有人工驯养马种的基因检测结果表明：世界上所有的人工驯养马种都是同源的，都来源于南俄罗斯草原上雅利安人最早驯养的马种，中国地区也是如此，甲骨文中也有关于马的进口的记载，证实了这一点。

在三千多年前的这一轮雅利安人大迁徙运动中，奠定了世界上各主要古典文明的基础，紧接着在两千多年前的人类历史上第一轮思想大爆发中，产生了同属于雅利安民族的希腊的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理斯多德，阿基米德，欧几里德，波斯的琐罗亚斯德，印度的佛陀（释伽摩尼），中国的孔子等一大批圣哲，其思想影响了人类历史达两千年之久。

世界上使用的大部分语言，包括日耳曼语，拉丁语，斯拉夫语，罗曼语，凯尔特语，希腊语，亚美尼亚语，印度语，伊朗语，都属于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前面说过了，古汉语很可能也是与印欧语系同源的语言。

同属于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雅利安语系）各民族和闪米特语系各民族，创造了人类历史中绝大部分的文明成果，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简单事实。虽然这一点曾经被希特勒部分地利用，作为屠杀犹太人的借口（实际上犹太人也是属于高加索人种的闪米特语系民族），所以，出于“政治正确性”的考虑，现在人们已经避免再提及这个历史事实，但是事实就是事实，以任何政治理由都无法否认。

华夏文明的创始也是来源于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今天中国地区人种中的一部分成分也来源于高加索人种的印欧语系雅利安民族－－华夏族，只不过因为地理位置的封闭和跟中东中亚文明母体之间文化传承的断绝，以及文化上的自大心态，我们逐渐忘却了我们民族及文明的原始来源。

前面说了，秦汉时期开始了中国地区第一轮大规模的民族融合，中原地区早期的高加索人种成分开始逐渐转变为以蒙古利亚人种为主，但是直到汉末两晋时仍有残留。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又是第二轮民族大融合，不过其融合的情况较为复杂，因为当时迁徙南下参与融合的“五胡”：匈奴，鲜卑，羯，氐，羌，等民族，虽然以蒙古利亚人种为主，但是都含有大量高加索人种的成分，有些甚至完全就是高加索人种成分，如羯族。所以直到隋唐时期，中国地区的人种结构虽然以蒙古利亚人种越来越占主要成分，但是仍残留了不少的高加索人种成分。

中国地区的人种成分转变为以蒙古利亚人种占绝对优势是到了辽，金，元三代时才完全实现的。在这几百年中，来自蒙古高原腹地和东北亚的蒙古，契丹，女真等较纯粹的北蒙古利亚人种，继“五胡”时代匈奴鲜卑之后又源源不断地补充到中原黄河流域一带，而原本生活在此的含高加索人种和蒙古利亚人种混和成分的杂化了的“汉人”则不断南迁，与长江流域的南蛮百越各族融合。

实际上，从种族和文化的角度，可以把中国地区的历史分为四个截然不同的阶段：商，西周，春秋战国，为一个阶段，其种族以高加索人种为主，文化上属于受印欧语系雅利安文化影响较深的系统；秦汉魏晋时期为第二阶段，种族以蒙古利亚人种为主，融合了早期高加索人种的华夏族成分，文化上以逐渐摆脱了印欧语系雅利安文化影响而成形的独特的“汉文化”为主；而南北朝隋唐时期为第三阶段，种族上以蒙古利亚人种和北方游牧民族中含有的高加索人种的新鲜成分之间又一轮融合为主，文化上也表现为“汉文化”与北方阿尔泰语系民族“胡文化（游牧文化）”的又一轮融合为主；到了辽，金，宋，元，明，清时期，为第四阶段，种族上已经完全转变为蒙古利亚人种占绝对优势，文化上则转变为了形式上带有一些“汉文化”的色彩，但内涵上则是胡汉混和的一种不伦不类的四不象的“伪汉文化”，一直保持到今天。



参考文献：

[1]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2]H.G.韦尔斯，《世界史纲》

[3]王沥，中国古代DNA研究近况，国际DNA考古学研究会特邀报告，2002-12-5

[4]王沥，DNA Analysis of the Human Remains and Genetic Diversity of the Ancient Populations in China，Inter-Congress of IUAES 2002特邀报告，2002-9-8

[5]王沥，古DNA：用分子生物学手段探知过去，中国科学院院刊 Bulletin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2001-2-3

[6]王沥，Gentic structure of a 2500-year-old human in china，SCI期刊论文，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摘要，2001-4-1

[7]李济，殷墟发掘简报

[8]郭沫若，《中国史稿》

[9]余太山，《塞种史研究》，《说大夏的迁徙——兼考允姓之戎》，《有虞氏的迁徙——兼说陶唐氏的若干问题》

[10]周谷城，《中国通史》

[11]谈济民，《汉英词汇的近源探秘》

[12]周及徐，《汉语印欧语词汇比较》

[13]苏三，《三星堆文化大猜想》

[14]郭沫若，《郭沫若全集》

[15]袁义达，《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和人口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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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虎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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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神话的虚假之处


这是我以前写《岳飞文天祥是怎样被炒作成民族英雄的》一文时，根据搜集的一些资料整理而成的。但是看到大家对这个问题已经失去兴趣，就没有发表出来，现在将其整理出来。故此说明一下。


《宋史》中的《岳飞传》，实际上是根据岳飞的孙子岳珂在岳飞死后几十年为他撰写的私传《鄂王行实编年》所改编，根本没有什么可信度，这个道理就好比前次毛泽东的孙子在媒体上宣称是他爷爷领导取得了二战胜利一样荒唐。

该传记中记载的很多“史实”都已经被考证出是杜撰伪造的，如：绍兴十年（1140）七月十四日宋金颖昌大战，岳飞部将王贵在《王贵颖昌捷奏》中说杀敌“五百余人”，而岳珂杜撰为“杀敌五千”，而这实际上就是岳家军对金军所取得的最大一次胜利；而这次战斗中“杀其统军、上将军夏金吾”里这个“夏金吾”也是岳珂自己杜撰出来的，根本不见于其他史料记载；

所谓的“兀术遗桧书”也是岳珂自己杜撰出来的，也不见于其他史料记载，是条孤证，而且也不符合情理，因为跟秦桧订约的是金国主和派大臣挞懒，不是兀术，兀术是死硬主战派，正是他杀了主和的挞懒与南宋重开战端，故不会无缘无故地遗书秦桧求和；

而所谓“岳飞以五百骑破金兵十万”（其实光看这个数字对比就知道是胡编意淫）的“朱仙镇大捷”，经考证，历史学界认为根本不存在，纯属岳珂杜撰出来的，所谓一天连发十二道金牌催岳飞回师也是戏剧化的描写；（见邓广铭《岳飞传》）

所谓“岳飞大破拐子马”中的“拐子马”，并不是岳珂胡乱编造的用链子连在一起所谓“连环马”，只不过是“两翼而出”的侧翼骑兵而已，是宋人的一种俗称，这个经考证早就已有定论。这段事迹的描述也早有人指出纯属谬误。清康熙皇帝就说过，女真人没有马批铁甲的习惯，当时女真人也没有如此生产能力，更荒唐的是，把几匹马用链子连在一起，马跑起来就很容易摔倒，这都是没有骑过马没有军事常识的人胡乱猜想。其实只要自己想想就能明白，骑兵的优势就在于机动力和速度，把几匹马用链子连在一起，不仅起不到加强攻击力的作用，反而导致速度的下降，这都是不合情理的。

岳飞也不是什么百战百胜，如《金史.王伯龙传》中就记载“军渡采石，击败岳飞、刘立、路尚等兵，获刍粮数百万计。”。《金史.完颜昂传》也记载“宋将岳飞以兵十万，号称百万，来攻东平。东平有兵五千，仓卒出御之。时桑柘方茂，昂使多张旗帜于林间，以为疑兵，自以精兵阵于前。飞不敢动，相持数日而退。”“昂举兵以为声援，飞乃退”。《金史.仆散浑坦传》记载“天眷二年，与宋岳飞相拒。浑坦领六十骑，深入觇伺，至鄢陵，败宋护粮饷军七百余人，多所俘获。”。《金史.完颜宗秀传》记载“宗弼复取河南，宗秀与海陵俱赴军前任使。宋将岳飞军于亳、宿之间，宗秀率步骑三千扼其冲要，遂与诸军逆击败之。”

而《宋史》站在宋的立场，就一味吹嘘宋军的战绩，败仗隐而不提，这都是中国史家的通病。

另外，史书上动不动就说岳家军杀敌“数千数万”，甚至如上文提到的“以五百骑兵破金兵十万”的胡编，除了上面澄清了的伪造之外，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偷换概念的问题，实际上，岳家军在大部分战斗中所歼灭的敌人，并不是真正的女真“金兵”，而只是“伪齐”政权的“伪军”，以及被金兵抓壮丁来的“签军”，这种“签军”，只是作为一次性使用的炮灰性质的部队，用来在交战时挡在前面消耗对方的箭石，是从汉人老百姓中抓来的壮丁，蒙古人后来也经常使用这种手段。甚至很多都不算是军队，连“签军”的名义都没有，所谓岳家军的赫赫战功很多就是靠杀这些没有什么战斗力的本民族的“签军”和“伪军”建立起来的。大家应该记得，当时“金兵”中有人称岳飞为“岳爷爷”，这些人就是“金军”中的汉人“伪军”“签军”部队，这是当时汉人的口语。从情理上来说，女真金人也根本不可能去称呼异族敌人而且是自己手下败将为“爷爷”。

还有，岳飞的军队也劫掠百姓，见诸于很多史料。如陈亮的《中兴遗传》就有记载。《三朝北盟汇编》也记载：岳飞部将韩顺夫攻讨曹成时“辄扎营解甲，以所掳妇人佐酒”，结果大意之下吃了败仗，岳飞大怒之下“尽诛其亲随兵”。

还有岳飞所谓的《满江红》一词，也是明代人伪作，写作年代不早于明代中叶，此事史学界早有定论。该词从未出现于宋元人的任何著述中，即使是岳飞子孙收录的家集里，也没有收录，连相关记载也没有，一直到了明代才突然出现在徐阶所编的《岳武穆遗文》，是根据弘治十五年（公元1502年）浙江提学副使赵宽所书岳坟词碑收入的，且赵宽碑记中提及的岳飞另一首诗《送紫岩张先生北伐》经明人考证也是伪作。词中“踏破贺兰山阙”就是一个破绽。贺兰山不同于前人泛称边塞的“玉门”、“天山”之类，其入于史书，始于北宋。唐宋人以贺兰山入诗，都是实指，贺兰山在今内蒙古河套之西，南宋时属西夏，并非金国土地，而金国黄龙府，在今吉林省境内。岳飞不可能以在西夏境内的“贺兰山”来比喻攻打金国黄龙府的志愿，这是牛头不对马嘴。实际上是，明代北方鞑靼族常取道贺兰山入侵甘、凉一带，明代弘治十一年（1498年），明将王越曾在贺兰山抗击鞑靼，打了一个胜仗，因此，有学者推测“踏破贺兰山阙”是王越或者王越手下文人所作歌颂胜利的诗词。(──这段是我直接摘录自网上资料，只稍做修改)

还有，岳飞的性格也不是象大家想象的那样和蔼可亲，他的舅舅就是被他亲手杀掉的，而且是亲手挖出心脏。虽说是他舅舅作乱在前，但是这手段也太狠了一点。另据《三朝北盟汇编》记载“先是飞在洪州，与江南兵马钤辖赵秉渊饮，大醉，击秉渊几死”，和别人喝酒，喝醉了就打人，差点打死，可见脾气很暴躁。

岳飞对下属也很苛刻刑峻，他的一个幕僚出于好心为他向上表功，他为了刻意显示自己“无私”，就找借口把别人打了五百鞭子。他手下的士兵仅仅因为买东西粗心地多找回了几文钱，就被他小题大做斩了首，这种借别人脑袋来树立自己权威的作法跟曹操的借粮官的人头来稳定人心和割发代首的阴谋手段是性质完全一样的。

岳飞手下部将傅庆，想去投奔南宋另一支军队的首领刘光世，岳飞知道后就杀了傅庆。

岳飞跟同为抗金力量的友军也经常火并，如刘泾,与岳飞同为统制，有人向岳飞告发，说刘泾阴谋吞并岳飞的军队。岳飞先下手为强，杀了刘泾，吞并了它的军队。

其实从这些事情可以看出，岳飞为了扩充实力是有点不择手段的，岳飞以及他的“岳家军”是很带有点军阀性质的，他的“岳家军”相当于是一只私家军队，如果任由他的势力坐大，很难说他不会演变成唐代的藩镇割据，这也是他受到赵构猜忌，导致被杀的重要原因。

崇拜岳飞的人都是叶公好龙，所谓距离产生美，如果你真的跟他生活在一起，你也许就不一定还会喜欢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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