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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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集中的文章，基本上按照时间为序排列。从最初的《岳飞文天祥是怎样被炒作成民族英雄的》一文开始。这篇是我早期的文章，难免会有一些肤浅之处，和细节上的不精确。请以辩证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呵呵。

我会不定期地将新文章加入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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岳飞文天祥是怎样被炒作成民族英雄的


原文发表于2002年12月13日

岳飞的品格我是很钦佩的，他也确实算得上是位英雄，但是要把他拔高到民族英雄的地位，我认为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这很大程度上是历朝历代出于政治需要炒作的结果。岳飞的这种情况，跟历史上的另外一个著名将领很相似，那就是关羽，当然关羽并不是被定位为民族英雄来炒作的，而是定位为忠义的化身来炒作的，下面我们就来对照着看一下。

首先，岳飞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人们对他的评价并不高，《宋史》上虽然对他颇多美化的地方，但是我们仍然看得出来，岳飞在当时的地位也不过就是所谓“四大将”中的之一，其他韩世忠，张俊，刘琦，吴玠，刘光世，抗金功绩都不输于他，更不说前还有宗泽（金人称之为宗爷爷的），后有虞允文（这人是个儒生）等人，虞允文立下的战功，甚至连四大将之一的刘琦都说“朝廷养了我们这些武将几十年，谁都没有显出什么大本事出来，反倒是你这个文官立下了大功。”

现在问题就来了，说岳飞是民族英雄，那到底什么是民族英雄？怎么定义的？词典上说是“在反抗外族侵略的斗争中表现英勇的人物”，按照这个定义，一部二十四史数下来，有资格称为民族英雄的，又何止千人。

现在大家都在争论岳飞抗金到底是反抗外族侵略还是属于内战，但是我们大家心里都清楚，不管我们自欺欺人地说什么“中华民族”也好，“中国人”也好，我们宣扬的所谓的中国人的历史观，其实就是汉族的历史观，这没什么可怀疑的，因为历史上汉人也多次侵略周边少数民族，但是我们的历史书上是从来不会去宣扬那些少数民族反抗汉族侵略的“民族英雄”的，也不敢宣扬，不然不是给僵独藏独打气么？只有汉族反抗少数民族（主要是北方游牧民族）侵略才算是民族英雄，这就一下子戳穿了所谓“评价民族英雄要站在历史的高度，今天的中华民族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古代的某一族，我们纪念民族英雄主要是弘扬那种反抗侵略的爱国精神”的谎言。

所以，我们就应该明明白白地表明我们所谓的民族英雄其实就是汉族的民族英雄，干吗遮遮掩掩的？就算是少数民族听了不舒服又怎么样？本来人家也知道你们是在撒谎，把话说明白了大家都还舒坦些。

即便根据这个标准，汉族几千年来在对抗少数民族的战争中，功勋卓著者，表现英勇者，按照评定岳飞的标准，可称得上是民族英雄的，也是数不胜数的，其中绝大部分都默默无闻了，唯有他岳飞一枝独秀，被吹捧到了圣人的高度，就像关羽，本来不过是三国时很普通的一个武将，在蜀汉五大将中也不过位列其一而已，论文韬武略都不是最杰出的，武有吕布，文有吕蒙姜维（指武将中），不要说名将如云的曹魏，就是偏安江南的那些吴中将领，都没有谁把他放在眼里，甘宁就多次表示过对他的轻蔑，但是却不敢轻视张辽。后来他还就是被吴国军队设计打败，被逮住砍掉了脑袋，这样一个后来被吹捧为“武圣”的有勇无谋的莽夫，死得这么窝囊，如果与他同时代的那些武将知道后世人把他包装成了这样一个大明星，不笑掉大牙才怪了。所以人不靠吹就红不起来，岳飞也是同样的道理。

对岳飞的炒作和对关羽的炒作几乎就象是同一伙人蓄意并行的似的，这两个人都有一些共同的特点，利于炒作，就是特别富于戏剧性的人生经历，而且两人都是死得很冤枉死得很可惜，容易引起人们的同情心，而且他们都特别具有个人魅力，关羽是“美须鬓”的美男子，又很有点个性，岳飞也是个白面帅哥，人据说又很有亲和力，两人也很善于做秀，不过我说岳飞善于做秀并没有贬义，因为我觉得他是在真诚地做秀，跟那些沽名钓誉的伪君子不同，像关羽就总爱时不时捧读什么《左氏传》之类的，搞得后人都以为他很有学问似的，好像对《左氏传》很有研究，实际上他只不过粗通文字，没事朗读朗读做个样子。岳飞就更不用说了，在背上刺字，动不动就亮出来给别人看看，刺在背上肯定不是给自己看用来激励自己的，这种作秀的手法即使放在今天也是非常时髦的，还有就是走到哪里都爱吟诗作赋一番，可惜他的诗词流传下来的不多，他最著名的那首《满江红》，据考证是明朝人的伪作，可见这些文人为了炒作包装这两位明星英雄无聊到了什么程度。实际上，对关羽岳飞的炒作也就是在明朝达到了一个高潮，明朝时候的文人也是最无聊的，经常都干些假冒伪造的勾当。关羽岳飞如果生在今天，倒是很具有做电影明星的潜质。

汉族抗击少数民族的战争，从蒙恬时算起，期间英雄豪杰层出不穷，数不胜数，最盛时汉武帝麾下名将如云，卫青霍去病李广等等，这些人无论从军事功绩，还是从民族大义的角度，都比岳飞更有资格称为民族英雄，但是我们通常并不认为他们是民族英雄，他们不像岳飞那样，主要是抱持的忠君观念，他们是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的，他们确实是对汉民族的发展壮大起到了重大的历史作用，而岳飞，我可以说他是一个“有他不多，无他不少”的人物，因为他起到的历史作用并不大，虽然他很具有传奇色彩。

其他像张骞苏武班超马援之辈，这些我们今天还勉强记得起来的人物，以及那些大多数已经泯没无闻的无名英雄，更具有民族主义的色彩。就是三国内战时期，也不断都有抗击匈奴的民族英雄涌现，像那个在三国故事中作为配角出现的张辽，他就曾出征漠北，“劝太祖战，气甚奋”，“斩单于蹋顿”。还有曹操的一个儿子曹彰，也曾亲征匈奴，“身自博战，射胡骑，应弦而倒者前后相属”“铠中数箭，意气愈历，乘胜逐北，至于桑干，去代二百余里”。北方的曹魏政权，在面对统一南方分裂势力任务的同时，还要对抗来自北方匈奴的威胁，那个年代的民族精神面貌，在曹氏父子的许多爱国诗篇中都有淋漓尽致的表现。可是今天又有谁会去纪念这些英雄呢？因为没有人去炒作他们，相反出于政治的需要还对他们不断地丑化。

论历史功绩，刘裕祖逊谢安等人，对汉民族生存的贡献，要远远大过岳飞，可是今天又有谁把他们当成民族英雄来纪念呢？

说到民族主义，中国古代是没有这个概念的，如果一定要说有，那就是所谓“五胡乱华”的时代，后赵冉闵，在羯人手下忍辱负重二十年，一朝发难，杀掉了胡人二十万，这已经不是民族主义了，而是种族灭绝主义了，比起许多人津津乐道的岳飞诗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又如何呢？

与岳飞以忠君思想为首要指导不同的是，冉闵对其他民族的杀戮征战是有强烈的民族报复意识的，他在对东晋王朝发出共讨胡人的倡议得不到相应之后，在遥远的北方面对各胡族优势军力，孤军奋战，杀伤大量敌人，被俘后大义凛然地说道“你们这些胡虏猪狗都可以称王称帝，何况我是中华英雄”，最后英勇就义。那些对岳飞崇拜得不得了的愤青们，一般都不知道历史上有这么个人。对比之下，他是不是更有英雄气概？更有民族气节？

中国人往往喜欢崇拜那些善于做秀的明星人物，而记不住真正埋头苦干的英雄。一来中国的历史太漫长，普通人不可能全面详细地去了解历史，造成许多平民百姓对历史的无知，而许多无聊文人就利用这一点，利用人们对那些悲剧人物的同情心理，大肆煽情炒作，把历史的本来面目搅得乌烟瘴气，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比如说北宋初期的杨业与潘美，其实潘美是抗辽的主将，杨业只是他手下的一员副将，杨业的死也主要不是他的责任，是杨业与监军王先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失误。但是后人为了炒作杨业，居然把潘美丑化成汉奸。同样的，与岳飞同为四大将的张俊，只因为他跟岳飞关系不好，又参与了岳飞一案，后人为了炒作岳飞，就刻意贬低他，不提他作为抗金主将的功绩了。

人们往往认为岳飞如果不死的话，我大宋朝早就收复中原，直捣黄龙，一举灭掉金国了。真的是这样吗？不是，这些都是无知的幻想。一个朝代的兴衰不是由一两个人可以改变得了的。岳飞再厉害，他所谓的颖昌大捷等等胜利，能厉害得过赤壁之战，淝水之战吗？这些都是南方政权抗击北方政权进攻所取得的历史性胜利，但是有哪一次，胜利后的南方能够有力量继续进攻消灭北方政权。尤其是北方的游牧民族政权，从来都是对南方汉族政权占有军事上的优势的。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上都是北方政权对南方政权成进攻态势，并数度彻底消灭南方政权，而南方政权从来不能彻底消灭北方政权。即便是卫青霍去病还有唐太宗等汉族政权最强大的时候，汉人也只能将北方游牧民族驱逐得远一点而已，根本不能彻底消灭他们。他岳飞就能够打破这个历史规律吗？他一个人就能厉害得超过三国时吴蜀两国联手作战的众多精英吗？

最能够说明这个问题的有以下几个事实，首先他死了之后，南宋并没有因为缺了他而面临灭亡的危险，反而继续存在了一百多年，而金国反倒先于宋朝灭亡。其二，后来虞允文取得的采石矶大捷，被认为是能够媲美赤壁淝水之战的大胜利，但是南宋军队仍然没有能力继续进攻消灭金国，南方对北方总是处于弱势是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其三，后来韩侂胄，张浚等人又相继进行北伐，也以失败告终，结果，南宋朝为了讨好金国，居然将韩侂胄杀死，将人头送到金国作为讲和的礼物，金国才同意停战议和。简直是莫大的讽刺。而宋朝没有人同情他，今天的人也不会把他当作英雄，因为他失败了，就这么简单。

今天的人之所以将岳飞捧为民族英雄是因为心里先就认定了他绝对能够消灭金国取得胜利的，这简直太可笑了，战争是押上性命的赌博，不要说他根本就没有可能取得胜利，就算有可能也很渺茫，如果他不幸也像韩侂胄一样北伐失利，很有可能南宋朝廷也会把他的人头送给金国作为停战讲和的礼物的，到了那个时候他就连英雄都做不成了，也没人去同情他捧他了。所以说，他死得很及时，可以说是宋高宗成全了他，给了他一个被后人捧为英雄的机会。

前面已经说了，岳飞在他生活的那个年代人们对他的评价并不高，他是后来才被吹捧到现在这样的高度的。他的“岳家军”号称是军纪严明，饿死不掳掠，冻死不拆屋，但是他在未发迹之前，在宗泽手下任统制时，他带领的军队一样也劫掠百姓。他死的时候，几乎没有什么人替他说话，相反他的很多同事，属下都附和秦桧构陷他，只有韩世忠出于老交情问了一句而已。可见他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地位并不算怎么崇高，这种情况与韩侂胄类似，不同的是他在还没有碰得头破血流之前就及时地死掉了，得以保留了一个较完美的形象，为他后来平反留下了余地，直到他死后几十年，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南宋朝廷又给他平反了，其时主战派又占了上风，为了配合张浚北伐的宣传，给他平反了，可笑的是，这次北伐又失败了。

南宋时，所谓的“爱国诗人”（就是那种好吹牛皮爱发牢骚又没什么真本事的家伙）多如牛毛，在他们的诗文中，都有大量对南宋将领和军事上的胜利的歌颂和叙述，有对采石矶大捷等战役的叙述，有对张浚韩侂胄等人北伐的叙述，可是几乎很少有人提到过岳飞，特别是那个最著名的辛弃疾，他南归时岳飞已经平反了，按理说他不应该不知道这么一位大明星，但是他的诗歌里面常常都得意忘形地以曹刘孙廉颇自比，吹这个捧那个，就是没听到他提起过岳飞。这说明什么？说明岳飞在他同时代的人中并不怎么被看重，只是一个很普通的武将而已，只是后来人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刻意炒作起来的。

蒙古人侵入中原的时候，由于其还是游牧部落的半原始社会形态，没有忠贞这一类的成熟的封建社会的思想观念，在消灭金宋等国的过程中，看到大批被征服国的文武官员以死殉国，对这种情况感到很惊奇，然后很快就意识到树立这种思想观念是将来取得天下之后建设巩固封建国家政权必不可少的统治手段，所以从元代起就有意识地通过炒作岳飞文天祥来树立这种忠君报国的思想观念，应该说是做得比较成功的，元朝灭亡时，同样的有大批的蒙古人汉人（大多数还是汉人）官员以死殉国。要说忠烈，很多人的事迹，比起文天祥之流来说，要刚烈忠义得多。著名的就有扩廓帖木儿（王保保），蔡子英，陈友定，把匝刺瓦密等人，连朱元璋都对扩廓帖木儿英勇不屈的精神赞叹不已，称他是天下无双连常遇春都无法相比的奇男子，还有蔡子英，朱元璋一心想要说服他，最后被他宁死不屈的精神折服，只好放他归蒙。其他如陈友定，尹克仁等人，也是拒不降明，最后英勇就义的，很多人甚至全家自杀，比之文天祥的矫情做戏，是不是更刚烈得多？这些人算不算是民族英雄？当然现在的人不会把他们当作民族英雄，因为他们不是为汉族政权尽忠而死的嘛，虽然元朝是一个基本汉化了的政权，现在的汉人也很不情愿地把它归为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部分。

这些其实都跟什么民族大义扯不上关系，这些死节的所谓“忠义之士”，骨子里都是封建的忠君报国那一套思想观念，不管是岳飞也好，文天祥也好，扩廓帖木儿陈友定蔡子英也好，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如果说岳飞还勉强算得上是民族英雄的话，那么那个文天祥，不客气地说，简直就是个政治小丑，沽名钓誉的伪君子。他在一面装模作样扮演“忠臣义士”拒不降元的角色的时候，一面对他弟弟说：“惟忠惟孝，各行其志。”，允许他弟弟出仕元官，以保全他文家的香火。而他是宋官，忠臣不事二主，所以要扮演“宁死不屈”的角色，这跟什么民族大义之类的扯不上什么关系，完全就还是忠君那一套，比乡下愚妇的“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高尚不到哪里去。他也是个很会做秀的人，如果真有那么坚决的一死殉国的决心，撞墙绝食两下死掉了不就得了，何必还在元朝廷的牢房里磨磨蹭蹭好多年，又是吟诗又是作赋的，他那句著名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明摆着就是写给后人看的，表演工夫都做足了，最后元朝廷也失去了继续陪他玩下去的耐心了，只好杀掉他了事。历史给了他一个出名的机会，他也很准确地把握住了。

因为元朝是汉族第一次被北方游牧民族彻底地征服，对汉民族的心理冲击是相当大的，那以后汉族对外族侵略的恐惧心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点，自信心大失，而越是没有自信的人越是需要自大的幻想，所以炒作岳飞文天祥作为民族英雄来宣扬就成为很有必要的事情了。《金史》和《宋史》都是元代脱脱所编撰，本来应该是很客观的，但是认真读过这两书就会发现，两部史的文字风格很不一样，不是一个人写的，明显较为倾向宋国，对宋国的抗金成绩较多美化，对金国的战绩往往一笔带过，因为金国先于宋灭亡，元朝编写史书的又大多是汉人，所以对宋抗金美化夸大较多（如《宋史》中的《岳飞传》，实际上是根据岳飞的孙子岳珂在岳飞死后几十年为他撰写的私传《鄂王行实编年》所改编，根本没有什么可信度，这个道理就好比前次毛泽东的孙子在媒体上宣称是他爷爷领导取得了二战胜利一样荒唐。）。还有如宗弼说“岳飞以五百骑破我十万大军”这样的话，这不是胡编吗？那个头脑正常的人会相信这种鬼话，可是这些都堂而皇之地写在史书上。宋史上动不动就是宋军以一当十，几百几千人杀敌数万这样的描写，这都是胡扯，不要说北方游牧民族军队的战斗力从来都是远远强于中原汉族军队，就是女真人的人数也远远少于汉人，那里经得住他这么杀？到了明朝，再加上小说话本等等再一渲染夸大，胡吹一通，就搞得大家都以为我们是战无不胜天下无敌，本来可以一举消灭胡虏，统一天下似的了。

所谓的岳飞精神，其实就是左倾冒险主义，不要说他没有那个能力继续北进，他当时孤军深入的话，最后只会被消灭，女真人已经在北方建立起了稳固的统治基础，中原还有女真人扶持的汉人伪政权。宋金在中原的交战是各有胜负，经常陷于拉锯战的状态，谁也不可能轻易地彻底消灭对方，那个与岳飞齐名的韩世忠，大家只知道他有黄天荡大捷，不知道他在黄天荡之战后，也被宗弼打得“仅以身免”。岳飞也不是百战百胜，《金史》上就多次记载他打败仗，但是《宋史》上就隐而不提，只不过他在最后碰得头破血流之前就及时地死掉了，所以保全了一世英名，这是他的幸运。

以大汉族主义为出发点的历史宣传是只会宣传那些汉人取胜的风光记录的，不会提被打得很惨的事情的，所以搞得大家都真以为我们是厉害得不得了，只是运气不好而已。其实这本来是很容易识破的真相，真的那么厉害的话，就不会总是被别人亡国，而自己从来就征服不了别人。

本来利则战，不利则和，这是很正常的战争策略。在所谓的岳飞精神被炒作起来之前，中国的兵家并不把议和看成是什么很耻辱的事情，胜败乃兵家常事嘛。所谓的岳飞精神被炒作起来之后，谁要是敢议和，那就是汉奸卖国，大逆不道，结果这不仅没有使得汉族强大起来，反而更数度加速了汉族的亡国。明朝的灭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被这种岳飞精神害的，本来以战促和是正确的策略，最高统治者也明白这一点，但是一帮愚民一听说议和就认为是卖国，逼得皇上只好杀了袁崇焕。中国人崇拜所谓的民族英雄只是叶公好龙而已，他们真正崇拜的是那些被炒作起来的善于做秀的明星人物，如文天祥之流。真正的民族英雄倒是要被他们害死的。

如果把民族英雄正确地定义一下，我认为应该是指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的人物，这样，严格地说起来，中国历史上的民族英雄就只有四位：秦始皇赢政，汉武帝刘彻，唐太宗李世民，元世祖忽必烈，他们开疆拓土，变法革新，奠定了我们今天中国的基础，是我们中华民族真正的民族英雄。其他人都不配。而且，这四人当中，严格地说只有刘彻一人算得上是正宗的汉人。把他们作为民族英雄来宣传的话，就既有利于民族团结，又有助于弘扬民族精神。这样就对了。

而把岳飞文天祥之流的包装成民族英雄，则不仅是对其他少数民族的不尊重，也是对历史上那些真正的英雄的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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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国是残暴侵略者的化身吗？

原文发表于2002年12月17日


以大汉族主义为出发点的历史宣传中，金国都是作为一种反面形象出现的，一说到金国，就是侵略者们如何如何凶狠残暴地烧杀抢掠，而一说道宋国就是忠臣义士们如何如何悲愤激昂，将士们如何如何英勇抗敌，老百姓如何如何同仇敌忾，除了秦桧是坏蛋以外，宋国总是以正面形象出现的。当然我们以前被这些鞑子打得很惨，这么说来也确实很解气，而且也不能否认女真人在刚兴起的时候是有一些侵略行为的，但是我还是有些不同的看法。

首先，我相信人性的普遍性，汉人是人，女真人也是人，是人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哪里的人都有好有坏，是不是。女真人要搞侵略，要烧杀抢掠，汉人也一样的要搞侵略，要烧杀抢掠。

举一个典型的例子吧，岳飞是被人们认为非常仁义爱民的将军，他的岳家军号称是军纪严明，从不烧杀抢掠，在他的传记中还特别把这一点列出来作为他有别于其他人的美德。我们知道古时候特别是靖康之乱那种动乱的年代，军队抢劫老百姓是家常便饭的事情，而且朝廷供给不力，军队的粮饷常常短缺，抢劫老百姓就成了一种补给军饷的手段，能够做到像岳飞这样不害民是很不简单的了，但是就是这个岳飞，这个被认为是最能为“人民利益”着想的岳飞，据陈亮的《中兴遗传》记载，他在从军初期，还是任编外将校的时候，因为所带领的军队缺粮，他居然也准备去抢劫，后来有人劝说他，给他想了想办法，他才没有这么做。这里并没有直接说他抢劫，但是他作为部队指挥员，都在计划这么干，他手下的兵士平时在他没注意的时候不用说是常常这么干的了。《三朝北盟汇编》也记载：岳飞部将韩顺夫攻讨曹成时“辄扎营解甲，以所掳妇人佐酒”，结果大意之下吃了败仗，岳飞大怒之下“尽诛其亲随兵”。

而其他那些宋军将领抢劫百姓那都是家常便饭的那。不仅宋朝时是这样，明亡时明军（还有“农民起义军”）军纪败坏，据说烧杀抢劫比清兵还要厉害，抗日战争时“国军”抢劫起来也不输于日军，当然抗日战争这种情况又另当别论了，毕竟我们跟他们不是“一家人”，我们抢得，他们可抢不得。

不过这至少说明了那时候这些“抗金将士”他们可不是为了什么“民族利益”，只是为了保皇帝而战，为皇帝卖命可以，没饭吃了没钱没女人就去抢老百姓嘛，金兵烧杀抢掠那是抢别人，宋军抢劫那是抢自己同胞，他们这些“爱国将士”怎么能够这么干呢？至于那个岳飞，我想可能正是因为他这方面做得还比较好，所以很多年后老百姓还记得他，觉得他多少还有点良心，是为了“人民的利益”，所以封给他个“民族英雄”的称号，而其他那些将领也就不值得提起了。

至于说到侵略，不错，金兵占领中原当然是侵略，不过汉人呢？黄河流域这一片是汉族的发祥地，被人占了当然是很不痛快的事情，但是汉人最初的地盘也就是这么一块，后来那些广大的疆域，显然不会是某天突然心血来潮把界碑往外随便移了几百几千公里就自然而然得来了，还不是从别人手里抢来的。

而说到民族性，我想这个问题应该一分为二地来看待，北方游牧民族有粗野暴虐的一面，也有纯朴宽厚的一面。说到残忍，似乎汉族的残忍并不输与世界上任何民族，很多匪夷所思的酷刑例如凌迟剥皮什么得，都是汉人发明出来的吧。而且这些残忍的手段往往专门用于自己人身上，如汉族人心目中最大的两个“民族英雄”岳飞和袁崇焕就是被自己人用这种手段干掉的（岳飞据说是受剥皮之刑然后被绞死的）。我第一次听到这些的时候，心里像在流血，是什么样的仇恨能够使得这个民族的人对自己本族的优秀分子使用这样毒辣的手段。那些最以残暴著称的蒙古人，也只是简单地把人杀掉了事，但是汉人似乎是让你简单地死掉就算是对你仁慈。

读到史书上记载的那些被称为“蛮夷”的匈奴人的事迹时，我觉得似乎他们还更可爱一些，似乎他们最大的恶行也就是在边境上进行一些抢劫，抢劫时难免就要杀人，其他好像就没什么了，对抓到的俘虏好像也没有什么太残酷地虐待，张骞这个间谍被匈奴人抓到以后，要是按汉人的德性，早就被砍掉脑袋了，但是匈奴人只是骂了他一顿，责问他为什么你们汉人这么不守信义，还给他讨了老婆，生了儿子，真是的，共产党优待俘虏也没有这么优待过啊。这家伙第二次又被抓到时，匈奴人还是没有杀他，所以他还能够活着把情报带回去然后回头来攻打匈奴，不然我们也不知道历史上还有这么一个人。苏武据说是受了很大的虐待，不过也就是匈奴人把他赶到了一个远一点的地方，还怕他饿死了，还给他提供牛羊放牧，这要是换了汉人，为了让对方低头，什么拷打折磨的手段都用上了。还有李广那个孙子李陵，跑到匈奴去以后，匈奴人很敬重他，单于还把女儿都嫁给他了，汉人未必有此胸怀。而同时期的汉人却经常干那种杀害俘虏的事情。比如说李广就曾经杀掉了几百个被诱降的羌人，以至于有人说他运气不好升不了官就是因为遭了报应。

汉人除了残忍，狡诈以外，最大的毛病大概就是这不守信用了，少数民族的人往往都觉得汉人特虚伪，好吹牛，不守信用，出尔反尔，而游牧民族似乎很看重人的信用，所以难以产生对汉人的尊重。

北宋建国的时候，契丹（辽）已经建立五十多年了，远在北宋还未建国的五代时期，后晋石敬塘（这人是个汉化了的沙陀人，但是契丹人是把他当做汉人看待的，后世的汉人政权也是把他当做汉人看待的，称他为“民族败类”），为了争夺帝位，请求契丹派兵支援，契丹人就提出条件说，要派兵可以，但是要求割让“幽云十六州”作为交换，应该说这个要求也不能算过分，毕竟我帮你打仗是要付出生命作代价的，当然要求得到补偿，而当时契丹人居住的地方都很荒凉，“幽云十六州”这一带地方又是很重要的战略要地，契丹人出于与中原民族争夺资源及安全的考虑一直很想得到这个地方。结果石敬塘就把这个地方割让给了契丹辽国，而他也因为这件事情一直被后世的汉人唾骂。如果说这个事情要怪谁的话，那也只能怪石敬塘一个人，是他自己不争气，契丹人又不是用武力强占的这个地方，也没有强迫他，双方是在平等的基础上订立的协议，协议一旦签订就应该遵守，契丹人是把这个协议看作是他们与汉人之间的盟约，毕竟石敬塘的后晋当时就是中原汉人政权的唯一合法代表。

但是后继的其他汉人政权尤其是北宋政权却对“幽云十六州”被割让出去很不服气，特别是北宋，在建立初期就数次“北伐”（实质就是侵略，以大汉族主义为出发点的历史宣传总是把汉人政权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美其名曰“北伐”，而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下则毫无疑问就是“侵略”，应该说这是一种故意歪曲历史事实的提法），很有点“坚决不承认历代反动政权签订的卖国条约”的味道。结果面对契丹辽国强大的军事优势，每次都被打得大败而归，最后在澶渊之盟后，两国之间终于实现了一个较长时期的和平。

应该说，北宋政权想要收回“幽云十六州”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个地方的战略意义十分重大，失去了这个地方就失去了中原对北方的一个重大屏障。但是辽国却对北宋政权二话不说动手就打这种不讲理的做法感到不可理解，这个地方又不是我用武力强占的，是跟你们汉人签订有协议的，怎么能够出尔反尔呢？既然已经签订协议割让给我了，那就已经是我们的领土了，你们要抢回去那就是侵略。北方游牧民族是很看重信用的，及对盟约的遵守。

试想，如果我们今天要出兵去收回被前朝割让给俄罗斯等国的那些领土，国际上会不会认为我们是侵略？

而整个北宋期间，除了澶渊之盟那一次，契丹辽国有较大的侵略行为之外，其他几次较大的冲突反倒是北宋朝主动侵略辽国，而后世以大汉族主义为出发点的历史宣传却总是把辽国丑化为“侵略者”，把北宋国美化为“保家卫国”。这是一种故意歪曲历史的做法。

在辽宋两国订立盟约之后，两国之间实现了较长时间的和平，面对辽国强大的军事优势，北宋国也没有力量再对辽国进行侵略了，而辽国虽然拥有较北宋强大的军事力量，却一直遵守盟约，没有再对北宋发动进攻了。

但是北宋仍然对没能用武力夺回“幽云十六州”而感到耿耿于怀。一百年的和平局面之后，女真金开始崛起，在北方与契丹辽国不断发生冲突，宋朝似乎觉得有机可乘，于是背信弃义地去跟女真金密约联合攻打辽国，辽国对宋朝这种乘人之危的做法感到很惊讶，派人去责问宋国说“我们两国已经是一百多年的盟友了，为什么你们要做这种不守信义的事情呢？如果你们贪图眼前小利，背信弃义去结交豺狼，将来只会带来无穷祸患”。但是利令智昏的宋国仍然不自量力顽固地对辽国发起侵略，辽国军民对宋国的不义感到愤恨，奋起还击，结果赢弱的宋军几次进攻都被打得惨败而归。

后来在女真金强大的军事打击下，辽国灭亡了，残存的人马逃往遥远的西北（即后来的西辽），宋朝于是派人去向金国讨要事前曾经许诺的“幽云十六州”等地盘，但是金国责备宋国并没有能够完成事前约定的军事任务，既没有攻下城池，也没有能实现在预定地点与金国会师的任务，按约定是不能够再有多余的索求了。但是宋国仍然厚着脸皮地一再讨要，于是金国终于同意让出六个州的战利品给宋国，但是从这时起金国就开始开始对宋国的见利忘义感到厌恶了。

这时候，宋国又犯了一个不可饶恕的错误，宋金两国本来有约定，双方都不得私自接受辽国的叛将，但是利欲熏心的宋国为贪图小利，私下接受了辽将张觉以平州作为献礼的归降，金国知道后大为愤怒，发兵攻打宋国，宋国为了平息金国的愤怒，于是又反过来将张觉杀害，将人头献给金国，宋军中本来有很多辽国的降将，他们都是汉化的契丹人，很多人还是汉人，他们宁愿投降宋朝也不愿意投降金国，但是宋国杀害张觉这种出尔反尔背信弃义的行为让这些辽国降宋的将士们感到寒心，事情到了这一步，宋国已经完全失去人心了。当金国的攻势到来时，这些原本降宋不降金的辽国将士们都纷纷倒戈，其中著名的就有郭药师等，这个人后来成为金国的重要将领。

这以后，好耍小聪明的宋朝汉人政权又一次显示出了惊人的愚蠢，居然以贿赂的方式又去暗中唆使那些已经降金的辽国将领反叛，并且一面又派人到遥远的北方去联络残存的西辽国王耶律大石，对过去的背叛盟约表示歉意，希望能够和西辽一起夹击金国。当然可想而知，已经彻底看透了宋国卑鄙嘴脸的契丹人毫不犹豫地把这一切都告诉了金国。震怒的金国遂决定消灭这个可恶的邻居。兵发两路大举进攻宋国，宋国皇帝赵桓最后和他的父亲赵佶一起在开封城陷时被金兵俘虏，至此北宋灭亡。

南宋建立后，完颜兀术继续南进，经过双方数次拉锯战之后，最后同意以淮河为界划分两国，订立和约，两国之间实现了数十年的和平局面，但是后来张俊韩侘胄又数度撕毁盟约，大举入侵金国，都以失败告终。韩侘胄的侵略失败之后，可耻的南宋朝廷竟然不惜杀死为国家卖命的韩侘胄，将人头送往金国，以平息金人的愤怒。在这之前，金国的暴君完颜亮也曾经有过一次南侵，但是厌战的金国将士都很反对这次征战，结果在他还没有度过长江时就被部下杀死，金方主动退兵与宋方讲和。

可以说，不管是在辽宋时期，还是在宋金时期，从整体上来说，宋国都是最没有信义，撕毁盟约最多，侵略次数最多的一方。

在辽国和北宋灭亡一百多年之后，在宋金之间长达数十年的和平之后，历史又一次重演了，狭隘自私的南朝汉人政权并没有吸取教训，在看到北方崛起的蒙古对金国的蚕食日甚一日时，南宋朝又一次以为落石下井的机会来了，又想和蒙古联手攻金以分得一杯羹，深谙汉人德性的金国派人告诉宋国“我们两国订立盟约已有百年，和睦相处也数十年了，现在元军已经消灭西夏，接着就消灭我国，消灭我国之后就该轮到你们了，唇亡齿寒，这个简单的道理希望你们能够明白。”想要与宋国联合抗元，但是短视的南宋政权仍然执意要联元攻金。

然而汉人的反复无常让蒙古人也感到愤怒，拖雷在与宋国约定借道伐金之后，在部队到达南宋国境时，南宋突然又反悔了，还杀掉了蒙古使者，愤怒的蒙古军随即攻溃了南宋守军，长驱直入，直取金国都城汴京（开封），南宋看到蒙古军已经攻克金国都城，于是又急忙派兵与元军共同攻打金国的最后堡垒蔡州。至此，金国灭亡，而南宋的死期也不远了。

由于南宋曾协助蒙古人攻打蔡州，作为回报，蒙古人把河南的几个县作为礼物让给了南宋，但是贪心的南宋感到不满足，竟然愚蠢地向蒙古人主动发起进攻，夺取了开封洛阳等金国旧地，想从老虎口里抢食吃，结果，被激怒的蒙古人大举反攻，将南宋逐出了河南，并决定征服这个贪心势利的邻居。

在元军的猛烈攻势下，南宋溃不成军，攻克襄阳后，南宋已经再也没有能力抵御元军的南下了。于是派人去向元军统帅伯颜乞和，伯颜看到南宋朝廷孤儿寡母也挺可怜的，再加上元朝中很多都是汉化了的少数民族官员（还有很多本身就是汉人），对这个汉人政权也颇多同情，本来也没打算彻底灭亡掉他，于是同意了讲和的请求，但是元朝的使者在回来的路上被一个南宋的爱国愤青杀死，南宋朝廷得知此事后惊恐不已，于是赶紧又派人去向元军解释赔罪，答应严惩凶手，希望能够继续讲和，宽宏大量的元军统帅居然又一次同意了这个乞求，于是又派出一支使节，但是元朝的使者在路上又被另外一个南宋愤青杀死，至此，南宋的灭亡已经是无可挽回了。

奇怪的是，这些南宋愤青，他们的爱国心不是在战场上去表现，而是要通过这种对敌人的使节搞暗杀来表现，而最后却要整个国家来为他们承担罪责。

纵观整个大宋一朝，北宋联金攻辽，送走了一个和睦相处了一百年的邻居，迎来了一个更为凶恶的金国，导致失去半壁江山，北宋灭亡；南宋联蒙攻金，送走了一个和睦相处了几十年的邻居，迎来了一个更为残暴的蒙元，导致彻底的灭亡。

我们不能说北宋如果联辽抗金，南宋如果联金抗元，就一定能够换来更长的寿命，但唇亡齿寒的道理是很明白的。而每一次宋国出卖邻居，换来的都是更大的灾难，这不能不说是对宋国背信弃义的一种报应。

而以汉人为主体的现代中国人，似乎并没有吸取多少历史教训，抗日战争结束以后，共产党在中国建立的新政权，为了毫无道理的意识形态因由，就要跟抗战时帮助过中国的美国反目成仇。当然，失去一个朋友能够得到另外一个朋友那也不错。不过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上台，中国人紧接着又因为更为荒谬的意识形态分歧跟另外一个邻居苏联翻脸。导致了中国在世界上长期地被孤立，以汉人为主体的中国人为他们的背信弃义反复无常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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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站在民族团结的高度上来看待辽金宋时期的国家冲突

原文发表于2002年12月18日

我在《金国是残暴侵略者的化身吗》一文中提出，以大汉族主义为出发点的历史宣传总是把中原汉人政权对北方游牧民族的进攻美其名曰为“北伐”，而把北方少数民族的南下则不问青红皂白地一律称之为“侵略”，总是把当时辽宋，宋金等国之间的战争冲突中的辽金一方脸谱化地丑化为“侵略者”，而把宋朝一方美化为“保家卫国”的正面形象。这是对历史真相的故意歪曲，对促进多民族国家的团结也是不利的。

而我认为，我们今天已经是一个多民族融合的国家了，对历史上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冲突应该客观公正地看待，而不是偏袒某一方，才能有效促进民族之间的团结和睦。

并且我列举了大量的历史事实来说明当时辽宋双方，宋金双方，都是各有侵略行为的，其中宋国方面主动发起的侵略甚至还要多一些，尤其是在与辽国的冲突中，是宋国在建国初期就主动对辽国发起了三次大规模的侵略，最后导致辽国的反击，宋军失利，两国签订了澶渊之盟，其后实现了一百年的和平，辽国虽然军事实力远远强于宋国，但是一直遵守盟约，没有再对宋国发起过进攻。反倒是宋国在一百年后，看到金国攻辽，认为有机可乘，于是撕毁盟约，勾结金国再次侵略辽国，结果引狼入室，导致北宋灭亡，这不能不说是宋国背信弃义所遭到的报应。

宋金之间的冲突也与此类似，金国对宋国有过三次较大的入侵，宋国对金国也有过三次较大的侵略，金国是在建国初期对宋国有过两次大举入侵，后来暴君完颜亮的入侵在还未渡过长江时就被厌战的金国将士制止了，金国主动退兵讲和。这以后数十年，金国都能够遵守盟约，没有再对宋国进行侵略。而宋国却一再地撕毁盟约，对金国发起过多次大举入侵。其中韩侘胄的“北伐”侵略，在金军的奋力反击下遭到惨败，金军一举占领了淮南多处地方，后来在南宋朝杀掉了肇事的罪魁祸首韩侘胄之后，金军归还了占领的地区，全军撤退。

在韩侘胄策划“北伐”之初，有人向金帝完颜璟报告韩侘胄正在招兵买马，图谋入侵的迹象，认为金国应该早作准备。完颜璟认为他是妄生事端，将奏事者刑罚贬职，也不愿挑起两国之间的冲突。

而在韩侘胄发动侵略之后，金国枢密院还向宋朝廷发出文书，劝告宋国遵守盟约，不要侵入金国，但是宋朝廷一意孤行置之不理。

宋军从泰和五年三月出动进攻，一直到第二年的五月，金国才正式发兵进击，这之前，金将陕西统兵完颜掴刺及完颜七斤赵彦雄等人按照约定去与宋军谈判讲和，结果遭到卑鄙的埋伏，赵彦雄被杀，金方忍无可忍，遂大举还击，宋军一触即溃，金军一举占领了淮南多处地方，后来在南宋朝杀掉了肇事的罪魁祸首韩侘胄之后，金军归还了占领的地区，全军撤退。可以说这一次金方是做到了仁至义尽的了。

宋金双方数十年的和平之后，宋国看到蒙元攻金，又一次认为有机可乘了，遂撕毁盟约约定元军夹攻金国，结果又一次引狼入室，导致了彻底的灭亡。这之前金国也曾劝说宋国“我们两国订立盟约已有百年，和睦相处也数十年了，现在元军已经消灭西夏，接着就消灭我国，消灭我国之后就该轮到你们了，唇亡齿寒，这个简单的道理希望你们能够明白。”

与辽宋时期的情形如出一辙。

综上述述，至少在宋金对峙的大部分时期尤其是后半期，金国都是希望能够维持与宋国的和平关系的。而金国的军事力量在整个宋金时代都是强于宋国的。

后来的人都说秦桧是卖国贼，不过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金国也有“秦桧”式的人物。挞懒，宗磐，这两个人一个是金太宗的弟弟，一个是金太宗的儿子，都是皇族。他们主张与南宋议和，把河南陕西割让给了南宋。金国大将完颜兀术从前线返回，知道这件事以后，认为挞懒，宗磐两人是与南宋暗中勾结的卖国贼，所以才放弃河南陕西与南宋议和的。请求金帝杀掉这两人，宗磐已死，挞懒向南逃亡准备去投靠宋国，结果在半路被追兵杀死。

可以看出，宋金两国内部都是有着主战与主和两派的分歧的，只不过在宋国主和派占了上风，而在金国主战派占了上风，这大概是因为金强宋弱的缘故吧。实际上这是不应该上纲上线到什么卖国爱国的高度的，双方不论是主战派还是主和派，其实都是根据自己对国家实力和战争形势的判断来决定自己的主张的，都是为了国家着想的，一般来说，武将容易倾向于主战，而文官容易倾向于主和，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在两国都是如此。

后世的人出于政治上的需要，故意歪曲隐瞒一些历史事实，把主和派的人都上纲上线打成“卖国贼”，这是不符合历史真相的，这也是明朝时造成袁崇焕冤案的一个重要原因。

而历史宣传中很少提到的是，作为主和派的头子秦桧，最初却是坚决的主战派。当汴京被围时，朝廷准备割地求和，秦桧上书表示坚决反对，当时朝中同意割地求和的有七十人，而反对的只有三十六人，秦桧就是这三十六人的少数主战派中之一。

后来，二帝被俘时，秦桧也跟随在左右服侍，巧的是，正好就被这个金国的“秦桧”挞懒看中了，把他要过来替自己办事，秦桧在跟随了挞懒一段时间之后，突然就奇迹般地回到了南宋。当时的人都怀疑他是怎么能够躲过金国的重重关卡和追兵逃出来的，认为他是暗中与金人勾结被金人故意放回来的，但是宰相范宗尹等人力排众议，向赵构举荐他，认为他忠诚可靠，能为国分忧，于是秦桧得到重用。赵构得到秦桧后，不胜欢喜，认为是得到了一位贤能的人才，还说自己高兴得简直睡不着觉。

今天看来，秦桧可能也确实是与挞懒达成了某种协议，决定两人都在各自朝中倡导议和，为两国的和平共同努力。我们不知道他们之间到底有过什么样的谈话，但是秦桧在遇到挞懒之后，原来主战的态度突然大变，转为主和，显然两人都是看到了当时战争的惨状，不愿再见生灵涂炭，于是决定凭两人的力量结束这一切。最后两个人都被自己国家的人看作是“卖国贼”，一个无辜被杀，一个承受了千古的唾骂。

这两人惺惺相惜，让人想起《笑傲江湖》中魔教与正派两大阵营中互为敌人的两个人曲洋与刘正风，他们彼此倾慕，不想再见腥风血雨，不忍刀兵相见，于是双双殒身自尽，而各自阵营的人都把他们看作是叛徒，可是他们的苦心，后世又有谁人知道呢？

完颜兀术杀掉挞懒后，发兵大举进攻南宋，想要夺回被挞懒交还给南宋的河南等地，于是在中原与岳飞大战，这时，挞懒已死，但是秦桧仍然忠实地履行他们之间达成的协议，在岳飞击退完颜兀术的初次进攻后，双方相持不下，秦桧劝说赵构坚决地撤兵谈和，避免了两国之间一场更大的战争灾难。

秦桧杀掉了岳飞，这是他人生中的一大遗憾，虽然岳飞是个忠臣，但是我们也不能就因此认定了秦桧是坏人，毕竟这更多的是他们两人之间的私人恩怨，没有必要将这件事情上纲上线到卖国的高度。而且我以前也谈到，参与岳飞一案的还有一个张俊，这人也是当时与岳飞并列的抗金四大主将之一，为抵抗金国侵略立下了赫赫战功，仅仅因为他跟岳飞之间的私怨，后人为了要拔高岳飞，就把他丑化成奸臣，还把他的跪像也立在岳坟前，这是很不公平的。

秦桧除了杀掉岳飞这个污点外，似乎也没有其他太为人诟病的地方，虽然宋史上对他颇多丑化的地方，不过都是些个人小节私人恩怨之类的，但是我们仍然看得出来，秦桧在执政期间政治上并不腐败，经济也搞得很好，南宋朝在他执政这段时期得到了稳步的发展，实现了一个小康繁荣的局面，他在整个赵构一朝的时期，都是国家必须倚重的中流砥柱的人物，一直到他死，赵构都是对他极为信任的。在秦桧死后次年，赵构都还特意下诏申明，议和的政策是由自己亲自定的，秦桧只是执行而已，不得对他妄加否议，为秦桧辩护。

但是当时人不敢说皇帝什么坏话，于是就把秦桧作为替罪羊，把对和议的不满发泄在他的头上，后世以谬相传，于是秦桧作为“卖国贼”的骂名就定下来了。

我曾经提出把秦始皇汉武帝唐太宗元世祖等四人共同作为民族英雄来宣传，目的是为了有助于民族团结。但是，实际上，我觉得“民族英雄”这个提法并不科学，在我们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里宣传某一个民族的“民族英雄”是很不明智的，其实就“英雄”这个概念都是很荒谬的，哪里有什么“英雄”呢？命运把某一个人摆在了合适的位置，他就成为了英雄，命运要是把他摆在了另外一个不合适的位置上，他就什么也不是了。俗话说“一将功成万骨枯”，每一个成名的英雄背后都是一段血腥黑暗的背景，都是用千千万万人的血泪铸成的。

自宋以来，形形色色的野心家，好战分子，都极力把岳飞等人作为“英雄”“忠臣”的典范来大力炒作，煽动老百姓对战争的狂热情绪，以实现他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完全不顾老百姓的死活。而一些看演义小说看多了的愚昧之徒也对这种“英雄故事”神往不已，无知地附和。这些都是封建残余意识的东西。

如果一定要宣传什么英雄的话，那还不如宣传“爱国英雄”的概念，把岳飞，完颜兀术等人都作为为各自国家而战的“爱国英雄”一齐宣传，或者是，彻底地摒弃“英雄”这种概念，把秦桧和那个为和平而牺牲的挞懒一起作为“爱国爱民”的模范来宣传，这样，既有利于民族团结，又有利于弘扬正确的爱国精神，这样就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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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人不是昨天的“中国人”

原文发表于2003年1月14日

在中国人中有一种流传得很广泛的说法，认为中国是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流传下来的文明古国，中华文化是一种具有连续性从未间断的古老文化，换言之，今天的中国人是两千多年前那些古中原人的后代，我们这是一个古老的民族，中国文化是一个古老的文化。

我认为这其实是一种很似是而非的说法。不可否认，东方文明或者说是儒教文明，相对于西方的希腊罗马文明，基督教文明，还有中东的伊斯兰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以及消失了的美洲文明，是相对更具有连续性一些，但是这种连续性也仅仅只是相对意义上，中国人总喜欢用贬低别的文明特别是西方文明的做法来衬托出所谓的“东方文明”的源远流长，古老辉煌，实际上这是一种很可笑的幻想及对历史的错觉。

首先，如果从种族上来说，现代中国人跟古代的“中国人”（说中原汉人更恰当一些）之间的传承关系，与现在欧洲人跟古代希腊罗马人，现代埃及人跟古代埃及人，现在的阿拉伯人跟古代中东的波斯人等之间的传承关系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我曾经阐述过了，今天的以汉人为主体的大多数中国人与两千年前的中原古汉人并没有什么血缘上的必然联系，甚至与南宋时期的中原“汉人”都没有太大的联系。实际上，历史学家已经证明了：只有现在福建浙江等地的客家人，他们才是纯正的古汉人，他们说的客家话才是正宗的古汉语。而至少现在黄河流域及其以北的所谓“汉人”，只是在两千多年的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中部分程度汉化了的北方游牧民族后代及胡汉混血后代。南方的所谓“汉人”，大部分也是与百越等南方民族逐渐融合的后代。

而我们知道，以大汉族主义为出发点的历史观，实际上是把今天的中国在历史上的角色想当然地代入为古代中原汉人政权，例如，对于东晋南北朝时期，辽金宋时期，我们的历史观都是毫不犹豫地把中原汉人政权作为理所当然的正统来看待，这是一种很荒谬的历史观。

特别是在如何看待历史上中原地区各民族之间的战争冲突的时候，这种错误的历史观显得尤为突出，基本上所有的“汉人”及一部分“少数民族”都是想当然地把古代中原汉人政权当作是“自己人的国家”来看待，把其他非汉人政权当作是“入侵者”“敌人的国家”来看待，真的是这样吗？为什么不可以从第三者的角度来观察历史。

中国人总是爱指责别人“数典忘祖”，可笑的是，中国人又有谁不是“数典忘祖”的呢？每个人往上数三代，恐怕都不知道自己的曾祖一辈姓甚名谁，从哪里迁来，更不用说曾祖的曾祖了，这也不过才一两百年的时间，搞不清楚自己曾祖辈的中国人，却硬要牵强附会地把一两千年前的某个显赫的人物看作是自己的祖先，这不是很荒谬吗？说不定跟你这些所谓的“祖先”作战的某异民族战士才是你真正的祖先呢。

这种做法跟历史上那些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民族统治者都习惯于伪造冒认一个前代的所谓的“华夏始祖”是有异曲同工之妙的，实际上，今天中国“汉人”中很多的大姓人口都是这样的古代北方胡人伪化为“汉裔”的后代。

前面所述的那种错误的世界历史观通常认为，除了中国，其他的古代文明古老民族都已经消失了，真的是这样吗？那些曾经在亚非欧各古文明区域生活过的人们，他们是在某一时候都突然死绝了吗？今天在这些古文明地区生活的人们又是突然从哪里冒出来的？

其实他们从来没有消失，他们只不过在几千年来的民族大迁徙和大融合中不断地重新组合，由一些旧民族又形成了一些新民族，他们的文明并没有消失，只是在不断吸收，演化。

而中国地区相对来说要封闭一些，这种重新融合的频度和深度要小一些，变化缓慢一些，但是这绝不是说古中国地区是一成不变的，是不受任何外来影响的一个独立体系，封闭体系，纯净体系。

西方人通常并不认为他们跟所谓的“古代文明”有什么必然的直接的关系，他们通常是从一种第三者的角度来观察远古中古历史，在历史研究中不掺杂太多的感情因素，没有太多的历史包袱。而中国人却偏要牵强附会地把现代的中国看作是几千年前那些古汉人文明一脉相传下来的结果，以此来满足自己那点小小的虚荣感。

从文化上来说，所谓的“中华文化”说白了就是“汉文化”，说到“汉文化”，不客气地说，所谓的“汉文化”其实是一种很腐朽的文化，其实质就是以儒教为核心的“伪君子文化”“太监文化”“奴才文化”。

太监这种封建产物在东方几千年的封建国家历史上占据了重要的政治位置，从东汉的阉党之乱一直到明代的宦官专权干政，可以说是很深刻地影响了东方封建国家的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的，因为作为封建政权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对他来说，太监是最可以依赖的心腹，他们也往往乐于依赖利用太监治政。而这种太监文化也深深地影响到了封建社会的各个层面，并进一步助长了“奴才文化”的发展。

而以儒教为代表的“伪君子文化”，自从孔夫子笔削春秋，为尊者讳开始，就注定了是一种与太监文化同质的阴性文化，在经过历代如程朱理学等的发扬光大，更加加强了东方文化的奴性倾向。

实际上，我认为，并没有什么所谓的“东方文明”和“西方文明”的问题，我认为更准确地应该区分为“现代文明”和“中世纪文明”，即使是基督教文明，其在中世纪的那些历史部分也是腐朽的专制的。

而今天中国人叫嚷着要恢复的“中华文明”其实早就已经僵死了。叫嚷归叫嚷，但是又有谁会真的去“克己复礼”呢？谁又能够说得出来所要“发扬光大”的“中华文化”的具体内容是些什么呢？人们日常生活依赖的完全是现代科技成果，社会政治依赖的是现代法律政治体系。连穿的衣服都是西化了的。一方面享受着现代文明的成果，一方面又言不由衷地吹嘘要复兴什么“中华文化”，不是太虚伪了末？

这种所谓的“中华文化”只是中世纪封建文化的一部分，博大倒也勉强算得上是“博大”，精深则根本谈不上，只不过是肤浅内容的简单重复而已。在任何一个方面都可以从现代文明中找到更好的替代。人们日常生活依赖的完全是现代科技成果，社会政治依赖的是现代法律政治体系。所谓的“中华文化”也就只剩下一些古代文学艺术作品可供某些沉迷于古董的迂腐者业余娱乐娱乐而已，其思想内涵也有限得很。

综上所述，我认为我们的历史教育应该尽早纠正这种错误的历史观，我们没有必要再沉迷于那些虚幻的历史角色想象中去，沉醉于那些历史垃圾，封建糟粕。我们中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她形成于二十世纪，是一个崭新的国家，我们完全应该也可以是一个崭新的民族，历史上没有“中国”这么一个国家，只有古汉人古胡人建立的若干东方封建政权。

我建议我们的历史书在提到古代历史时，不要再用“中国古时候”“古代中国”这一类似是而非的荒谬提法了，不如客观地表述为“某某世纪由某某民族（例如古汉人，契丹人，女真人等等）建立的封建国家政权”，如由古汉人建立的汉帝国，宋帝国，由古代汉化的鲜卑人建立的唐帝国，由古代契丹人建立的辽帝国，由古代女真人建立的金帝国，清帝国，由古代蒙古人建立的元帝国，等等。这样的表述要科学合理的多。这样也有利于实现民族团结。

而今天中国人跟古代中原人的唯一一点联系就是还在使用汉字这种方块象形文字，但是都已经面目全非了（我们用的是简化字），并且这种联系并不比现代其他国家民族与他们古代的发源民族之间的联系更紧密多少。虽然说现代的中国人还能够看得懂部分古代的汉字（秦时的篆书甚至还看不懂），但是语法发音等已经有很大不同了，古代的典籍一般人根本看不懂。汉语的语法已经完全西化了。

关于汉字与拼音文字的优劣，我不想多说了。这个问题不是业余的语言文化爱好者可以评说的。而包括“民族魂”──鲁迅，赵元任在内的等等文学大师语言学大师都是主张彻底废除汉字，主张拼音化的，我也赞同他们的主张，我认为汉字这种象形文字极大地刺激中国人的感性思维，却压抑理性思维，使得中国人往往都容易激动，偏执，是中国科学文化发展的大障碍，而且也不利于中国与世界进行交流，害得我们的年轻一代要花费青年时的宝贵学习时间的一大半去学习外语，浪费了大量时间，我看这种方块字除了具有有限的一点艺术观赏价值就很少有什么别的优点了。

我认为将来中国最好是逐步实行中英文双语并用，在日常生活用品，公共场所，政府公文，等等方面，像很多国家那样实行双语并用，在基础教育中从一开始（幼儿园）就实行双语教学，经过优胜劣汰，然后逐渐废除汉字的使用，最后实现语言上的与国际全面接轨。

而我看到很多海外华人，他们好不容易脱离了中国这种腐朽的政治文化环境，到了西方自由世界，却又开始怀念起旧日的老古董起来了，大概是有一点人的怀旧心理在作怪，但是根本原因我看还是这种错误地把今天的中国当作是历史上中原古汉人封建国家政权的自然延续的历史文化传承观在起作用吧？

我想这可能也是中国人那种根深蒂固的大一统观念及封建专制意识的顽固的思想根源所在。

而我想说的是，我们今天的中国人，不是昨天的“中国人”，我们跟历史上在这块土地上那些已经融合消亡了的古民族（特别是古汉人）没有什么血缘上文化上的必然联系，我们完全应该是而且可以是一个崭新的民族，一个崭新的国家，我们中国是一个比什么美国，英国等等都要年轻得多的国家，我们要扔掉那些历史的垃圾，不要再受这些封建糟粕的毒害，焕发出青春的活力。

我认为鲁迅和毛泽东是对中国了解得最深刻的两个人，鲁迅看到中国人思想中那种深深的劣根性及奴性，看到了东方封建文化及历史是吃人的历史，吃人的文化，因此主张全盘西化，抛弃所谓的“中华文化”历史垃圾，废除汉字，号召青年人不要看中国书（指古书），无疑是非常正确明智的。

而毛泽东也是一个深刻了解中国人劣根性的人，他也曾经试图从思想上改变中国人，不过他却最后走到了利用这种劣根性来为自己进行争权斗争的相反路子上去了，或许是他自己的劣根性也太深了的缘故吧。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带来了大灾难，其动机也是各说纷纭，但是文化大革命也带来一些正面的副作用，就是对所谓的“中华文化”历史垃圾的全面清扫和破坏，不然我们今天的现代化之路不会进行得这么顺利。

而很多痛恨毛共专制的右派人士却对这一点痛心不已，特别是一些海外人士，或许还是上面所提到的那个历史观的原因吧。他们一方面追求向往民主自由，一方面思想中又扔不掉这些儒家文化的历史垃圾。

我特别不能理解的是，这些海外华人，他们自己不能够摆脱这种历史包袱也就算了，他们还要强迫自己的下一代去学汉语，去学习所谓的“中华文化”，这不是毒害下一代吗？我认为，如果真心为了我们的下一代的幸福着想，真心想要根除历史遗留下来的封建专制思想，就应该让下一代彻底地抛弃汉语，从一开始就让他们完全的使用英语等拚音文字，尽量地做到不用汉语，不看中国书（指古书，这是鲁迅先生的主张），不要沉迷于封建古董历史垃圾里面。让他们成为“新的中国人”。

我想中国要实现现代化，就要从思想上先实现现代化，就是要彻底地纠正这种错误的历史观，彻底地抛弃汉字等，使用拼音化语言。彻底地抛弃一切历史垃圾，封建糟粕。

而现在即便是二三十岁的中国人，要彻底纠正这种思想观念恐怕也是很难了，希望在下一代身上，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做到尽量地不使用汉字，多使用拼音语言，不看中国书（指古书，这是鲁迅先生的主张），不要沉迷于封建古董历史垃圾里面。我们要扔掉那些历史的垃圾，不要再受这些封建糟粕的毒害，焕发出青春的活力。去创造新的文化，新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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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虎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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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四大发明”的无稽之谈
2003-8-20

还在我读书的时候，我就对所谓的“四大发明”及诸如此类的村妇之言感到很不以为然∶这些弱智玩意也能算是什么发明吗?这些东西里面有什么技术含量?这些东西充其量只能算是某种“发现”而已，它们跟人们所说的通常意义上的那些“发明”，在技术含量上，所运用的科学理论深度及智力活动水平上的差距无异于猴子与人之间的差距。

更何况，说这些东西是属于我们中国人所作出的“伟大发明”只不过是王婆卖瓜式的自欺和欺人。（这种自欺欺人的说法甚至都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想出来的，而是李约瑟这个好事之徒搞出来安慰我们的。）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阐明这个问题：即这些东西到底包含了多少足以称得上是“发明”的技术含量；而且它们到底是不是我们中国人所“发明”的或者说首先发现的；它们到底是不是像所吹嘘的那样“对人类作出了重大贡献”，到底有多少影响。

如果从定义发明的创造性本质上来说，要称得上是一项“发明”而且是“伟大发明”，显然是要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技术含量的，是要付出了较高水平的智力劳动特别是逻辑思维活动，并且其内在要有一种明确的科学理论作为支撑，而不是像一个小孩子在闲逛玩耍的途中偶然发现了一个新奇的玩物然后就原样收藏的那样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所谓“发明”。

我们中国人常常吹嘘的很多“发明”就是属于这样一种类型的玩意，比如说对磁石指南的发现。这只不过是对一种自然现象的最原始认识和发现而已，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初始认识，并且不需要加以任何技术构建就能够在生活中运用，唯一所做的只不过是对磁石的外形进行艺术加工而已。

我相信这种磁现象在世界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曾有所发现，只不过发现时间早晚而已，如果说是我们中国人先发现了磁石指南的现象，也只不过是因为占了磁铁矿资源丰富的便宜而已，如果一定要说是我们先“发明”了指南针，还不如说是我们先发现了磁铁矿。

实际上，没有任何可靠的证据表明磁罗盘是从中国传到中东及欧洲去的。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欧洲人的磁罗盘是12世纪时在意大利的阿马尔菲城发明的。而且这种罗盘远非我们在中国的各种宣传资料上看到的那种简陋的“司南”模型可比，它通常包括在多个枢轴上水平安装或悬挂的磁针，可在枢轴上自由活动直到与地球磁场在一条线上，在技术上要复杂先进得多。

而且，就是这个被认为是指南针雏形的“司南”，也可疑得很。因为根本就没有任何详细的记载，也没有任何实物被发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根据野史杂书中一些只言片语的描述推断想象出来的模型而已，考古学家甚至都无法知道它的准确形状，也不知道它的确切用途，但是在一种民族虚荣心的驱使下，就先把它吹嘘成是指南针的“雏形”再说吧，反正把任何现代科学成果都能够“论证”成是我们中国就“古已有之”并且年代一定要比别国早，是符合“政治正确性”的，也是很多“专家”“国学大师”赖以混口饭吃的谋生之道。

仅只是从这个推想出来的“司南”模型来看，也很难让人相信，人们到野外去活动时，会带着这么不方便的东西用来指示方向，为什么不设计成一种便于携带和使用的形状构造呢？至于后来出现的指南针，也没有可靠证据表明其最早是在南宋之前就已经在航海活动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萍洲可谈》的记载也只说明了人们是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才迫不得已使用磁针，恰恰说明了那时的技术还不成熟），而在同一时期，中东和欧洲的航海活动也已经开始使用磁罗盘了，我甚至倾向于认为，真正的成熟的磁罗盘技术恰恰是从中东和西方传到中国来的，不然何以解释为什么“没有指南针”的阿拉伯人和欧洲人反而比拥有指南针的中国人航海活动范围要广大得多呢？

另外，一直以来我们所吹嘘的所谓“是指南针的应用导致了对美洲的发现”，也只不过是对航海学和历史的一知半解而已，一种对复杂事物的简单化理解。热衷于自我吹嘘的中国人可能不知道，早在公元前七世纪，郑和下西洋之前两千年，埃及人和腓尼基人就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环航非洲（跟这一成就及后来的哥伦布横渡大洋发现美洲和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比起来，所谓的郑和下西洋只不过是小孩子的游戏），而在磁罗盘没有发明之前的那漫长的数千年里，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古埃及人，腓尼基人，斯堪迪纳维亚人，阿拉伯人，中世纪的欧洲人，也一直在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北海 波罗地海来去自如。

虽然磁罗盘在航海中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航海所需要的仪器装置远比这多得多，用来确定方位的仪器和方法也远不止这一种，磁罗盘只是进行航海所用到的众多手段中的一种而已。之所以在哥伦布之前漫长的岁月里人们没有去进行横渡大西洋的航行，除了航海术上的不成熟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地球是圆形的这一情况还认识不够深入（虽然古希腊人早就认识到了大地是球体，但是对这个球体的情况没有更多详细的了解），当时的人曾经认为，在地中海外往大西洋的方向有一个无底洞，在一幅古希腊地图上还在地中海通往大西洋的出口处标有‘到此止步’的字样。受传统观念影响限制了人的行动，而且那时候也没有去进行横渡大洋航行的动力。

一直到了十五十六世纪（这时磁罗盘技术已经在欧洲应用了几百年了），欧洲受到伊斯兰教势力的威胁，为了冲破奥斯曼土耳其的封锁，寻找通往东方印度的新航路，加上那时候人们知道地球是一个圆形，认为从相反的方向绕一圈也能到达目的地，哥伦布麦哲伦等人才开始了冒险进行横渡大洋乃至环球航行的航海活动。不管有没有指南针，只要有了现实的动力，人们都是能够也必然会去进行这样的航行的。认为没有指南针就不会有地理大发现的说法委实荒唐可笑。

同样的道理，只不过以一种猎奇的心态在自己的笔记里记录了一些奇闻佚事的一个士大夫官僚（沈括），居然也要吹嘘成是什么“大科学家”，这简直就跟把某个小报的记者说成是“大科学家”一样滑稽可笑。

这个“大科学家”在他的“科学著作”里琢磨了一些如磁针是漂在水上，还是顶在指甲上，顶在碗沿上，抑或是栓在绳子上，那个更稳妥一些，这样一些问题，最后他得出结论，还是栓在绳子上更为牢靠，这就是他所谓的“科学发现”，这类闲得无聊的自娱自乐。（顺便说一句，《梦溪笔谈》其实只不过是一本收罗了艺文，政事，书画，音律，器物，神异，历法，等等诸方面的轶闻奇谈的大杂烩，是他官场失意退隐闲居后的自娱之作，跟《聊斋志异》并无什么两样，也与“科学”二字无关，这些也就只能蒙蒙搞不懂文言文的老外。）

跟这之前数千年里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科学家所留给人类的相比，如记录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莫斯科手卷（Moscow papyrus）和林德手卷（Rhind papyrus）上的古埃及高深数学知识，汉谟拉比王朝时的古巴比伦天文学数学知识，以毕达哥拉斯学派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阿基米德等人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及已上升到抽象思维阶段的科学（而非实用技术），亚波隆尼亚斯的《圆锥曲线》，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和《光学》，托勒密的《大汇编》等等等等（仅从浩如繁星的众多科学家和科学成就里举出几个典型代表），跟这些相比，如果还要把《梦溪笔谈》之类的吹嘘附会成是所谓的“科学成就”，那我只能很抱歉地认为，这是猴子的“科学”和人的科学之间的差别。

中国人特别津津乐道于马克思谈到指南针，火药，印刷术这“三大发明”的那几句名言，其实马氏不过拾人牙慧而已，我所知道的最早谈到所谓“三大发明”的人是英国哲学家培根，他对这几种发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不过今天看来显然是夸大其词了），分别从文学，军事，经济活动三方面（后来马克思那些论调不过是把这几句改头换面了一下就照搬过来），似乎很给我们中国人长脸了。不过可惜的是，不管是培根还是马克思，他们在谈到所谓的“三大发明”时都不是在谈论所谓的我们中国人的“四大发明”，而是在谈论西方的“三大发明”（这个“西方”包括了中东，是与我们这种纯粹的“东方”相对应的“西方”），马克思甚至毫不客气地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科学和哲学”。

所谓“四大发明”的说法是到了上世纪时才由“科学史家”李约瑟炮制出来的，他本人在英国学术界颇受冷落，于是另辟蹊跷搞一套“非西方中心论”，哗众取宠的成分太大了，他本人不过为了出“学术成果”罢了，至于搞这种“精神鸦片”出来对本来就缺乏科学精神的中国人毒害有多大就不是他所关心的问题了。在国外这样的人比比皆是。

至于培根和马克思所夸夸其谈的所谓“三大发明”的“历史作用”，只不过是哲学家式的把复杂事物简略化的表述方式，一种似是而非的提法，这一套把戏对经历过马克思那已经宣告破产的“科学共产主义”“辨证思维法”洗礼的中国人来说都不陌生了。

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例子就是火药。

如前所述，马克思用一种简略化的方式将“三大发明”的“历史作用”分别表述为是文化传播，军事变革，经济活动三方面的主要决定因素，如果用我们中国人更为简略的思维方式，只需要用“文武商”三个字就可以表述了，可惜历史无法如此简略化。

火药在军事史上起到的作用到底如何？客观地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其实是句空话，因为自古以来成千上万的发明，都可以说是在历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很多甚至都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

火药在军事史上根本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发现，道理很简单，因为对现代兵器来说火药的发现只是原材料层面上的发现，并不是象弹道学，冶金学、金属加工技术等方面的方法上科学理论层面上的发现，而后者才是对军事变革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火药可以说是实现从冷兵器向现代兵器转变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但是却根本不是关键性的环节，因为这种原材料阶段上的东西迟早都会被人们发现的，并无任何神奇之处，而方法上理论上的发现却不是有了原材料就一定会出现的，事实上，中国的历史也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中国人据说是在宋朝时就已经“发明”了火药，但是到了二十世纪初八国联军侵华时我们仍在用大刀长矛（还是正规军）作战，实际仍处在冷兵器阶段，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并且火药的发现也跟指南针一样，仍然不过是占了矿产资源丰富的便宜而已，特别是组成火药的三种成分之一的硝石，现在普遍认为是中国人先发现的，因为阿拉伯人把这种矿物称为“中国雪”“中国盐”。但是却没有证据表明，火药也是从中国传到中东去的。而且我相信，只要找得到适当的矿藏，中东和欧洲也一样迟早“发明”出火药，一来西方的炼金术传统与东方一样繁盛悠久，二来这种东西也不需要什么复杂的技术。

事实是，十五世纪德国人发明了前装滑膛枪，才是真正地实现了从冷兵器向火器的转变（这之前已经有了较简单的火枪火铳），而后十八十九世纪几项革命性的发明：线膛枪，火帽，圆锥形子弹，撞针，连发式枪械的出现，才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枪炮。这几种发明是建立在系统的科学理论和复杂的机械制造加工技术基础上的真正的关键性的发明，这才是对近代军事变革起决定性作用的环节。有了弹道学，冶金学、金属加工技术等和上述这几种发明的出现，从冷兵器时代过渡到火器时代的军事变革才真正实现了。

而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不管从中古的小到火绳枪大到佛朗机一直到近代的线膛枪炮等各式火器实际上都是从西方引进的，曾经被吹嘘成是最早的火枪的“突火枪”只不过是一种简陋的喷射式火器，只是在一根竹筒内装上发火物，靠喷射火焰来杀伤敌人，但是喷射的距离很有限（不过一两米），杀伤作用很微弱，只能起到恐吓敌人的作用，并且其原理和构造都与西方出现的火枪完全不同，这种玩意实际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小时候曾经玩过的那种“魔术弹”（射程都远远不如），可有人会神经错乱到把这玩意当作是跟近代枪炮同样的东西吗？关于“子窠”的说法也只是猜测，根本没有任何依据。至于火器在实战中得到有效而广泛的运用也是从蒙古人才开始的。

另外一项“伟大发明”，印刷术，实际上也不能说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当我们在谈到我们发明了印刷术的时候，我们实际上说的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因为雕版印刷术实在算不上是什么发明，道理很简单，因为雕版印刷术的原理跟另外一种东西__印章没什么不同，而印章这种东西在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是有的，出现年代比中国早的民族也多的是，何况雕版印刷术也没有多少实用价值。在正式一点的宣传“四大发明”的资料中，往往都会特别指明是活字印刷术。

那么活字印刷术是怎样发明的呢？据说是北宋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印刷术，可惜那只是据说而已，因为这种泥活字从来就没有在现实中得到应用过，从宋代一直到明清，都仍然使用的是雕版印刷术，以至于很多专家认为，毕升的泥活字印刷术只是个构想，不必当真。一直到近代，才开始引进并使用德国人古登堡于1455年发明的铅活字版印刷技术，这种技术的复杂和完善的程度也不是中国古代传统印刷术可以相比的（由铅、锑、锡三种金属按科学、合理比例熔合铸成的铅活字 ，并采用机械方式印刷），事实上，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印刷术恰恰是从西方传到中国来的。

而且，中国后来所使用从西方引进的还不仅仅只是铅版印刷一种技术，如平版印刷技术，凹版印刷技术，孔版印刷技术，等等，这些技术与我国传统的雕版印刷完全不是一回事了，技术细节上也复杂多了，至于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印刷技术，跟古代近代的印刷技术又更不是一回事了，实事求是地说，说印刷术是中国人发明的，那是故意误导人民。实际上，国际上普遍把古登堡发明铅活版印刷术算作是现代印刷术的历史起点，没有谁把中国发明印刷术这种说法当真。

另外，现在学术界还公认韩国清州的兴德寺是世界上最早的金属活字（铜活字）发源地。说到这里，我想起有一次，在一个朝鲜的官方网站上看到朝鲜人说他们是“四大发明”的创始者，还说他们拥有六千年文明史，让人哭笑不得。特别是在看到了韩国人在世界杯上的表演之后，联想到日本也一直在宣扬什么他们是宣纸的发明者，天皇的万世一统等等，让人感到，东方民族在怎样不着边际地吹牛撒谎上都是惊人的相似。而让我稍感欣慰的是，我们中国人可能还不是世界上最厚脸皮的民族，毕竟我们现在似乎还羞于将这种自吹自擂的无耻劲头拿到国际上去公开表演，只是关起门来自我陶醉。

而跟印刷术关系密切的另一大“发明”，纸，国际上就更不承认那是中国人的发明了，因为早在五千年前，在中国的纸出现之前三千年前，古埃及人就已经发明了最古老的纸，称之为纸莎草纸（Papyrus），也称纸草纸，英文中纸（paper）这个单词就是来源于拉丁文Papyrus（纸莎草纸），可见这种纸在西方古代应用的广泛和悠久。

纸草纸不仅是古埃及重要的书写材料，而且也大量出口到其他国家，成为古埃及人，古希腊人，古罗马人，亚述人，阿拉伯人所广泛使用的书写材料，迄今为止所发现的用古埃及文、古希腊文、古罗马文和阿拉伯文等书写的纸草纸文献，数以十万张计之多，纸草纸文献上记载了大量的古代法律、宗教铭文、天文地理、文学，数学知识等珍贵历史资料，其中历史最早的是从古法老墓葬出土的距今五千多年前的无字纸，载有文字的纸草纸文献距今也有四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比我们中国人使用甲骨文还早了近两千年。

这种用纸草纸写成的书籍，我曾经亲眼看到过，虽历经数千年，仍然清晰如新，纸质决不比我们中国的纸差，而且纸草纸也不像有人说的那样，容易断裂，现在埃及都还有根据古代技术进行制造的纸草纸，造出的纸任意折叠完全没有问题。世界上很多博物馆都收藏有这种纸草纸古籍，象前文提到的林德手卷（Rhind papyrus，又称为莱因德纸草书，是公元前1650年左右的埃及数学著作），就收藏在大英博物馆，你们有空可以去看看。

所谓中国人发明了纸促进了文化传播的说法，更是似是而非的想当然。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的纸草纸文献能够存留数千年，成为我们现在研究和了解古埃及希腊罗马历史和科学哲学的珍贵资料来源；古希伯来人用造价高但便于保存的羊皮纸记录旧约经书而留存下来的“死海古卷”也成为现在珍贵的历史资料。而中国据称是在汉代时就开始出现纸了，可是你现在还能够找到那时候保留下来的什么书籍吗？宋代之前的有多少？相反地，商代使用甲骨，反倒为我们留存下来了大量历史资料，使得我们对商代的了解比孔子那个时候的人还要知道的多。汉简的再发现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以至于有人认为，中国正是因为过早地使用了这种便宜而又易毁的纸，才使得很多的古代典籍失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纸在中国的使用对文化传播不仅没有起到什么正面的作用，反倒可以说是产生了很多负面的影响。

更何况，一直到近代，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仍然是文盲，“对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在哪里？而且中国人仍然在普遍使用手抄和雕版印刷的原始落后手段来传播文字。

还有一个很容易被人忽略的问题就是：中国人既然已经开始使用纸这种方便的书写材料了，却从来没有想过去发明一种方便的书写工具，仍然使用毛笔这种笨拙的书写工具达千年之久，何其荒唐。而西方人早就知道使用羽毛笔等方便快捷的书写工具，后来又不断创新发明了铅笔，自来水笔（实际上，最早的金属蘸水笔在公元前的罗马共和国就已经出现了。发掘于庞贝古城废墟，现收藏于尼泊尔的国家博物馆），圆珠笔，并传入中国，对推动中国的文化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鲁迅也曾经对自来水笔的作用进行过精辟的阐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笔的发明和传入中国远比纸的使用贡献要大。

说完了关于这些“发明”的历史作用，不能不提到的是，在古代史上起过比这些重要得多的作用的发明多的是，大多都起源于中东地区，然后传入中国等地，如车轮，滑轮，风车，螺钉，钟表，曲柄，牛和马的驯化，青铜冶炼，炼铁术，马镫，等等。我们中国人应该学会谦虚一点，世界上比我们辉煌灿烂历史悠久的文明多的是，更何况连我们中国人本身都是从中东中亚地区一批批迁移过来的，所谓的三皇五帝，夏王朝，等等，都是子虚乌有的神话传说而已，考古发现早就证明了这一点，这也是国际学术界所公认的事实。

最近这几年来，复古，饰古，伪古的风气越演越烈，而且都是以官方的支持在搞，其目的不过就是为继续维持专制统治寻找合法性，为抵制民主自由的理念寻找借口和依据，所以要把西方任何先进的东西都“论证”成是我们中国早就“古已有之”的，没有什么稀奇的，美其名曰培养民族自尊心，其实是培养遗老遗少。

而这些新时代的遗老遗少们也攒足了劲以一种近乎于无赖的劲头拼命地要把西方任何先进的东西都“论证”成是我们中国早就“古已有之”的“发明”，网上网下，电视报纸，到处都可以看到这一类的奇谈怪论，越来越多，什么风筝是飞机的雏形啊，万虎是飞机的发明者啊，竹蜻蜓是直升机的前身啊，大禹是世界上第一个进行飞行的人啊，孔明灯是发动机的鼻祖啊，等等（我都不想说了，实际上最早的飞行器早在两万多年前就有了，其实物就保存在埃及国家博物馆，那时候中国这地方还没有人呢。），还有什么新“四大发明”也冒出来了，连养猪酿酒也成了“伟大的科学发现”了，是不是应该凭这些试试去申请诺贝尔奖看看？没准有戏。

如果一定把这些弱智玩意说成是所谓的“伟大发明”，那不仅是对别的国家和民族的侮辱，也是对整个人类智慧的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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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虎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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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谈“四大发明”的神话完全是一种虚假宣传
2003-8-29

《所谓四大发明的无稽之谈》一文贴出后，很多人都指责我考据不细，论据不充分，论证不严密，逻辑不清。我于是把所有能够找得到的有关这方面的资料都深入查验了一遍，之后我不得不承认：我确实是考据不够细致，了解得不够深入；并且由于这种不细致，不深入，导致我错误地把注意力放在了一些次要的问题上，而忽略了一些主要的事实，使得某些人有空子可钻，将争论的方向转移向一些次要的方面，在一些逻辑问题上语言修辞问题上兜圈子，而有意无意地回避了一些重要的事实。

特别是象技术含量，重要性这一类难以有可量化的标准来衡量的问题，更易于让人陷入圈套而纠缠不休，而且是无意中自设的圈套，而给予某些人继续其色厉内茬的指责以口实。

如果说我在第一次谈到这个（四大发明）问题时，对自己的看法多少还抱着一点怀疑的态度，毕竟这是一个千百万人人云亦云了几十年的传言，多少会有一些道理吧。但是在我又多次刨根问底地挖掘了它的来源以后，我已经可以确信并肯定地说，所谓“四大发明”的说法，完全是一种虚假的宣传。

我决定不再在逻辑问题上过多地兜圈子，也不再使用“也许”“可能”“我认为”之类模棱两可的语气，而是简明扼要地将一些基本事实罗列出来，然后明确地给出结论。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一看（请耐心看完）。

一。火药

这是所谓“四大发明”的说法中最大的一个谎言。

我在以前已经说过了，西方在谈到所谓的对历史前进起到了“重大作用”的三大发明（火药，罗盘，印刷术）时，根本不是在谈论所谓的我们中国人的“四大发明”，而是在谈论西方的“三大发明”。此火药非彼火药，此罗盘非彼罗盘，此印刷术非彼印刷术。（注：最早谈到“三大发明”的西方人是培根，后来马克思重新提到这一点时，其意义已经有所改变。）

而炮制并宣扬所谓的中国“四大发明”对历史作出了“重大贡献”种种说法的人们，最主要就是用偷梁换柱的手法，将两种性质截然不同并且没有任何关联的事物暗中偷换了位置，同时也转换了附着在两者身上的历史意义。其次就是用牵强附会，曲解，夸张，过滤等等手法来处理相关的历史事实，蓄意掩盖事实真相。

就火药这一项，具体如下：

（1）。我们中国人所发明的“火药”实际上指的是“黑火药”，这种火药的用途，性能都有限的很。

（2）。而真正导致了军事变革并对历史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的“火药”是欧洲人发明的“黄火药”，并大规模地用于工程和军事，是整个近现代军事工业的奠基石。（注：“黄火药”这个名称并不是规范的术语名词，应称之为“黄色炸药”较为妥当，并特指诺贝尔发明的硝化甘油类安全炸药，不过作为一种泛指和通称也并无不可）

（3）。黄火药跟黑火药之间完全没有任何传承关系。其一开始就是从一条独立的路线发展起来的性质完全不同的体系。（黄火药只是这个体系中几类产品的俗称，这个系列中的各种发明满足了现代工业和军事所需要的全部技术需求。）

以上是最关键的三点，也就是有关“火药”这个谎言的核心之处，而更详细的历史细节如下：（注：作者具体谈两者的区别）

（4）。黑火药的制造方法只是简单地将硝石，硫磺，木炭等几种天然物混和在一起，是一种混合物，属于物理范畴。而且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感性认识，经验主义的积累。（所以在中国当然也不可能再有什么发展，这是毫不奇怪的）。

（5）。黄火药的制造方法是使用化学合成手段，是一种化合物。黄火药的产生发明出来是有近代化学科学作为理论基础的。（我以前说重要的发明往往其内在要有一定的科学理论作为支撑并没有说错，科学不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产生不出具有重大作用的发明）

（6）。而且，即便是黑火药，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是从古代中国传到西方去的，今天的种种说法，都只是猜测而已，而这种猜测仅仅只是依据不同发明在不同地区出现的时间早晚作出的，这被称之为文化上的一元论。（其他三项“发明”也是同样的这种情况）

很多人会感到难以接受这种说法，有人也难免会这样说，那我们也可以不承认计算机，网络，原子弹这些发明是从西方传到中国来的。你可以这样说，只要你有本事不到别人的国家那里去留学而得到这些知识，并且完全不接触任何别国这方面的学术资料，那么没有人会否认这是你独立发明的。

（7）。更让某些人不愿提起的是，就连黑火药的起源也有多种说法，在很多古代文明地区都有类似于黑火药的发明的记载，学术界有一派的说法就认为，是印度人先发明了黑火药的。而黑火药的种类更有上百种之多。中国使用的黑火药只是其中之一。 （注：中国制造的黑火药由于含硝量太低，燃烧后膨胀能量不足，并不适合于作火器的发射药，欧洲和阿拉伯发明的黑火药将含硝量提高到了80％，才能够大量用于作火器发射药。中国后来使用的适于作火器发射药的黑火药是随着火铳的传入从西方同时传入的）

再来看黄火药的源流：

（8）。1771年，英国的P·沃尔夫合成了苦味酸，它是一种黄色结晶体，最初是作为黄色染料使用的（注意这一点），后来发现了它的爆炸功能，十九世纪被广泛用于军事，用来装填炮弹，这就是黄色火药的名称的由来。它是一种猛炸药。

（9）。1779年，英国化学家E·霍华德发明了雷汞，它是一种起爆药，用于配制火帽击发药和针刺药，也用于装填爆破用的雷管。（注：雷汞又称雷酸汞）

（10）。1807年，苏格兰人发明了以氯酸钾、硫、碳制成的第一种击发药。

（11）。1838年，T·J·佩卢兹首先发现棉花浸于硝酸后可爆炸。1845年德国化学家C·F·舍恩拜因将棉花浸于硝酸和硫酸混合液中，洗掉多余的酸液，发明出硝化纤维。

（12）。1860年，普鲁士军队的少校E·郐尔茨用硝化纤维制成枪、炮弹的发射药。俗称棉花火药。（注：至此取代了黑火药作发射药）

（12）。1846年，意大利化学家A·索布雷把半份甘油滴入一份硝酸和两份浓硫酸混合液中而首次制得硝化甘油，硝化甘油是一种烈性液体炸药，轻微震动即会剧烈爆炸，危险性大，不宜生产。

（13）。1862年，瑞典的A·B·诺贝尔研究出了用“温热法”制造硝化甘油的安全生产方法，使之能够比较安全地成批生产。

（14）。1863年，J·威尔勃兰德发明出了梯恩梯（TNT）。梯恩梯的化学成份为三硝基甲苯，这是一种威力很强而又相当安全的炸药，即使被子弹击穿一般也不会燃烧和起爆。它在20世纪初开始广泛用于装填各种弹药和进行爆炸，逐渐取代了苦味酸。

（15）。1866年，A·B·诺贝尔用硅藻土吸收硝化甘油，发明出了达纳炸药。俗称黄色火药。

（16）。1872年，诺贝尔又在硝化甘油中加入硝化纤维，发明了一种树胶样的胶质炸药──胶质达纳炸药，这是世界上第一种双基炸药。

（17）。1884年，法国化学家、工程师P·维埃利首先发明了无烟火药。这一发明具有极重要的意义，为马克沁重机枪的发明提供了弹药方面的条件。（注：至此有烟火药被取代，无烟火药成为普遍使用的发射药）

（18）。1887年，诺贝尔用硝化甘油代替乙醚和乙醇，也制成了类似的无烟火药。他还将将硝酸铵加入达纳炸药，代替部分硝化甘油，制成更加安全而廉价的 “特种达纳炸药”。又称 “特强黄色火药”。

（19）。1899年，德国人亨宁发明了黑索今，它是一种比梯恩梯威力更大的炸药。（注：这是仅次于核武器的威力最大的炸药）

从上述线索可以清晰地看出，黄火药系列是怎样一步步独立发展起来并导致了近代军事的重大变革的。在这一过程中根本就没有黑火药什么事。黑火药在欧洲长期被用于烟火和纵火用途，也曾被用来作为枪炮的发射药，但是主要也就适用于中世纪的那种力量有限的原始火器，如火枪火铳，而中世纪火器跟近现代枪炮也完全是两种性质的概念，原理上，技术上，制造加工上都是完全不同的，不要被它们某些外形上的类似点所迷惑了。后面会具体谈到。

注意到上面黄火药系列的发展源流，可以发现其中好几种重要的火药，最初被发明出来都不是准备要用于军事的，甚至有的最开始都不是要用来做炸药的。这个事实让某些打肿脸充胖子硬要厚着脸皮说黄火药的发明也是受了黑火药的启发的国人都无法自圆其谎了。更不用说黄火药跟黑火药在原理，性质，方法，用途等诸方面都是截然不同的。

近现代整个军事工业体系中，从火帽底火所用的击发药，到雷管等用的起爆药，到弹筒中的发射药，弹体里装填的猛炸药，火箭导弹的推进剂，全部使用黄火药系列，根本没黑火药什么事，根本就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还有什么可吹的呢。

黑火药现在也就在导火索、烟火药等方面还有点用途。仅靠使用黑火药根本就不可能产生出现代的这种后膛装填式射击武器和各种炸弹火箭导弹，这是被“四大发明”的鼓吹者们所故意忽略了的一个历史事实。

有些国人常常用一种不无遗恨的口气说：古代中国人制造出了火药，却用来做鞭炮，太可惜了。在这里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不是因为古人只想得到用黑火药做鞭炮，难道他们没有尝试过要把它用于军事上吗？而是因为黑火药也就只适合用来做鞭炮。不必为此感到遗憾了。

如果说黑火药在中国是受了儒家文化环境的影响而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那么在同样使用黑火药的日本，印度，阿拉伯，土耳其等等国家和地区，又产生了近代军事的重大变革作用了没有呢？没有。这种变革只有等到黄火药的出现才会产生。

黑火药只是农业文明时代的一种原始产物，在历史上留下了一点痕迹而已，对推动工业文明的前进并无多大作用，有人却硬要把这点痕迹吹嘘到对历史起到了重大作用的程度，是很无聊也很无耻的。

而伪古派分子在宣扬所谓“火药”推动了军事工业变革等等谎言的时候，却故意只字不提这是“黄火药”的功劳，用偷换概念的手法误导人们以为这是“黑火药”起的作用。这是一种非常无耻的作法。【也是很多“国学大师”“人文科学专家”炮制种种“中国古代文明成果”“科学贡献”的惯用手法。就是后面将会总结到的几种伎俩中的一种。】

现在再来谈谈火器，本来这个问题已经没有讨论的必要了，但是我在《所谓》一文中，曾提到螺旋线膛枪，火帽，圆锥形子弹，撞针，连发式枪械等等发明的出现，以及弹道学，冶金学、金属加工技术等科学技术的理论基础是实现近代军事工业革命的决定因素，但是却忽略了另一方面，既弹药技术的发展所起的作用。

来看看中世纪原始火器。

我在《所谓》一文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被穿凿附会地说成是最早的火枪的“突火枪”实质上只是一种喷射式火器，关于“子窠”到底是什么东西根本就是猜测，《宋史.兵志》上根本就没有具体说明，但是仍有人要胡搅蛮缠地把这个说成是最早的“火枪”。

更无耻的是，有些人为了吹嘘这种“突火枪”，居然把《宋史.兵志》上记载的“声闻百五十余步”撒谎说成是射程达到了一百五十步！（注：原文为“如炮声，远闻百五十余步”，“炮”字在这里是爆裂的意思）

至于火铳，我看见过保存最早的元代铜火铳，它的形状就是一个长35.3厘米，口径10.5厘米的大圆桶，这是“枪”的概念吗？它这种管身长和口径的比例根本就不可能象现代火器那样发射弹丸来远距离杀伤敌人。如果它发射弹丸，那么弹丸直径起码要达到10厘米，其巨大的重量就根本不可能靠黑火药的力量发射出去，更不用说它还需要一定长度的膛内助推运动过程；如果它发射铁砂子的话，那么跟火药混在一起的铁砂子最多就只能喷射个几米而已，根本就只能起到一点威慑作用而已。中国的“考古学家”也就只能拿这些东西来蒙蒙外行人。

（顺便说一句，某些自我感觉良好的人，常常给我抄录来一大段一大段的他自己都没看明白的文字，然后自以为是地“告诫”我多读点书再发言。我在这里明明白白告诉那些“业余历史学家”，只要是你读得到的书，别人也都能看得到的。千万不要卖弄自己读过多少书。）

关于中西火器的源流。

（1）。中世纪西欧的火枪与中国火枪完全没有任何技术上的相似点。完全是一种独立发展起来的火器。

（2）。十四世纪的意大利，产生了欧洲最早的火铳。欧洲现存最早的火铳是十四世纪中叶的。

（2）。1480年至1495年间，意大利科学家达·芬奇发明了轮发燧石枪机，用燧石的火花点燃火药池，再由火药池点燃火药，将弹丸发射出去。

（3）。最初的古代中国火枪，只是原始的金属管形火器。不仅在原理，技术上跟近现代枪炮完全是两码事，与同期欧洲的火器也不是一回事。已发现的最早火铳是元至顺三年（1332年）的。

（4）。根据《明史》的记载，十五世纪初，扳机击发式火绳枪开始传入中国，同时传入的还有佛朗机，密鲁铳，及后来的红夷炮，火炮瞄准具。十七世纪，开始有了燧石枪。

（5）。不管是东方西方，原始的中世纪火枪威力都有限的很，并没有对军事变革起到决定性的影响。

再来大略看看跟黄火药同步发展起来的一些近代枪炮技术。

（1）。最早进行爆炸式点火技术激发试验的是苏格兰人亚历山大·福希斯。最初使用器皿装雷粉，后来通把雷粉夹在两张纸之间而制成了纸卷“火帽”。

（2）。1808年，法国人包利应用纸火帽，并使用了针尖发火。

（3）。1814年，美国首先试验将击发药装于铁盂中用于枪械。1817年，美国人艾格把击发药压入铜盂中，发明了火帽，火帽的应用对后膛装填射击武器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获得了迅速发展。

（4）。1821年，伯明翰的理查斯发明了一种使用纸火帽的“引爆弹”。后来，有人在长纸条或亚麻布上压装“爆弹”自动供弹，由击锤击发。

（5）。1840年，德国人德莱赛发明了针刺击发枪。其技术特征是：弹药从枪管后端装入，并用针击发火。

（6）。1860年，美国首先设计成功了13.2毫米机械式连珠枪，开始了弹夹的使用。

某些人故意将中世纪的那种原始火器如“突火枪”之类的玩意跟近现代枪炮混为一谈，惯用的手段就是抓住两者之间仅有的一两点在外形上构造上的相似之处，如都是管形啊，都靠喷射气体推动发射物啊（根据这两点也可以说印地安人的吹管也是枪炮的前身），然后拼命吹嘘来蒙骗外行人，却故意的掩盖了两者在更多方面的根本不同，而且是导致两者功能上的巨大差异的构造上机理上的根本差别，如现代枪炮的后膛装弹，底火引爆，针刺击发，线膛枪管，圆锥形子弹，药筒装药，等等。没有这些根本特征根本就不成其为近代枪炮的概念。

伪古派分子的这种手法就是指鹿为马的伎俩，好比说马有四条腿，鹿也有四条，所以根据仅有的这几点相似之处就可以说鹿就是马，而两者在其他本质方面的更多不同就根本不管了。【这就是鼓吹“四大发明”及诸如此类“古代科学发明”的人所惯用的手段，也是后面将会总结到的几种伎俩中的一种。】

从我上面的论述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导致了近代军事革命并对历史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的“火药”是欧洲人发明的“黄火药”而不是“黑火药”。这是一个被蓄意误导了多年的虚假宣传，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而且我以前说的重要的发明往往是要有发展到一定程度的科学理论作为基础并没有说错，科学不发展到一定程度就是产生不出具有重大作用的发明，从黄火药与黑火药的对比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来了。我以前说“四大发明”是弱智玩意也没有说错，至少对于黑火药（及与之相对应的原始火铳）来说就是如此，一种认识，只停留在感性阶段，而不能上升到理论高度，就是起不到什么大的作用和发展。

谈到中国古代的科技发明时，某些人热衷于引用李约瑟的话来说明问题，挟洋以自重。我明确告诉你们，李约瑟的东西不足为证，他不仅不是搞科学史出身，而且没有得到国际学术界主流的认可，更是连汉语都不熟悉，这样搞出来的东西有多少可信度，难道翻古书，辨识文言文我们还不比他精通吗？而他书中的种种错误也早有人指出。中国人宣扬他只不过拉大旗做虎皮而已。我们将在后面详细讨论这个问题。

二。印刷术

这也是一个跟“火药”同样性质的谎言。通过偷换概念的手法将真正对历史起到了巨大推动作用的以古登堡发明的铅活字版机械印刷机和一整套印刷工艺为代表的近代印刷工艺技术换位为中世纪昙花一现的仍只是雏形状态的原始手工泥活字印刷术【偷梁换柱】。仅仅只是咬住了方法原理相差很远技术复杂程度更是不可相提并论的两种技术在都使用了活字这一点上的相似，而故意忽略了这两者在更多方面的不同【指鹿为马】，如一个是机械式，一个是原始手工操作；一个是合金浇铸的活字，一个是胶泥雕刻活字；一个使用脂肪性油墨，一个使用水墨，等等。

先来看看西方的印刷术源流。

（1）。首先要明确的是，古登堡发明的是什么，是【铅活字版机械印刷机】，这种垂直螺旋式手摇印刷机，是一个完整的机械体系。而不仅仅只是活字一个细节，使用活字只是这种印刷机技术中的一个环节。某些人故意把这一点夸大是因为原始的泥活字印刷术只有在这一点上跟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术有相似处。（注：谷登堡的发明中，金属模铸字工具是最为重要的，其次是印刷油墨，机械印刷，这些发明使得大批量的印刷成为可能）

（2）。其次，古登堡的铅活字版机械印刷机完全是独立发明的，这一点是国际公认的。

（3）。古登堡的生平有详细的记载，关于他发明印刷机的过程也有详细的记载，“古登堡熟知制造硬币的钢模、印制扑克牌木刻版和铸造钟铃的字模方式来制成印刷版子，并且很快就察觉到每个字母必须要分开，且能移动，为能耐压则决不可用柔软的木材，而是坚硬的金属。”

（4）。1455年，古登堡发明了铅活字凸版机械印刷机，沿用了300年之久。这种印刷工艺技术是用铅、锑、锡三种金属按比例配比熔合而成，机器印刷，也称之为凸版印刷技术。

（5）。古登堡发明了一种手铸工具，将铜模放置其中，只要倾入溶化的合金，字母与符号即可产生，这种合金包含铅、锑、锡与少许比例的铋金属，他又发明了脂肪性的印刷油墨，木制印刷机，

（6）。1812年，德国的柯尼希发明了蒸气动力印刷机；1847年，美国的霍伊发明了转轮印刷机；1863年美国人布洛克发明了滚筒印刷机。1900年，制成六色轮转印刷机；1904年，美国的鲁贝尔发明胶版印刷机。这些由机械操作的印刷机，使作为大众传播媒体的报纸得以大量印刷，从而真正地拉开了大众传播的序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不要以为欧洲的印刷技术发展就是发明了铅活版印刷术那么简单，后面更多的技术革新和发明更是与那种农业文明时代的原始印刷术毫无干系了，这当然是“中国发明了印刷术”的鼓吹者无论如何都不会提起的罗。

（1）。凸版印刷技术，是用图文部分高于空白部分的凸版进行印刷的工艺技术，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术，泥活字印刷术就属于这一类型。凸版印刷技术不仅包括铅活字版印刷，还有以铅活字版为母版的泥版翻铸铅版印刷、纸型翻铸铅版印刷和照相铜锌版印刷。照相铜锌版是凸版印刷术的进一步发展，是照相术应用于印刷制版而出现的的发明和应用。

（2）。凸版印刷机械，主要包括凸版制版机械和凸版印刷机械两部分。其中，凸版制版机械主要是用于活字制作的铸字机械和用于翻制复制版的压型机，以及照相术用于凸版制版后出现的制版照相设备；凸版印刷机械则主要是各种凸版印刷机。

（3）。平版印刷技术。平版印刷机印版表面的图文部分与空白部分几乎处在同一平面上。它利用水、油相斥的原理，使图文部分抗水亲油，空白部分抗油亲水而不沾油墨，在压力作用下使着墨部分的油墨转移到印刷物表面，从而完成印刷过程。

（4）。凹版印刷技术。凹版印刷的主要特点是印版上的图文部分凹下，空白部分凸起，与凸版印刷机的版面结构恰好相反。机器在印单色时，先把印版浸在油墨槽中滚动，整个印版表面遂涂满油墨层。然后，将印版表面属于空白部分的油墨层刮掉，凸起部分形成空白，而凹进部分则填满油墨，凹进越深的地方油墨层也越厚。机器通过压力作用把凹进部分的油墨转移到印刷物上，从而获得印刷品。

（5）。丝网印刷技术。丝网印刷机属于孔版印刷机中较有代表性的印刷设备，它的印版是一张由真丝等材料编织而成的纵横交错、经纬分明的丝网。已经生产的有平面、曲面、成形、印染、印刷电路和新型轮转等多种丝网印刷机。其中，新型轮转丝网印刷机的速度和生产率比较高。它的特点是将丝网安装在滚筒上，油墨浇在滚筒内。机器工作时滚筒旋转，橡皮刮墨刀把图案快速印到印刷物上。

再来看看原始的泥活字印刷术。

（1）。考古学历史学最讲的是证据，特别是实物证据，而且孤证不足为信。恰恰这个毕升发明泥活字印刷的说法，既没有他的泥活字留传，也没有任何印本存在，而且关于他和他的泥活字印刷，除了《梦溪笔谈》上简略的记叙外就没有任何其他记载了。中国学界整天拿来唠唠叨叨的就是这么一个没有任何实物依据的孤证。

（2）。而且到底有没有毕升这个人都是个问题，他的生平，籍贯等等都没有任何记载。（有好事者还发掘出了据说是他的墓碑，可是根本无法证明这个连身份籍贯都没有任何记载的毕升是碑上那个名字代表的人，反正先把它“初步认定为是”嘛，不仅又多了一点可吹嘘的资本，而且隔三岔五地为这块莫名其妙的碑石开开研讨会，借机又可以公款旅游一番。造假成性的中国“考古学界”）

（3）。沈括所记的毕升泥活字印刷术，后来也不是没有人效仿过，清代翟金生等人就仿制过，为此居然花了三十年功夫才印成第一本书籍，可见这种东西效率之低下，毕升的泥活字印刷技术远未成熟，根本就没有在现实中得到什么应用，从宋元到明清普遍使用的都是雕版印刷。又何来“对人类历史作出了重大贡献”云云？

（4）。毕升的泥活字印刷术连他那个村（镇？谁知道他是哪里的）的范围都没有传出去，却莫名其妙凭空地一下子就传到了数万里外的其他国家去了。硬要强词夺理地说别人的东西是从我们这里传过去的，简直是无赖。

（5）。木活字也有人尝试过，不过效果都不理想，而使用过一次的木活字很难拆卸、损坏率很高，印墨也不均匀。被认为是首创了木活字的元代王祯也没有印本实物，而现存的西夏文木活字印本又比他年代早，那到底是从中原传到了西域，还是从西域传进了中原？

（6）。而且中国的墨是水墨，不适合于金属版的印刷。因为墨汁不易均匀附着在金属版面上，印刷出来质量欠佳，金属版印刷也不成功。

（7）。另外，国际上现在公认韩国清州兴德寺是最早使用金属活字（铜活字）的地方。其铜活字印本《佛祖直指心体要节》（1377）比德国古登堡铅印版的《圣经》还早7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最古老的金属活字印本。被指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纪录遗产。因为别人拿得出实物证据，你不服也没办法。

（8）。如果一定要把古代农业文明时代的任何一点点跟工业文明时代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印刷技术有某些相似点的原始萌芽技术都指鹿为马地算作是“发明”了印刷术的话，那也轮不到他毕升头上，因为这样的原始印刷术雏形在世界各地区都有所发现，比毕升早两千多年的古希腊克里特岛米诺斯文明遗迹中就已经发掘出了最早的活字印品。（注：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将许多个活字印拼在一起，印在泥版上和陶器上，克里特岛出土了大量这样的活字印和泥版及陶印品）

有人辩解说，活字印刷术在中国没有普及开来，是因为中国字多，要刻很多字，而外国字字母少，所以便利。这种说法看上去好像有道理，仔细一推敲却根本站不住脚。难道用拉丁文印刷书籍就只需要用那二十多个铅活字就行了吗？每一页还不是一样要成百上千个活字，古登堡发明铅活版印刷机后，印刷需求量大增，一本书很多页都同时装版印刷，需要的活字一样数以万计。而且同一时期，在最早使用金属活字的韩国清州为了印刷曾经制造出上百万的铜活字。字多字少根本不是问题。

有人根据沈括的记载里有这样一句话“若止印二三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而硬要说毕升的泥活字印刷在现实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这句话哪里说出了这么个意思？只要认识汉字的人都知道那个“若”是“如果”的意思。而且随便那个人看见了毕升那种排好了的版也会得出这么个印象。“若印数十百千本”到底是数十本还是数百本还是数千本？？明明是虚指，中国的这些“国学家”硬要把这句话歪曲成是事实。这些也就只能蒙蒙不懂文言文的老外。

（9）。关于雕版印刷术，我在《所谓》一文中也已经说得很清楚了，那是跟印章性质原理一样的东西，世界上很多国家民族早就有了。在埃及发掘出来的印在纸草纸，羊皮纸上的雕版印刷品，时间上至公元900年。何况“四大发明”的说法指的本来也只是活字印刷。

（10）。即便是雕版印刷术，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是从古代中国传到西方去的，今天的种种说法，都只是猜测而已，而这种猜测仅仅只是依据不同发明在不同地区出现的时间早晚作出的，这被称之为文化上的一元论。

（11）。在蒙古人西征之前，中国跟欧洲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几乎没有任何文化上的交流。（注：所谓的“丝绸之路”，最远只到达了现在的伊朗）

（12）。而说蒙古人西征把中国的印刷术带到了西方去的说法也是根本没有任何道理的，因为当时蒙古人尚未达到高度的文明，而且对欧洲的进攻都是突然袭击的性质，没有与当地人民进行什么文化交流，这一点早就有人指出来了。欧洲人描述蒙古人就是突然来了又突然消失了。

（13）。那以后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也没有提到过书籍印刷的事情。

（14）。位于远东和欧洲之间的阿拉伯世界，一直拒绝使用印刷术，坚持用手抄写书籍，一直到十九世纪末，更不可能成为什么“传播印刷术的桥梁”之类的。

中国学界找不到任何证据来证明“欧洲的印刷术是从中国传过去的”这种说法，相反的证据倒有不少，但是还是要厚着脸皮说“总而言之，欧洲发明印刷术间接地受到了中国的影响”。真是好笑。

实际上，又有谁会相信两千多年前古希腊时代就已经发展出了精密科学，拥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阿基米德，欧几里德，这样的智慧的古代西方人会想不到像印章那样把刻在木头上石头上泥板上金属上的文字符号翻过来印在另外的东西上？能够想得出几何学，牛顿力学，相对论的脑袋瓜子还用的着别人来教他们才会刻泥巴字？只不过因为那时的印刷材料有限，雕版印刷术普及不开来而已。

有个网友说得好：我小时候还不识字的那会，就知道在泥巴上刻上些小花纹，蘸点水在地上印着玩了，有什么稀奇嘛，谁想不到吗。能在实践中得到有效而广泛应用的东西才能算是发明。不然最多也就只能算是失败的发明。我认为这话很有道理，明明古埃及人早就发明了纸，也长期在西方得到应用，可有些人偏要说古埃及人发明的纸跟中国的纸方法不太一样，而且现在使用的是中国的纸而不是埃及的纸，所以那不算。可是现在使用的是黄火药而不是黑火药，使用的是古登堡的铅活版机械印刷机而不是手工的泥活字印刷，方法原理也完全不同，那为什么又要算在自己头上。真是不要脸。

不仅欧洲，而且整个世界包括中国在内，都是在古登堡发明了铅活版机械印刷术并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以后才开始了信息传播的革命性改变。中国也是在近代引进了铅活版机械印刷术才抛弃了那种原始落后的手工雕版印刷术并产生了印刷业的根本改变的。这是一个历史常识。中国的那些“历史学家”敢否认这一点吗？不是印刷术从中国传到了西方去，而恰恰相反，我们现在真正使用的印刷技术倒是从西方传过来的。

实际上，国际学术界普遍把古登堡发明铅活版机械印刷机算作是现代印刷术的历史起点，没有谁把中国发明印刷术这种说法当真。
　　
三。罗盘

有人可能会说，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了吧？可惜得很，指南针的宣传中同样包含了很多的虚假成分。下面就来看看。

（1）。关于司南，我在《所谓》一文中已经谈到过了，根本就没有任何详细的记载，也没有任何实物被发现。考古学家甚至都无法知道它的准确形状。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根据野史杂书中一些只言片语的描述推断想象出来的模型而已。有些人就指责我，为什么要拿这个暧昧的“司南”来作比较，为什么不拿更有说服力的“指南车”“指南针”来作比较。那我们就具体地分别来看看。

（2）。指南车跟指南针不是一回事，它运用的不是磁原理。而且这个指南车根本就只是传说。历史博物馆陈列的那个所谓“复原”出来的模型实际上是根据现代技术炮制出来的伪文物。这个道理就好比先用现代科技造出一台汽车，然后给它套上古代马车的外壳，然后就可以声称：看，我们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发明了汽车！【这一招叫做无中生有，也是伪古派分子惯用的伎俩之一，后面再来总结】

（3）。然后再来说指南针，这里面同样存在着一个偷梁换柱的问题。因为罗盘（指南针）也分两种：水罗盘和旱罗盘。我们中国人发明并使用的是水罗盘（现在也还有这种漂浮式罗盘），而欧洲人发明的是旱罗盘，而我国到了明朝嘉靖年间时才引进旱罗盘。

（4）。水罗盘是通过在漂浮在一碗水里的木制圆盘上安装一块磁铁来作用的，这种水罗盘使用很不方便，中国长期使用水罗盘却没有得到改进。（有人硬要把“张仙人”俑上那个模糊不清的圆疙瘩牵强附会地说成是旱罗盘，也就只能蒙蒙没看到实物的人）

（5）。欧洲人的磁罗盘却是12世纪时在意大利的阿马尔菲城自己发明的。它通常包括在多个枢轴上水平安装或悬挂的磁针，可在枢轴上自由活动直到与地球磁场在一条线上，在技术上要复杂先进得多。这个有出土的实物为证。

（6）。即使是水罗盘，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是从古代中国传到了西方去，今天的种种说法，都只是猜测而已，而这种猜测仅仅只是依据不同发明在不同地区出现的时间早晚作出的，这被称之为文化上的一元论。

（7）。欧洲人不仅在技术上不断革新，而且在理论上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1269年，柏尔格利纳斯（P.Peregrinus）写出了《磁论》一书，对磁极、磁针、磁力和地磁的科学原理进行了仔细的实验研究。这以后，欧洲人又对罗盘进行了很多技术革新，如加上了防磁干扰的弗林德斯顿铁等装置。

（8）。而罗盘的种类也早就从磁罗盘一种发展到了跟磁原理毫无关系的陀螺罗盘，无线电罗盘等等多种。这还有我们中国人什么事呢？硬要厚着脸皮把别人的东西说成是自己的不觉得可耻吗？

（8）。关于磁罗盘在航海中的重要性，本来这个问题已经没有讨论的必要了，因为人家用的是自己发明的东西，重不重要都不关你的事。但是有些问题还是需要澄清一下。我以前已经说过了，航海所需要用到的仪器装置多得多，用来确定方位的仪器和方法也远不止一种，磁罗盘只是进行航海所用到的众多手段中的一种而已，只能看个大概，而六分仪不仅可以确定方向，还可以确定自己在地球上的位置。远洋航行中六分仪更加重要。

（9）。有人认为，近岸航行跟横渡大洋不能相提并论，所以公元前七世纪的腓尼基人环航非洲算不得什么。这种想法简直太书呆子气了，难道近岸航行真的就是像你想象的那样沿着看得到陆地的浅滩航行吗？那还航行个屁啊，早就触礁了，没怎么出过海的人才会是这种想法。所谓近岸航行一样是在远离陆地的远海航行。更何况非洲大陆沿岸到了十八十九世纪都还是蛮荒一片，更不说公元前七世纪，要环航非洲根本就连个靠岸补给的港口都没有，要这样航行数万公里的艰难程度岂是你两千年后的郑和下西洋能够相比的。话又说回来了，郑和下西洋还不是近岸航行。

（10）。如果说环航非洲是近岸航行，那么古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腓尼基人阿拉伯人横渡地中海阿拉伯海也是近岸航行吗？公元前两千年前米诺斯文明时期的希腊航海业就已经很发达了，腓尼基人，米诺斯人一直就靠航海为业。迷航？走在马路上还摔跤呢。

不管从那方面来看，发明权上，技术成熟程度上，科学理论的建立上，实践应用上，对航海的推动作用上，都没有理由硬要说别人的发明跟我们有什么关联，我们的是我们的，人家的是人家的。

四。造纸术

这是“四大发明”中唯一还有点可骄傲成分的一个。可是国际上偏偏不承认是中国人最先发明了纸，而是认为五千多年前的古埃及人最早发明了纸。有人就说，古埃及人发明的纸不能算真正的纸，因为不是植物纤维的纸，有人甚至说纸草纸是跟甲骨，竹简同样的东西。这不是蛮不讲理吗？纸草纸怎么就不是植物纤维的纸？又怎么会是跟甲骨，竹简同样的东西？甲骨竹简能任意折叠吗？是用笔书写吗？

我在《所谓》一文中都说得很清楚了：这种用纸草纸写成的书籍，我曾经亲眼看到过，虽历经数千年，仍然清晰如新，纸质决不比我们中国古代的纸差，而且纸草纸也不像有人说的那样，容易断裂，现在埃及都还有根据古代技术进行制造的纸草纸，造出的纸任意折叠完全没有问题。世界上很多博物馆都收藏有这种纸草纸古籍，像大英博物馆就收藏有，我叫你们去看，你们又不去，还硬要说纸草纸不算纸。

先来看看纸草纸的制造工艺：

“台旁一个水桶中插着一把1米来长的绿色纸草茎，很像芦苇杆，但顶上长着稀疏的线状短叶。这些都是野生的，割下后要浸在水中，使用时间不能超过两天。青年取出一根纸草，割下三四十厘米长一段，用小刀将外面绿色的硬皮削去，露出浅色的内茎，又将它切成一片片薄片。但那时的薄片很脆，用手一折就断，而一个小水槽中浸泡着的薄片颜色已变为浅黄，拿在手里可以任意弯曲。他告诉我们，由于新鲜的纸草茎中含有糖分，必须浸泡6天，才能消除糖分，成为造纸原料。接着他表演第二道工序，从水槽中捞出浸透了的薄片，先用木棰敲平整，再用一根像擀面杖一样的圆棍挤尽水分，然后将这些薄片纵横交错的叠成一片。最后一道工序是将它放在一台铁板压中压紧，放置满6天后就成为纸草纸成品。他将叠在一起的薄片放入压机后，将铁板转紧，两分钟后取出薄片，但见相互间已经粘在一起。可以想象，6天后还是什么情形。果然，接过他取来的一片成品，用两手抖动就哗哗作响，可以随意折叠，透过光照，可以看到纵横的纤维，厚薄虽不太均匀，薄处成半透明，但已浑然一体。不过，古埃及人制作时还没有这些机械，特别是最后一道工序，当时是将薄片平摊在两层亚麻布中间，然后用石头或其他重物压紧，需要的时间更久。”

确实，这是跟我们中国的纸制造工艺有所不同，因为还没有发展到造纸浆的阶段，而且后来也逐渐淘汰了。但是我们并不能否认纸草纸在性能上是属于纸的类型的，而不是跟甲骨竹简同一类的，我们中国人不是也把丝绵纸看作是纸的一类吗？更不能否认这种纸在古代及中世纪欧洲和中东的长期使用对文化发展传播所作出过的巨大贡献。（注：英文中纸（paper)这个单词就直接来源于拉丁文papyrus（纸草纸））

纸草纸最大的缺点就是原料单一，纸莎草只生长在尼罗河畔，来源单一导致了造价昂贵，后来逐渐就被淘汰了。

那么后来欧洲所使用的造纸工艺是从中国传入的吗？遗憾的是也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仍然只是猜测，认为是阿拉伯人传入的。欧洲的造纸术跟中国的造纸术有很多的不同，中国传统造纸术最初使用树皮，破布，麻头等等，后来长期使用竹纸，欧洲的竹子少，十九世纪开始广泛使用木材造纸，他们用的抄纸工具也不是竹帘，而是用木头和铜丝等作成的“抄网”，这与中国人单人掌帘或者双人抬帘是不同的，他们在纸浆中不加纤维悬浮剂，所以欧洲的纸张比较厚实和光滑，主要为了适应鹅毛笔和染料墨水书写的结果。德国和法国又于十八世纪试用各种植物纤维进行纸浆造纸的实验，英国采用机器代替手工抄纸，以木材为原料的机制纸也得到了迅速发展，造纸工艺早就不是传统的那种石灰沤竹的土造纸法了，产生了巨大的变革，中国今天使用的倒是西方的机造木材纸工艺。整天唠唠叨叨我们的造纸术为你们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实在是无聊也夸大了事实。（注：现在德国等地的很多小镇上仍然有纪念发明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各种节日，中世纪时，这些地方曾经大量地将树木浸泡在河水中，用来造纸。）

有的时候我会想，咱们中国人怎么就那么在意我们以前是不是第一，不惜撒谎吹牛都要去维护这个第一，却不关心我们现在是不是第一，这是不是一种病态的心理呢？就像一个人，如果生活事业顺利，就很少去回忆过去的事情，也没有时间去回忆。只有失败者，对前途绝望者，对生活失去信心者，才老怀念过去，靠这个来安慰自己。或者是像人老了就喜欢怀念过去，年轻的就喜欢幻想未来。现在中国的复古风气很盛，可能我们中国人真的是觉得已经快走到穷途末路了吧。

有一件事情或许可以解释这个问题。

“有一位留学生朋友曾经和一个美国旅游团搭同一架飞机，快到北京国际机场时一个美国导游对他们的美国同胞说‘各位，下一站就是中国的北京，这个国家以前被侵略过，人们有一种屈辱感，这个国家的人民有个特点，非常在意别人夸他们天下第一，等一下大家去玩的时候，不妨对他们国家的人民翘起大拇指，并说他们的国家天下第一，他们听了会很高兴，无论看到什么东西都夸下，说这是个奇迹，他们更会欣喜若狂，并更加热情好客’”

其实，国际上并没有否认中国人自己【独立】发明了黑火药，雕版印刷术，造纸术，指南针，但是指出来你发明了别人也发明了，而且你发明的跟别人发明的不是一回事，更何况现在使用的却是别人发明的东西，用的是黄火药而不是黑火药，用铅版机械印刷机而不是手工的雕版印刷，用旱罗盘，无线电罗盘，陀螺罗盘，卫星定位仪而不是原始的水罗盘，用机造木材纸而不是石灰沤竹的土造纸法。我们中国人也明白这一点，于是就死皮赖脸地硬要把别人的东西说成是自己的，真是既无聊又无耻。

关于李约瑟的问题，《南方周末》上有一篇文章就已经讲的很清楚了，以下就直接引述这篇文章中的观点：

“在西方“正统”科学史家──从“科学史之父”萨顿一脉承传──中的某些人看来，李约瑟不是“科班出身”，而是“半路出家”的，还不能算是科学史家共同体中的一员。李约瑟还曾抱怨：剑桥东方学院的学者不同他打交道，“一墙之隔”的剑桥大学科学史系也把他拒之门外。”

“李约瑟虽然在生物化学方面早有成就，37岁时便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但他并未受过科学史或科学哲学的专业训练，因此，未能“把什么是科学加以定义”成为李约瑟的一大困境。而实际上，李约瑟有时拔高古代中国人的成就，也和不对科学加以界定有关系。”

“而李约瑟的“硬伤”更具体的根源是他对中国道教及道家学说的过分热爱──热爱到了妨碍他进行客观研究、夸大道家在中国科技史中作用的地步。”

“对于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本身，海内外许多学者曾指出各种具体错误，李约瑟出于对中国传统文明的热爱和迷恋，在不少问题上有对中国古代成就的拔高倾向。”

“从他和鲁桂珍相遇开始──有些学者还注意到当时鲁年轻貌美，此后他的思想和兴趣发生了巨大转变。鲁后来成为他终身的生活和工作伴侣，最终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他在《李约瑟文集》中文版序言中说：“后来我发生了信仰上的皈 依（conversion），我深思熟虑地用了这个词，因为颇有点象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皈依那样，……命运使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国文化价值和中国文明这方面来。”

“真正的持平之论，出自李约瑟身边最亲近的人。鲁桂珍曾坦言：李约瑟并不是一位职 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正式学过科学史，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顺便涉猎而已。”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中国“选中”了李约瑟，但对他的工作成果进行“过滤”。李约瑟著作中提到的中西方之间的交流、影响和“西来说”都为国内许多学者所不喜爱--他们通常只字不提，只当李约瑟没说过。有的人士更是只挑选对自己有利的结论加以引用，少数学者甚至严重歪曲李约瑟的观点来证明自己说法。”（如中药相当一部分就是当年穆斯林商人与医药学家从阿拉伯、波斯与印度等地引进的“海药”，16卷本的古希腊医学家盖伦医学著作传入中国对中医的影响，这些都隐而不提了。）

“罗伯特·坦普尔著书谈“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有很多穿凿附会的地方。”

“那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里世界领先的图景，相当大程度上是虚构出来的──事实上西方人走着另一条路，而在后面并没有人跟着走的情况下，中国“领先”又从何说起呢？这就好比一个人向东走，一个人向南走，你不能说向南走的人是落后还是领先向东走的人──只有两个人在同一条路上，并且向同一个方向走，才会有领先和落后之分。”

（《南方周末》2001.5.24.“李约瑟难题”是伪问题？──《南方周末》专访）

如果说李约瑟的著作多少还有点参考价值的话，那么那个靠贩卖畅销书为生的美国记者
罗伯特·坦普尔写的《中国--发现和发明的国度》简直就是一本跟拉丰丹的《众神之车》毫无二致的东西。

随便列举一下他贩卖（以及帮他叫卖的中国伪古派人士更进一步发扬光大的）的这些东西：二进制，明明是莱布尼兹创立的东西能够被他这个连文言文都不懂的洋风水师说成是易经的发明；“发烛”，明明只是涂了硫磺用来在现成的火源上引火而根本不具备火柴的自发生火基本功能性质的东西，能够被无中生有地撒谎说成是发明了“火柴”；“机械钟”，能够牵强附会地说成是中国的发明，而实际上，机械钟表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有了；“记里鼓车”，指鹿为马地说是古代计程车，而实际上，公元前100年，亚历山大里亚的发明家赫伦就已经发明了类似的里程计，在里程计中使用了齿轮。还有风筝，伞等物，实际上别的国家民族也早就有了类似的东西，如古埃及人早就开始使用伞了，风筝，最早的风筝发掘于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南太平洋岛上，公元五世纪时，希腊的阿尔克达新也发明了风筝。弓箭，也成了中国人的独家专利了，还弱智到撒谎说欧洲直到十世纪才开始使用弓箭，那之前两千年里古希腊人古罗马人没使用过弓箭啊？亚历山大的攻城弩是什么？几万年前的原始部落就有弓箭了。蒸气机也说成是中国发明的了，实际上按照同样的标准来衡量（如果合理的话），也可以说古希腊人早就发明了蒸气机。

【这也是伪古派分子惯用的一种骗术，先用偷梁换柱指鹿为马甚至是无中生有等等手段炮制出或者是把一些原始技术伪装替换成某种现代科技的等价物，然后故意隐瞒其他国家民族在古代同样也早就有了类似的技术这样一个事实，结果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原来我们一直领先他们几千年啊！其实是在梦中领先了几千年。】

还有什么“古代机器人”“古代直升飞机”之类的根据中世纪版《转.法.轮》胡编乱造出来的玩意；“化学武器”“催泪弹”“降落伞”“塑料”“火箭”“水雷”之类指鹿为马的胡说八道；“眼镜”“国际象棋”“扑克牌”之类偷换概念不着边际的歪曲夸大。

就是这个罗伯特·坦普尔（如果不是同名同姓的话），他还论证过阿基米德是激光武器的发明者，根据的就是那个阿基米德用镜子反射阳光烧毁了罗马舰船的传说。这些洋江湖术士每到一个国家都会用同样的手段炮制出类似的一些“伟大发明”的神话出来。

这种招摇撞骗的洋瘪三也就只有在中国才特别受欢迎，帮着他贩卖这些垃圾的“国学大师”“科学史专家”并不是不清楚他是在胡说八道，只不过互相利用而已，一个靠贩卖畅销书骗钱，一些靠帮着贩卖混口饭吃，再用这些来愚弄老百姓，一方面又迎合了“主旋律”。

官方热衷于支持操纵这种复古伪古热潮，其动机不过是为了要向人民证明，没有西方的政治体制，我们中国古代也是科技发达领先的，现在我们也仍然不需要引进西方体制，如此而已。

下面来总结一下，伪古派分子编造种种古代“科学神话”所惯用的伎俩，以后大家看见类似的跳大神表演就便于识别了。

（1）。无中生有，根据一些古代传说甚至干脆就是神话故事，封建迷信的谣言，还有类似于《搜神记》《易经》之类的古代版《转.法.轮》古代版《众神之车》中只言片语的碎片，甚至是像《史记》《本草纲目》这样严肃著作中也难免的封建迷信糟粕成分（如关于刘邦的记叙），再加上文言文的语义晦涩，多歧义，通过曲解，穿凿附会，甚至干脆就是故意撒谎，来编造所谓的“古代科学发明”；

（2）。指鹿为马，根据一些农业文明时代的原始手工工艺技术与现代的某种科学技术在某方面的一点点相似之处，然后就无限夸大这种原始技术的作用和功能，故意掩盖两者在更多方面的巨大差别，来编造谎言。

（3）。偷梁换柱，干脆就把两种不同性质不同功能的东西偷换概念，将另外一种真正起作用的东西隐而不提，而虚假地宣传本来无关的东西的作用。

所谓“四大发明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云云，其实就是用这样种种手段炮制出来的一种虚假的宣传，一种在病态的无限膨胀的虚荣心的驱使下被蓄意制造出来的谎言，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

我不指望凭着几次讨论就能够结束这种虚假的宣传，但是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这些谎言。

欢迎大家转贴，让更多的人了解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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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虎队]

[飞虎队]

[飞虎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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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头审视所谓四大发明等说法的种种谬误
2004-4-25


【《所谓四大发明的无稽之谈》和《再谈四大发明的神话完全是一种虚假宣传》两文发表后，据说是引起了一些“争议”，有人还转来了一些“反驳”的文字，如果说第一篇《所谓》发表后，我多少还看到了几篇至少从外表上看像是在“反驳”的文字，虽然字里行间仍然掩饰不住的气急败坏，并不时夹杂着几句谩骂，但是从第二篇《再谈》发表后，我看到卫道士们留下的反对文字基本上就只剩下谩骂和人身攻击了，再不就是对我的身份和动机进行弱智的无端诬蔑，如造谣说我是日本特务啊，美国特务啊，满族人啊，蒙古人啊（我希望他们在造谣诬蔑之前最好是统一一下口径，不要一下子就搞出那么多个版本出来，那样漏洞百出，不要像炮制所谓的“四大发明”那样没有敬业精神），其他还剩下的就是继续在逻辑上绕圈子和玩弄文字游戏。基本上看不到几篇认真讲道理的文章。

当然我是没有兴趣去理睬这些谩骂和诬蔑的，显而易见的是，我文中陆续谈到的那些越来越明显的事实已经是深深地打中了他们的痛处，不然他们不会表现得如此气急败坏和无奈，如此急于想要堵住别人的嘴巴，但是他们若认为靠着谩骂和诬蔑就可以阻止人们探求真相的决心，那是痴心妄想。随着争论的深入，揭开的掩盖越多，暴露出来的真相就越多。】

所谓“四大发明”等等说法，其实就是用种种低劣的骗术和大量谎言编织出来的一件皇帝的新衣，明眼人都一眼能看穿它的荒谬虚假之处，虽然很多人不情愿点破这个关乎阿Q子孙们虚荣与面子的假象，但是只要有人发出了戳穿这个谎言的第一声，它就再也无法继续自欺欺人地将其掩耳盗铃的把戏进行下去了。现在伪古派分子们越是欲盖弥彰地企图为这件子虚乌有的皇帝的新衣继续涂抹脂粉，只是愈加将掩盖在这件虚假的皇帝新装下面的真相越来越多地暴露在世人面前，这些虚幻的遮羞之物最后只会被撕得粉碎，直到一丝不挂。

还是以那个《再谈》中被争论得最多的“火药”为例，关于这个问题，对我指责得最多的就是说我“混淆了火药和炸药的区别”，某些三脚猫的伪专家还洋洋得意地像是发现了我的一个很严重的把柄似的，急忙宣布说我对火炸药专业完全不了解，令我哭笑不得。（当然这不是今天要谈论的最重要的问题，所以可以把这些次要的问题放到后面再说）。

而某些人为了反对我所说的“黄火药和黑火药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发明”又炮制出一个“只要是发生了化学反应使得空气迅速膨胀的就算是发明了真正的火药，所有的火药都是跟黑火药一样的东西”的理论，按这种根据自己的需要来歪曲定义的无赖逻辑，我们可以把小到集成电路大到航天飞机的所有东西都说成是我们中国的发明（实际上他们一直都在这么干），但是就按照这种标准，算起来也不是中国最早发现了火药，我们下面就会谈到。而这种宽以待己，严以律人的标准也被理所当然地用在了纸的发明这个问题上，虽然埃及人比我们早了几千年就已经发明了纸。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关于黑火药的起源问题，我在《再谈》一文中谈到“更让某些人不愿提起的是，就连黑火药的起源也有多种说法，在很多古代文明地区都有类似于黑火药的发明的记载，学术界有一派的说法就认为，是印度人先发明了黑火药的。”而这是会撕掉火药这个说法中的最后一块遮羞布的。

先来看看黑火药起源于中国的说法是怎样说的。几乎所有介绍黑火药发明的中国书籍和文章都会有意无意地提到古代的炼丹术，特别会提一下诸如一下唐代的孙思邈或者是晋代的葛洪及他们的著作如《抱朴子》《丹经》等，还有什么硫磺伏火法之类，暗示他们那个时代已经“发明”了黑火药，不过这是一个只需要几句话就可以澄清的圈套，根本没这么回事，他们炼丹的记录俱在书中，大家可以去找来看看。

实际上他们只是把很多乱七八糟互不相干的东西混在一起烧炼想要炼出所谓长生不老丹，这其中既没有构成黑火药所必要的一些成分（如木炭粉）及正确的配比（葛洪加的猪大肠，孙思邈加的皂角子。不要跟我胡扯什么猪大肠里面含有碳素，所以勉强也算，几乎没有多少种自然物质里面不含有碳素），炼制的结果也没有产生任何所谓的黑火药的结果，葛洪是炼出了一种白色物质，孙思邈是产生了燃烧。当然，黑火药是一种混合物而不是化合物，它也不可能通过炼丹的方法炼出来，只能是偶然发现一点线索并通过不断试验找到正确的配方。而事实是古代中国人最终也一直没有能够发现黑火药的正确配方。这不是危言耸听，看完下面的段落就明白了。

然后到了宋代，说是《武经总要》记载了世界上“最早”的三个“火药配方”：火球火药方，蒺藜火球火药方，毒药烟球火药方。这又是一个谎言。这三种所谓的“火药”其实只具有燃烧性的功能，只是用来做燃烧性火器的发火物，发烟物（北宋时只有燃烧性火器）。不仅如此，后来的喷射式火器所用的仍然是这种“燃烧性火药”（这个词是我引用的原文），就是我以前澄清过的那种“突火枪”之类的玩意。现在两相对应，更证明了我以前所指明的“突火枪”之类的玩意只是一种简单的喷火筒。

事实上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发现所谓黑火药的正确配方，这三种所谓的“燃烧性火药”的详细配方书上都有记录，大家看一下就明白了，宋代人只是不知其所以然地胡乱把很多不必要也不相干的东西混杂在一起，其中成分多达十几二十多种，象什么乱七八糟的如麻菇，乾漆，竹菇，清油，桐油，松脂，沥青，黄腊，定粉，砒黄，窝黄，磺丹，骨灰，虾蟆油，姜汁，断肠草，川乌，草乌，南星，半夏，烂骨草，松香，斑猫，雄黄，乾粪，牙皂，巴霜，银绣等等都搀杂在一起，不仅配方不正确（其中两种仍然没有加木炭），杂质太多，而且最关键的是，其中硝所占的百分比严重不足，不到50％，而这是是否成其为真正的火药的一个关键的技术点，因为由于含硝量太低，燃烧后膨胀能量不足，是无法用来作火器的发射药的。--（化学方程式：4KNO(3)+S(2)+6C=2K(2)S+2N(2)+6CO(2)）

一直到了明代，《武备志》（1621年）才开始记载了从西方传过来的能够适用于作火铳发射药的黑火药配方，中国的历史书上会遮遮掩掩含含糊糊地告诉你“这时候的火药配方已经很接近黑火药的标准配比了”，掩盖的就是这一历史事实。

现在我们需要澄清一下真正的黑火药是什么。这很重要，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宣传的“黑火药的发明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导致了军事变革”这种说法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即真正能够构成是黑火药的发明的是要能够用于作枪炮的发射药来推动弹丸发射，不这样也就产生不了真正意义的枪炮。这是一个关键的技术点。并不是我要苛求古人，而是因为如果不满足这个技术关键点就只是普通的燃烧物，而对枪炮的形成发展实际上没有起到作用。

而第二个关键的技术点是，即使是后来产生了具有了爆炸性功能的火药，它的正确配方是要有一个严格的配比关系和组分构成的才适合于作发射药的，即：硝75%，硫磺10%，木炭15%，这就是真正的黑火药的配方。而这黑火药却是由西方人发明的，并在十五世纪明代随着从西方传入的火绳枪一起传到中国来的。这个事实跟印刷术从西方传入中国这个历史事实一样被蓄意掩盖了。

看到这里，读者可能会问：那么蒙古人不是也制造出了火炮，用的不是火药吗？那之前的燃烧性火药也可以说是黑火药的前身吧？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我们中国人声称在宋末元初我们已经发明了能用于火炮上的所谓火药的时候，就在同时期，中东的阿拉伯人和欧洲人也早就有了能用于火器发射的火药。而蒙古人攻城用的火炮实际上是用抛石机把爆炸性的火器抛掷到远处来使用的。

注意：那时所说的“炮”，是指的抛掷爆炸性火器的抛石机，而不是后来所说的火炮的意思。另外，爆炸性的火器是金人（女真人）发明的，金人能算是中国人吗？反正我知道我们一直都是把他们当作异族人看待的。

而最早的抛射性金属管型火器出现于元至顺三年（1332年），这时候用来做发射药的火药中销含量已经有所提高了，杂质也相应减少了，但还是远没有达到后来能够真正有实用价值的黑火药的标准，而同时期的西方火铳，比此技术上要成熟先进得多，早就已经使用很久了，就是因为其使用的是正确配比的黑火药的缘故。

这里说几句题外话，虽然我曾列举了大量的数据和技术资料来说明中国古代的火器和同一时期的西方古代火器是怎样的在本质上不同，而有的人连元至顺三年铳和元至正十一年铳都分不清楚，也搞不清楚十四世纪到底是1300－1400年还是1400－1500年，但还是要来跟我胡搅蛮缠，所以我建议读者们在某些具体问题上最好是去找实物来看看，比如把最早的中国火铳和同时期的欧洲火铳对比着看看，就知道两者是如何的不同了。同样的，关于纸的问题，也可以去博物馆把古埃及从五千年前就保存下来的纸草纸及后来大量的纸草纸文献，以及中世纪用纸草纸装订的书籍等实物找来看看，就知道埃及人发明的到底是纸呢，还是像某些人描述的那样“只是草片”。事实胜于雄辩，一看实物就明白了。

第二个问题，就是《武经总要》所记载的那种所谓最早的“燃烧性火药”，实际上同样的燃烧性火药在其他国家早就已经出现了。除了我以前所提到的印度以外，还有一种希腊火药。而且比中国出现的火药早了整整五百多年。

希腊火药，通常又称为希腊火，是用在一种喷射式火器上的燃烧剂，被称之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喷火器。公元七世纪由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的希腊人发明，用于与阿拉伯人的战争。拜占庭人对其配方长期保密，后来得知其配方是含有硝石，苦土粉，硫磺，沥青，树脂，石油，生石灰等的一种混合物，因为其中含有生石灰，遇水也能反应，发射之后落在水面上可以将火势蔓延开去，所以长期用于海战（这种含生石灰的燃烧物在中国也有出现，不过那是在此六百年之后的南宋了，实际上就是跟前面提到的三种火药方同类型的燃烧性火药）。

关于这个希腊火药配方中含有的石油，我一直都感到怀疑，我也曾学过石化专业，我们知道开采出来的石油（原油）是一种很粘稠的半固体状的流体，并且未经提炼过的含杂质的原油也不是那么容易燃烧的，如果是轻油，那是开采天然气时的伴生物，不知道古时候的人是否有能力提炼出来，还有沥青，也没有什么燃烧性，不知道为什么要加这些杂质。不过联想到我们中国后来的燃烧性火药配方中同样混杂了更多更无关的杂质，其中也有油，沥青之类，看来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有人认为希腊火药是通过抛射的方式发射的，不过通过拜占庭时期的绘画可以看出，希腊火药是从一个喷火筒中喷射发火的，用来烧射远处的敌船，一直在战争中使用了好几个世纪。

希腊火药后来传到西欧和阿拉伯，并衍生出中世纪的炸药（1247年已有记载）。十四世纪时，一个叫做史瓦兹的修道士根据希腊火药及其衍生火药的原理发明出了我们后来所用的黑火药。明代开始传入中国，其配方是：硝75%，硫磺11%，木炭14%，用来作为火绳枪的发射药。

中国的这些伪古派分子为了向人们宣传中国比西方早发明了黑火药，故意说西方直到十三世纪前都还不知道有“硝”，实际上，希腊人早就已经知道“硝”了，英语中“硝”这个单词就是直接来源于希腊语。

这就是整个火药起源的历史脉络，如上所述，不管是燃烧性的火药，还是作为枪炮发射药使用的黑火药，都是西方首先发明的，而且时间上比中国早了几百年。

从炼丹术的活动导致了火药的发现这种说法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西方的炼金术传统比中国的炼丹术历史悠久，技术上更复杂得多，配制希腊火药的几种矿物中就有一些是炼金术常用的药品。西方更早地发现了同类型的火药是毫不奇怪的。

另外，关于那个黑火药在军事上的重要性的问题，显然黑火药的作用被大大夸大了，就以古斯塔夫为例，虽然那个时候炮兵已经独立成为兵种作战了，但是用骑兵冲锋仍然是主要的作战方式。看过一些拉丁美洲征服史的书籍后也会发现，西班牙人在跟印地安人作战时，甚至还在穿着中世纪那种笨重的金属盔甲，用刀剑肉搏。

我现在在这里讲述黑火药的问题已经没有什么实际意义了，因为作为发射药使用的黑火药在十九世纪就已经基本被淘汰了，随着无烟火药，双基药，雷管，TNT等的出现，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军事革命，才有了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枪炮，火箭炸弹导弹。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关于这个“火药和炸药的区别”的问题。

实际上，我从来没有混淆过火药和炸药的区别，恰恰相反，我在《再谈》的原文中是把猛炸药，发射药，击发药，起爆药这些概念分得清清楚楚的，并且分别列出了它们各自对应的相关发明（有心的读者可以自己找来仔细看看）。某些弱智的评论家可能根本没有看完我的全文，就急不可耐地忙着宣布抓住我的罪状了。有人可笑地宣称我“仅仅只根据火药的颜色不同就断定两者是不同的发明”，让我哭笑不得。更可笑的是，有人根据我列举黑火药是混合物而“黄火药”是化合物来说明两者的区别这一点歪曲我的意思是说“混合物不算发明，化合物才算是发明”，明明我在文章一开头就说明了是要将两者的不同之处逐一列举出来（从性质功用上到外观上），我不知道是因为这些人的视力有问题还是他们的阅读理解力有问题，还是因为我的文章写的还不够细致，或者反倒是因为我的文章写得太细致了，他们无暇细看？

我在原文中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了：“黄火药只是这个体系中几类产品的俗称，这个系列中的各种发明满足了现代工业和军事所需要的全部技术需求”，我当然知道“黄火药”这个名称并不是规范的术语名词，应称之为“黄色炸药”较为妥当，并特指诺贝尔发明的硝化甘油类安全炸药以及J·威尔勃兰德发明的梯恩梯（TNT，化学成份为三硝基甲苯），不过作为一种泛指和通称也并无不可，之所以要用这个俗称，是为了要强调我原文中的这一点，即“黄火药跟黑火药之间完全没有任何传承关系。其一开始就是从一条独立的路线发展起来的性质完全不同的体系”。

因为这个体系中最初的起源，即1771年，英国的P·沃尔夫发明的苦味酸，是一种黄色结晶体，最初是作为黄色染料使用的，后来发现了它的爆炸功能，十九世纪被广泛用于军事，用来装填炮弹，这就是黄色火药的名称的由来。它是一种猛炸药。我使用这个俗称就是为了说明以硝化甘油炸药，无烟火药，TNT等为代表的这个火炸药系列是怎样循着与黑色火药完全不同的两条路线独立发展起来的，及这个俗称的最初由来。我将来还是会继续使用这个名称，因为不管某些人在文字上玩弄什么把戏，也混淆不了这个基本的事实：我所称为“黄火药”的火炸药系列是跟黑火药完全无关的东西。

又以印刷术的发明为例，虽然所有的事实都已经表明了真正的印刷术是欧洲古登堡发明并传到中国来的，所谓毕升的泥活字印刷术根本就没有在现实中存活下来，中国古代一直用的雕版印刷术。但是有人又开始喋喋不休地强调是毕升的泥活字首先产生了这样的“创意”，而这个“创意”很重要，对后人有启发。

在这里我们也不用去追问毕升是怎样将这个“创意”传达给数万里之外的古登堡的了，是托梦吗？还是心灵感应？我们只需要看看这到底是一个怎样空前绝后的“创意”，是否需要爱因斯坦的脑袋才能产生，是否其他国家的人从来就没有产生过类似的“创意”。

这个泥活字的“创意”，它唯一的技术点就在于，要把每个字符单独刻成字模，分开使用，而不是像雕板印刷术那样一次性地刻在一起使用，如此而已。我在以前已经说过了，跟雕板印刷术同样性质原理的印章，很多国家民族也早就出现了。现在的问题就在于，如果每个印章上都单独刻上单个的字符，并分别使用，那么这算不算是活字印刷的雏形？

事实上，远在古登堡发明印刷术之前，古代欧洲的很多手抄本书籍上就开始用这种方法来印制句首大写的字母了。当然我们不会强词夺理地说这就是活字印刷术了，但毫无疑问的是这就是符合上面所说的那个“创意”的活字印刷的雏形。

而更早在毕升之前两千多年的古希腊米诺斯文明遗迹中就已经发掘出了最早的活字印品。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的雏形，将许多个刻有单个字符的活字印章拼在一起，印在泥版上和陶器上，克里特岛出土了大量这样的活字印章和泥版及陶印品。这又是一个同样的“创意”。这样的“创意”在西方多的是，可以说都给与了古登堡以灵感。（米诺斯文明除了线形文字A，还有一种象形文字）

实际上，古登堡也不是最早使用金属活字印刷术来印刷书籍的，在他之前，荷兰人和朝鲜人都曾经使用过金属活字来印刷书籍，但是只有他的技术得以成功应用，流传了下来，所以他才被作为印刷术的发明人。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每一种发明产生出来之前，都会有无数夭折了的类似的“创意”，但是只有能够得到成功应用的才算是真正的发明了而被人们认可。而且也只有某些中国人才会那么无聊，热衷于去挖掘那些夭折了的“创意”来证明我们祖上曾经是多么地阔气过。

几乎提到每一项现代科学发现和发明，都会有某些中国人要死皮赖脸地胡扯上几句“我们的祖先早在XXX年前就已经认识到了XXX，比西方又早了XXX年”“我们的祖先早在XXX年前就已经发现了XXX，比西方又早了XXX年”之类的蠢话。

其实呢，稍加考察这些荒诞不经的鬼话，你就会发现，这些所谓“比西方早了XXX年”的“我们祖先早就发现”的“科学发现”其实只不过是一些跟现代科学技术性质完全不同的似是而非的原始手工艺技术或粗浅的感性认识，甚至干脆就是一些从民间传说神话故事野史杂书中挖掘拼凑出来的所谓“国粹”，“民族遗产”。最接近的也不过就是一些夭折了的技术雏形。而其他国家同样的这类技术雏形早早晚晚的也多的是，只不过他们故意不提或干脆就不知道。

这些中国人总是喜欢强词夺理死皮赖脸地把西方的科学发现和发明都说成是“我们古已有之的”“是从我们这里传过去的”，先不管在交通不便信息不通彼此隔绝的古代是怎样传播的，我们为什么不反过来想想，为什么就不可以是从西方传到中国来的？就以所谓的“四大发明”为例，其中黑火药和印刷术倒是确凿无疑地是近代从西方传到中国来的，而造纸术，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是埃及人发明的纸草纸通过阿拉伯人波斯人，辗转传播到中国来以后，经过中国人的改进然后产生了后来更高级的纸？你们觉得荒谬吗？但是这在逻辑上是完全说得通的，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也是完全有条件的。看来，我们以后应该改称“四大发明是怎样从西方传到中国来的”。

还有那个“古代中国的科学一直领先了世界一千多年”的笑话，也是被那个李约瑟炮制出来的。不过，虽然“四大发明”的鬼话已经流传了很多年了，影响颇大。但是前者却好像是最近几年才变得流行起来的，这可能是有官方在后面操纵的背景吧，要在现在乱相频生的末世中给人民树立一个可以膜拜的海市蜃景吧。

而从鼓吹这个说法的某些中国人那里，我们领略到了一种对于“科学”这个概念的全新定义：原来科学并不是像西方人那样从许多观察到的自然现象中归纳演绎出一系列的定律，准则，并自成体系，然后再用这些具有普遍性的定律，准则反过来再去解释新的自然现象，推论其产生原因，计算其演变，控制其过程，等等。这不能算是科学，后面这些工作都是不必要的，多余的。而是要像我们中国人这样，仅仅只需要观察到这种自然现象本身就足够了，这就已经是科学了。所以毕达哥拉斯定理不能叫毕达哥拉斯定理，而应该叫勾股定理，虽然这个简单的特例其他国家和民族也早就观察到了。

如此一来我们就很容易能够理解“古代中国的科学一直领先了世界一千多年”这种说法是怎么回事了。按照我们这种中国特色的“科学”标准，我们的中国特色的“科学”岂止是领先了一千多年，领先一万年都是有可能的。谁叫你们西方人那么傻乎乎的呢，忙着去搞什么实验，归纳，推理，演绎，逻辑，定律，公式，不会像我们这样先看到什么就记下什么先吗？要知道，就在以前你们忙着计算地球的半径周长，争论是地球绕着太阳转还是太阳绕着地球转这些无聊问题的时候，我们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认识到了太阳是从东边升起来的，从西边落下去的。这是多么伟大的科学发现啊！

其实稍微想想也能明白这是个笑话，大家都是从小学读到中学，乃至大学，硕士，博士，数理化一路学过来，从简单的代数几何，化学方程力学定律，一直到最深奥的相对论，量子力学，为什么那“领先了世界一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科学”竟然就没有出现过一点影子呢？要知道两千多年前的欧氏几何原本现在都还可以作为我们学习的标准教科用书，古希腊时就出现的原子论，日心说，几何学，代数学，阿基米德的杠杆原理，浮力定律，还有阿拉伯数字，等等，这些古老的知识现在都还是我们耳熟能详的学习内容。若说是太深奥了吧，总不至于深奥得超过了相对论以至于我们根本就不够资格见识一下吧，“领先了世界一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科学”为什么不拿出来让自己人学习一下呢？到底在哪里呢？

能够吹来吹去的就是个圆周率，《九章算术》。而同样的问题埃及人巴比伦人早两千年就已经解决了。所谓“穷竭法”求圆周率，也不过是阿基米德早就发明了的。

由这个“科学”的问题我又联想到另一个不太相关的问题，即“民主”，众所周知，中国自古以来并无科学与民主的传统，即使是与科学稍类似的萌芽都被视为“奇技淫巧”，遭到扼杀，但是后来落后了，挨打了，终于认识到科学是好东西，于是举国上下赶时髦一样地来追捧这个“科学”，并不择手段千方百计地要把这个“科学”论证成是我们“古已有之的”，“从我们这里传到别人那里去的”，而且不管什么鸡零狗碎的东西都要来跟“科学”扯上点关系，仿佛这样我们就迅速“科学”了似的。那么这个“民主”呢？现在在我们这里仍然还是受排斥的东西，很多时候甚至是一个贬义词，但是有一天中国人认识到这是个好东西了，又要来赶“民主”的时髦的时候，他们会不会又挖空心思地把这个“民主”也论证成是我们中国“古已有之的”，“从我们这里传到别人那里去的”？你们看着吧，我敢断言他们会这么做的。某些中国人就这么无耻。专门靠干这种无聊事混饭吃。

某些中国人的这种做法其实质就是企图将科学这个概念庸俗化，弱智化。不过这种做法伤害不了别人，也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虚幻的“民族自尊”，而只会使中国人变得更加愚蠢。

其实，类似于所谓“四大发明”的等等“中国古代科学成就”之类的说法是这样的可笑，可笑得只需稍微琢磨一下就能够看穿其荒谬而我们却不加思索就全盘接受了它，只因为这是某些“权威人士”推销给我们的。我们就放弃了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甘心被愚弄。

李约瑟，这个蒋介石集团廉价雇佣的枪手，炮制出这么一大堆学术垃圾来愚弄我们，真不知道是所为何故？是为了讨好他的中国情人？还是干脆就是被人利用？我相信更有可能是后者。

至于那个美国记者坦普尔根据李约瑟的原作直接改编的《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看了简直就让人呕吐，书里面胡编乱造的诸如用木头和竹子制造的可以载人飞行的“古代直升飞机”“古代机器人”等等这些鬼话，只要是神经正常的人看了都会知道是在胡说八道，所以我就不多说了。只提一下他说的弓箭是中国的发明而欧洲直到十世纪才开始使用弓箭这一点，他是个西方人，只要不是文盲，就应该知道古希腊罗马有没有弓箭，几万年前在德国地区就有弓箭了。我看完了他这本书以后，得出结论，只有两种可能：不是他是白痴，就是他把我们中国人都当作是白痴了。这个流氓。

听说这本书已经被一些中小学校作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学用书了，我在此提醒各位读者：如果有学校向你的孩子强行推销这本书，一定要坚决抵制。我们已经被这些家伙愚弄了几十年了，不要让我们的下一代再成为愚民教育的受害者。不要再让“用肉眼可以从月球上看见长城”之类的闹剧重演了。我们宁可不要虚幻的所谓“祖先的辉煌成就”，不要自欺欺人的“民族自豪感”，也不要再做阿Q，不要再被统治者和所谓的“权威人士”合谋的骗局继续愚弄。

还有人得意洋洋地引用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中的叙述来证明所谓“四大发明”等“古代中国科学发现”的说法是多么具有权威性，我仔细一看，原来又是直接引述自那个臭名昭著的李约瑟的原版“著作”，连那张表格也是照抄过来的，原来某个人编造了一套谎话出来，另外一个人再把他重复一遍，这就可以作为新的证据了。

而且，《全球通史》到底是一本怎样“权威”的“学术著作”呢？我们来看看，仅以其中中国的内容为例：在上册第11章3节，斯塔夫里阿诺斯这样描述三国时代的历史：“汉王朝最终被突厥－蒙古入侵者所打败分裂成三个王国：魏，吴，蜀”，先不说那时候叫不叫突厥-蒙古，每个中国人都知道，东汉是在农民起义和军阀混战的的打击下分裂的然后又受到游牧民族的侵袭，他这么叙述就完全把整个三国时代的历史性质搞错了。

在上册第16章2节，叙述唐朝历史时，居然连最关键的“安史之乱”都没有提到，而只是笼统地说“连续的干旱和普遍的饥荒，使许多省份发生叛乱”。安史之乱是因为“连续的干旱和普遍的饥荒”吗？

还是在上册，第16章4节，叙述元朝历史时，说：1215年，南宋援助女真金国对付蒙古军。这简直错得离谱。实际上恰恰相反，南宋是与元军联合攻打金国。任何一个中国人都有这点历史常识。

在下册第29章，斯塔夫里阿诺斯又告诉我们：“由于中国共产党政府将国民收入的极大部分用于科学研究，充分利用了资源，到1964年为止，中国已经获得两个诺贝尔科学奖”。虽然李政道杨振宁获奖时仍然是中华民国国籍，但是他们的成果是在美国研究出来，连我们自己都不认为那是中国获得了诺贝尔奖，而是客气地称之为“美籍华人获得了诺贝尔奖”。更何况，那跟共产党政府又有什么关系呢？而且他们是因为同一研究成果而共同获奖，这就算是两个了吗？那巴西队每次夺冠是不是都算是获得了11个世界杯？

这样的错误比比皆是，可以说，他对中国的历史并不真正了解，并不比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了解得更多。像这种试图于描绘所谓“大历史”的作品，在细节上往往都是错漏百出的。当然，对其他国家的情况我不敢说。（不过也好不到哪里去，像罗马击败匈奴王阿提拉的关键一战沙龙平原大战，他也没有提到）

还有，在上册第5章《古文明类型》，他把那个被称作是中国最早的文明的所谓商文明跟苏美尔文明，及其后继的阿卡德文明，巴比伦文明，还有埃及文明，印度哈拉巴文明达罗毗荼文明，希腊米诺斯文明这些在时间性和发展程度上都高一个层次的文明列在一起凑数，跟商文明同时期的迈锡尼文明，亚述文明，赫梯文明等却只字不提，排斥在外，不作专节论述。这是严肃的历史态度吗？（注意：读者要把“文明”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分清楚）

有错误倒也罢了，问题在于这本书的那种恶劣的写作态度，为了迎合国际上那种“政治正确性”的歪风，毫无原则地讨好美化第三世界，仿佛只要是穷国，在历史上都是天然正义的，高尚的。难怪不得某些中国人这么推崇这本书。这本书作为通俗的历史读物来看看倒还可以，说是严肃的“学术著作”则很难让人心服，虽然被吹捧为是“世界闻名”的“历史杰作”。

最后又回到这个“四大发明”。为什么是“四大”呢？充斥于我们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发明，器物，材料，技术，从古到今的都有，数不胜数，可以说是数以百万计，数以千万计，光是塑料的种类都有成百上千种。而要说影响力，重要性，好像绝大部分发明都是必不可少的。对此我们反倒熟视无睹。我想也就是这么回事了：西方的发明那岂止是“四大”，四十大，四百大，四千大，四万大，都不止，所以至大无痕，反而不引人注意了，不值得提起了。而中国有什么呢？什么都没有，所以拼命挖掘出几个虚无缥缈的“四大”反倒成了宝了。（不要拉李约瑟来献宝哦）

说到这里，可能很多人又会指责我：你怎么又拿古代的东西来跟现代比，这是苛求古人。可是这种指责对我来说实在是很冤枉，是我故意要拿古代的东西来跟现代比吗？从我前面的叙述可以看出，恰恰是某些人常用古代的原始手工艺技术来混淆现代科技。

然后又是拼命地吹嘘这子虚乌有的“四大发明”的“伟大贡献”“重要意义”，还零零碎碎搜集了不少外国人的恭维话。“没有指南针就不会发现美洲”（我只知道北欧人早就航行到过北美洲），“没有纸就没有文艺复兴，就不会产生西方的科学”（我只知道两千多年前亚历山大里亚图书馆的藏书就已经达到七十多万卷，不知道是用什么写的。“草片”？中国有这规模吗？）。最离谱的是有一次我看到有人说出这样的蠢话“没有我们的四大发明的话，外国人可能都还在茹毛饮血”。

如果需要给这个所谓的“四大发明”定个位的话，我倒是想起读中小学的时候，学校里媒体上经常都搞的那种小发明小创造活动。细细想来这两者倒是有很多共同之处，都有些小灵感小创意，但又没有多少实用价值，最后都无疾而终不了了之。我郑重建议：不如今后就将其恰如其分地称之为“四大小发明”。这样就对了。

最后，我建议读者最好是能够把《所谓四大发明的无稽之谈》和《再谈四大发明的神话完全是一种虚假宣传》这两文找来对照着看一下，这样，对这整个“四大发明”的说法的来龙去脉就有一个充分的了解了。

欢迎大家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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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虎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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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无稽之谈
2004-7-29

一直以来，中国官方在对国内的宣传中都宣称什么中国是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们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家，以此做为愚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可笑的论调还流传颇广，深入人心，其实呢，只要稍有一点世界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只是个笑话。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所谓“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国际上和学术界是不会有这种幼儿园口号式的提法的，比较近似的只有“几大文明发源地”的提法，即便是这样，中国也是排不上什么“四大”的。

如果是按照“四个最古老的文明国家”的定义的话，那么，我们中国，不要说四大，连前十大恐怕都排不上，它的文明开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商王朝，不过三千多年的时间，而其他几大文明早于此之前已经分别存在了两千到一千年，中东两河流域文明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埃及尼罗河流域文明也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希腊爱琴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印度河流域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这只是就大的区域来说，在各大文明区域周边，还有更多次要文明如赫梯文明，亚述文明，腓尼基文明，波斯文明，犹太文明等（这些古代文明正是今天西亚很多国家的前身，这些古代闪米特人和波斯人也正是今日犹太人，阿拉伯人，伊朗人等的祖先）。要按照前面“四大古国”的定义的话，也只能是在这些文明和国家里去排，那里轮得到中国呢。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从上面列举的文明开始时间来看，排在前面的“四大文明”分别应该是中东文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并没有中国的位置。何以在中国官方的宣传中，希腊的位置消失了，反而变成了晚于其后1000年的中国？

这并不是什么无意的错误，实际上，这只是长期以来在官方操纵的反西方政治背景下，有系统有计划地贬低西方文明的各种宣传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因为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头，中国官方出于意识形态原因，不乐于见到任何表现了西方文明优越性的信息出现，对西方文明的任何方面都要尽可能贬低，再加上掌权的“民族主义者”对西方文明那种极度仇视和嫉妒的心态，所以搞了这样一个偷梁换柱的小手脚。也真够卑鄙的。

读者可能会问：中国官方宣传的不是“五千年文明”吗？何以实际上只有3500年？

那么我们需要搞清楚一些考古学和历史学上的基本常识和概念，而中国的某些“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正是靠着混淆这些基本常识和概念来误导愚弄民众。这就是关于“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概念的区别的问题，以及构成“文明”的几个基本特征。

考古学历史学上所说的“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概念是有严格区别的（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可以把它们混用）。简单说来：“文化（culture）”是一个属于石器时代范畴的概念，用于专指石器时代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包括金石并用时代的原始部落人类遗迹，而“文明（civilization）”是属于青铜时代范畴的概念，专指人类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的国家阶段。

其实，从“文化（culture）”和“文明（civilization）”这两个英文单词的词源上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的区别。“文化（culture）”这个单词的词根“cult-”的原始意义是“耕作”，这很清楚地表明了“文化”这个概念的本义是属于与“农耕”相联系的原始部落时代的范畴的；而“文明（civilization）”这个单词的词根“civ-”的原始意义是“市民”，这也同样清晰的表明了“文明”这个概念的本义是属于与伴随着“市民”的出现而同时产生的“城市”及工商业相联系的青铜时代的范畴的。（城市city这个单词就是从词根“civ-”的变体“cit-”演绎而来的。）

而“文明（civilization）”的几个主要特征：文字，金属冶炼术，城市国家（城邦），宗教礼仪，等等(雅斯贝尔的定义)，正是与工商业的出现密切相关的。要判定一个文明是否开始了，什么时候开始的，正是按照上述几个标准来核定的，而且是按照考古发现来核定的，而不是用什么神话传说，民间故事，野史杂书，或者是像什么《史记》之类的晚于考古年代两千年之后的所谓“历史纪录”来判定的。这是一个考古学历史学常识。

可能有人会问我这样一种问题：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用外国人的标准来判定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标准来判定吗？完全可以，但是，“文明”和“文化”这些概念本来就是西方传来的，不仅如此，整个考古学，历史学的方法体系，都是从西方输入的观念，如果要用我们自己的标准，那么我们就不能再用西方的概念来宣扬什么“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历史”，而应该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有五千年神话传说的历史”。

但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我们倒是有“五千年历史”了，而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地中海周边国家地区及中东地区，他们就不仅是“五千年历史”了，起码都是一万年以上的历史了。这样我们还是占不到什么便宜。

而中国的“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正是靠着混淆“文化”和“文明”的标准来误导愚弄民众。比如说把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文化（如仰韶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等等）偷换冒充成是所谓“文明”时代，这样中国的历史一下子就提前了一两千年，甚至两三千年。而在介绍其他国家其他文明的时候，又用另一种标准，从人家文明开始的正式起点（文字，金属冶炼术，城市国家出现）严格算起，这样无形中就缩少了中国与那些最古老文明国家间的距离，甚至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中国比这些实际上比中国文明历史早得多的国家和地区反倒还要早些，而实际上，如果按照中国衡量自己的那种标准，很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地中海周边国家地区以及中东地区，起码都是一万年以上的历史了。就是诸如此类的小伎俩小把戏。

下面就让我们来详细地从头审视一下中国及世界的历史。

首先从中国文明的历史开始说起。先开门见山地阐明这个基本事实：中国最早的文明——商文明，开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距今3500年，地点在今河南安阳一带。考古依据：中国地区最早的文字——甲骨文；成熟的青铜冶炼术，及出土的冶炼的青铜器；国家形态已出现。

要说明的是：这可不是我的发明，随便找一本国际学术界的世界史著作或者教科书，上面讲述中国文明都是从商王朝为起点开始的。

当然，中国自己的历史教科书是从所谓的公元前2000年的“夏王朝”开始算起的。但是国际学术界是不承认这个子虚无有的“夏王朝”的，因为没有任何考古依据：既没有文字出现，也没有冶炼的青铜器发现，更没有表明国家形态存在的任何依据，以及城市遗迹，等等。

而中国的这些江湖骗子一样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虽然把整个中国地区都翻遍了也没找出什么能证明所谓的“夏王朝”存在过的证据，但还是要厚着脸皮硬把这个幻想中的“夏王朝”塞到教科书和宣传资料中去贩卖给世人，又硬着头皮把在二里头等地发现的一些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包装一番冒充成是“夏王朝”的所谓“都城”遗迹拿出来蒙骗外行人。

我们来看看中国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找到了些什么？有一次我听一个《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演讲，主讲的“考古学者”给我们展示了他们宣称是所谓的“夏王朝”的“都城遗迹”复原图，我仔细一看，原来就是几个烂草棚子，一个标准的原始村落，他们把这个叫做“伟大的”“夏王朝”的“都城”？还有什么呢，考古现场的几个烂泥堆，那是什么——夯土遗迹，夯土是什么，就是把泥巴堆在一起压紧做墙基，原始部落用来建造窝棚的最原始技术，俗称“干打垒”。他们把这个叫做“伟大的”“夏王朝”的“都城”？还有就是一些铜渣子，大量的石器，骨器！这问题不是很清楚了吗？只不过是新石器时代的氏族部落遗迹。所谓的“夏王朝都城”纯属胡扯！

要是这算是“都城遗迹”，那世界各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都城遗迹”就太多了，瑞士汪金的湖居文化（早于公元前5000年），人们用五万根木桩作地基建在湖上的大型村寨，那就比“伟大的”“夏王朝”的“都城遗迹”大到不知那里去了。看来西方人脸皮还是太薄了。

还有一些考古学家声称在中国其他地方发现了一些铜器，更是误导，那是什么？金石并用时代的用天然铜打造而成的铜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出现的产物，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中多的是，以此为标准的话，那我前面所提到的那几个古文明地区的历史更要往前提前一两千年。

而其他那些古文明地区都发现有标志文明起点的大量完整的城市遗迹，而且都是砖石结构，埃及就不用说了，希腊，西亚，印度河，特别是希腊米诺斯文明遗迹的克诺索斯王宫（公元前2000年），其宏伟华丽，在各早期文明中是首屈一指的，我们中国直到四千年之后的现存很多近代宫殿建筑都无法相比。这一点无须多说，实地参观一下就知道了。

还有印度河流域的早期文明哈拉巴文明（公元前2500年），在摩亨佐与哈拉巴等地发现了许多完整的城市遗迹，砖石结构，构造复杂。据考证当时城市人口已达到三四万人。

还有埃及的南城遗迹等（公元前3500年，涅伽达文明时期）。某些书上错误地说埃及没有城市，玛雅文明印加文明没有文字，实际上都有。比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早就说过他这本书在细节上是错误百出的）

说老实话，所谓“商王朝”的殷墟遗迹其实也不过就是一些夯土遗迹而已，只不过规模稍大一点，根本还不是城市遗迹。要不是发现了甲骨文，冶炼青铜器，国际上也是根本不会承认商文明的。毕竟跟其他国家地区比起来，证据太少了。

中国有些人为此找了一种借口：说中国文明的早期建筑都是砖木结构的，所以不容易保存下来，而其他国家地区特别是西方主要用石材建筑，所以保存下来多一些，甚至还厚着脸皮反吹一把：中国的砖木建筑比其他文明的石材建筑技术程度更高。其实恰恰相反，我上面提到的几大文明地区，其发掘出来的早期文明遗迹实际上都是大量使用烧制的砖块建筑的，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明遗迹，以及两河流域最早的的乌尔，巴比伦，苏萨等城市遗迹，埃及的南城遗迹，希腊的米诺斯文明遗迹，等等，实际上西方建筑的典型代表－－古罗马的建筑，也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都是用石材建筑的，也大量采用砖块，混凝土等建筑，如现今在法国西班牙等地都还保存着的高架水渠等，这些都很好地保存着。

而中国早期文明遗迹恰恰不是用砖建筑，而是夯土加木材建造，当然不容易保存，但那正是因为其技术水平低下的原因。中东，西方等地用砖石建筑比中国用泥土木材建筑所需要的生产力水平和技术水平要高得多，造价也要昂贵得多，也更坚固，当然便于保存。（希腊迈锡尼文明时期的城市遗迹，其巨石建造的城墙，厚达二十米。）

所以找不到所谓“夏王朝”的遗迹是毫不奇怪的，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过，只有一些石器时代原始村落的遗迹。

而找不到更关键的两个证据——文字的出现，和金属冶炼术的出现，就更加不值一提了。

现在更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问题不仅仅只是没有所谓“夏王朝”存在的任何证据那么简单，而是反倒有大量证据证明其根本不存在。典型的例子就是：在时间上紧随所谓“夏王朝”其后的商王朝，其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中竟然找不出有关这个前一代“王朝”的任何记载。这不是很荒谬吗？不是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事情的真相了吗？你能想象周王朝，秦王朝，汉王朝等在他们的政府文件和档案中不记载他们的前一代“王朝”的任何情况吗？只有商王朝这样的初始文明才会是这种情况，因为在前面什么都没有，一片空白。

而有些无聊文人绝望之余，干脆对外撒谎说商代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上已发现有关于“夏王朝”的记载了。好笑的是，考古部门的负责人马上就出来予以否认。显然他们也还不敢于拿自己的职业声誉来开国际玩笑。

中国的这些“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对此也是无计可施，绝望之余，只有祭出“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为真理”的法宝，在中小学教科书和宣传资料中反复宣传“夏王朝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但是在大学历史教科书中还是遮遮掩掩吞吞吐吐地告诉大家，这还只是一个纸上的“王朝”，连他们自己也觉得心虚。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毕竟这些历史系学生将来是要加入“历史造假工作队伍”“考古造假工作队伍”的，在教会他们如何造假之前，还是必须要让他们先了解真相，不然岂不是把他们都“培养”成白痴了？

最好笑的是，中国官方在对国内的宣传中就用“五千年文明”来愚弄大家，但是在国际上，为了不闹笑话，还是老老实实地承认中国历史是从商文明开始的，如外研社出版的英文版《中国通史》，就将所谓的“夏王朝”与黄帝的传说等乖乖地归入“神话传说时代”目录下。我真是替我们中国人感到悲哀啊，原来我们本国人在官方眼中是比外国人要低贱一等的，连了解本国的历史，都没有与外国人同等的知情权。

而且我们退一万步来说，就从所谓“夏王朝”算起，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2000年，也才4000年。那来的“5000年文明历史”？难道2000＋2000＝5000？所以说“5000年文明历史”只是个笑话。（这个笑话荒谬得甚至连谎言都算不上，因为基本的事实都摆在那里，一目了然，他们要撒谎造假的余地都没有，唯一的办法就是凭着垄断了宣传机器拼命宣扬，让大家习惯成自然。如果有人说1+1=3，或者是1+1=4，大家确实也不会认为他是在撒谎，而只会当作笑话看。事情就是这样的。）

还有一些“历史学家”恼羞成怒地用一种泼皮口吻断言道：“夏王朝是《史记》中记载了的，不容置疑！”。好嘛，原来隔了两千年之后的司马迁通过道听途说记述了一件从未见过的事情，这就成了“不容置疑”了？那古希腊的柏拉图还记载过一万多年前有一个大西洲国呢，人们在海底还发现了一些疑似城市的遗迹，那也是“不容置疑”的了。

司马迁的话有多少可信度？他写的《史记》与其说是历史纪录还不如说是历史小说。很多情节都不知道是怎么虚构出来的，一个人单独干的事情，或者是两个人秘密的谈话，而且都是不可告人的勾当，又没有外人在场，他是从何而知的？难道古时候的人还每天记日记，死后将日记出版，让你几百年后的人知道这些细节？自从他被皇帝阉割了以后，应该说心理就变得极为扭曲了，沉浸在虚构的远古“贤君”“盛世”的幻想中就成为了支撑他活下去的重要精神支柱了（当然，这也是我的猜想），这种心态下导致了他把“三皇五帝”这种荒诞无稽的神话传说（连中国官方都不敢承认）都当作历史来记述了，是不是这也是“不容置疑的”？

至于所谓的黄帝，炎帝，尧，舜，禹，这些到了春秋战国及秦汉时代才陆陆续续由方术士根据神话传说虚构出来的人物，连中国官方都不敢承认，而是乖乖地称之为“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这里也没必要多说了。（这不是一个需要在这里辩伪的问题，而是一个历史学上的常识，这方面的文章资料多的很，这些问题也不过是五四时代就已经解决了的，中国史学界的泰山北斗顾颉刚所著《古史辩》已经把这些问题阐述得很清楚了。）

好笑的是，中国官方虽然在正式的教科书中乖乖地将其称之为“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但是在出版的字典词典中又堂而皇之把所谓的“五帝时代”列在“历代纪元表”里面，于是搞笑的一幕发生了：从“黄帝”开始的“五帝”竟然延续时间为500年！平均每个“帝王”在位时间为100年！再加上他们“继位”之前要达到成年的年龄，以及“退位”之后的晚年，平均每个人的寿命为一百多岁！原来石器时代原始部落的人平均寿命已达到一百多岁，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虽然中国的这些政客和文人骨子里很想把这个虚构的所谓“炎黄始祖”作为正式的历史来宣传，“祭奠黄帝”的闹剧也搞了好几次了，但是我相信，除非中国到了邪教横行的那一天，否则他们的企图是不会得逞的。

“尧，舜。禹”不过是后人的虚构，更不存在所谓的“炎黄始祖”，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主要的两点“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是辨识伪史的指导思路，至于春秋战国时的方士文人具体是怎样伪造出上古史的，他的书中已有详细分析。可详查。

顺便说一句，顾颉刚是中国历史学家中几个稍有良知的人之一，但是受时代条件限制，他也曾错误地把当时发掘出的“北京猿人”认为是中国地区各民族的人种起源，而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了，科学家通过对不同种族人群的线粒体DNA测定，发现所有人种都是起源于20万年前的非洲智人，“北京猿人”等其他地区的早期原人早已灭绝，并不是中国地区的人种的起源。而我们中国现在的人种是冰川期结束以后才陆续从中亚迁移过来的，这不过是个常识而已。

而某些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所谓“中国文明是唯一延续下来的古文明，其他文明都已经消失了，种族已经灭绝了”的可笑说法，也是颇能迷惑人的一种荒谬论调。这种荒谬可笑的调子现在该是彻底澄清的时候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其他文明是否已经消失了，种族是否已经灭绝了。

首先说希腊，希腊最早的文明——米诺斯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距今四千多年。最初见于《荷马史诗》的记载。十九世纪末在希腊克里特等地发现了它的大量遗迹。考古依据：早期的象形文字，以及中期的线形文字A；成熟的青铜冶炼术，及出土的大量冶炼的青铜器；早期的城堡，中期的克诺索斯等地的王宫，尤其是后者，其优美华丽，在各早期文明中可以说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

（注意：中国的历史书上是把米诺斯文明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算起的，但是国外的历史书上都是从公元前2500年算起的，谁是谁非自己判断吧。）

紧随其后的是希腊南部的迈锡尼文明，开始于公元前1600年，距今3600年，《荷马史诗》记叙的主要就是这一时期的历史。十九世纪在希腊迈锡尼，泰林斯等地发现了它的很多城市遗迹，大量青铜器，还有线形文字B。

然后是两百年的荷马时代，这时候希腊开始进入铁器时代，武器和工具都普遍使用铁制，而中国直到将近一千年后的汉代才开始正式进入铁器时代（我并没有夸张，其他诸文明地区比我们中国地区早一千年左右进入铁器时代是个历史常识，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冶铁术起源于地中海一带的赫梯文明，然后陆续传入远近各个文明，中国地区距离最远，所以传入最晚）。

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熟知的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典文明时代了。

创造米诺斯文明的皮拉斯基人，不是希腊语族，中国某些流氓文人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刻意强调米诺斯文明的创造者跟创造迈锡尼文明的希腊人不是同一民族，想要贬低希腊文明的原创性。实际上，皮拉斯基人只是非希腊语族而已，但是与希腊人同为印欧种族，或者称之为雅利安语族。而且他们从米诺斯文明早期开始就逐渐与创造迈锡尼文明的希腊族阿开亚人融合了，其文明是一脉相承的。在阿提卡等地的皮拉斯基人也早就与当地的阿开亚人融合而共同创造出了后来的古典文明，其文化艺术的世俗主义，自然主义特征，在几个古代文明中是绝无仅有的。跟后来希腊古典文明同出一源。

就算从正宗的希腊人，阿开亚人的迈锡尼文明时代算起，也早于中国最早的商文明。不知道“四大文明古国”怎么会算到中国头上去的？

更何况，中国的两个早期文明：商，周，都是西方迁来的游牧民族创造的，周灭商之后，商民族即已消亡，今天有谁敢说自己是“商人”的后裔？要说“正宗”的“中国人”——汉人，那是到了秦汉才形成的，是否也应该说“中国的早期文明都已经消失了，种族已经灭绝了”？

公元前1000年以后的希腊古典文明则是南下的与阿开亚人同族的多利安人与前两者共同创造的；而再后来统一希腊并建立了亚历山大帝国的马其顿人也是希腊族人，并开创了希腊化文明时代；罗马兼并了希腊之后更是成为希腊文明的直接继承者；而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继续延续了一千年之久，其核心民族仍然是希腊人，使用希腊语。直到十五世纪东罗马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灭亡，希腊人经历了四百年亡国时期，到十九世纪初又重新独立。今希腊共和国的版图，即是古代希腊的主要区域，其人口绝大多数仍然是希腊族，希腊语为国语。这个地区自古以来民族成分就没有大的改变过，何来的“种族消失了”？

而且，说人家“文明消失”了，更是笑话。今天的整个现代文明完全是西方文明的内容，而西方文明又是以希腊罗马文明为基础的，希腊罗马文明在今天社会的科学，哲学，文学，艺术，政治，法律等等方面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我们身边处处可见希腊罗马文明的影子，何来的“消失”了？

希腊罗马文明只不过中途又接受了基督教的成分，而且是希腊化的基督教。基督教从一开始产生就可以说是希腊文明与犹太文明的混合产物，基督教经典《新约》从一开始就是用希腊语创造出来的，主要的传播者也是罗马帝国中的希腊人，只奉《旧约》的犹太教是严禁偶像崇拜的，而基督教各流派都可以绘画雕刻圣像，这就是其希腊化的典型特征。

对于希腊文明，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可以说：如果没有希腊文明，就几乎没有我们今天现代社会的一切。现代的许多科学学科，技术发明，以及民主制度，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产生出了其雏形。古希腊文明更是直接催生了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导致近代科学的产生，民主制度的萌芽。这是对今天整个人类世界作出了最重要最关键的贡献的一个文明。这一点，我们以前是认识得太不够深入了。

我们又反过来看看中国的民族构成，前面说了，商，周，本是外来民族，周灭商后，商民族即已消亡。秦汉时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才形成所谓“汉人”，这一点跟其他国家地区的民族演化并无什么不同。汉代时人口最多时达到五千多万，但是经过汉末动乱，到了三国时人口仅剩下七百万，其中蜀国人口最多时仅有九十多万（所以不难理解蜀国的基本战略非联吴抗魏无以自保）。而曹操诗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描写并不是文学夸张，而是对当时十室九空的人口灭绝情况的真实记录。这样巨大的人口真空靠什么来填补？靠的是北方蛮族的大量南迁来填补的。而紧接其后短暂的西晋（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北方汉人又大量南迁至长江以南，然后就是长达两百多年的“五胡乱华”时期，黄河流域一带已经基本被换了血了。

隋唐时又是一次全国范围的大混血，而这个所谓“最辉煌”的唐朝，本身就是一个部分汉化的鲜卑人政权（李世民与其家族是汉化的鲜卑人并不是什么秘密），并保留着大量蛮族陋习，如兄死父死子弟续娶其妻，这就是所谓一脉相承的“华夏文明”吗？

至于辽，金，蒙元，满清时期，那就更不用说了，被混血不说，而且整个就是亡国奴时期。胡人汉化，汉人也胡化，留起鞭子，穿起旗装，这就是所谓一脉相承的“华夏文明”吗？

还不得不说的是，今天生活在中国地区的南方人和北方人，不仅在构成“民族”这个概念的基本特征——共同心理素质上差异甚大，而且在种族的生理特征上都是有很大差异的。总的来说，北方人是比较纯粹的蒙古人种，而南方人则比较复杂，混有大量马来人种的成份。这种情况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当初中国地区的人种从中亚，南亚等地迁移而来时就形成了这种格局，即黄河流域一带以中亚迁徙来的蒙古人种为主，而长江以南则是南亚迁居来的马来人种，二是在后来几千年的历史演变，民族迁徙中，北方的蒙古人种又大量南下与长江以南的百越等民族融和混血而成。（这也是一个人种学上的常识问题，读者可以向你身边这方面的专家咨询一下，就知道我说的没有夸张。）

种族都是如此，文化就更不用说了。说“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下来的文明”，那到底延续下来了些什么呢？举个例子：其他国家民族往往都有自己的民族服装，中国人（汉族）有自己的民族服装吗？（不要告诉我中山装是民族服装，那是用日本人的学生装改制的）。经过一千多年特别是最近几百年以来历史车轮的无情碾压，所谓的“华夏文明”剩下的也不过就是一些碎片而已，而且是些四不象的碎片。日本人的文化都比现在中国的本土文化更近汉唐文化。

很多国人喜欢自以为是地吹嘘什么“世界上唯一延续下来的文字就是汉字，其他语言文字都断绝了”，实际上那是很可笑的说法。以英语为例，学英语专业的应该知道，英语虽然词汇数量巨大多达数百万，但是除了一小部分基础词汇以外，绝大多数的词汇都是由数量有限的希腊词根和拉丁词根以及前后缀组合而成的（而拉丁词根又源于希腊词根），特别是数量巨大的科技词汇基本上都是由希腊词根构成的。很多人觉得英语词汇的构成好像就是胡乱把一些字母拚接在一起，毫无规律，其实那只是不了解英语的希腊词根构词法而已。（有些网络混混喜欢宣扬什么“汉语词汇的组成是规律的，英语词汇的组成没有规律，汉语优于英语”这种谬论，简直无知得可笑。）

你会发现在西方国家的各种语言中，很多词汇都是很相近的，就是因为它们都是用同样的拉丁词根和希腊词根构成的原因。例如“地理”这个词，英语是“geography”，德语是“geo”，因为都是由表示“土地”意思的希腊词根“geo-”构成的原因。

从语言上来说，西方国家各语言间的差别并不比中国各地区方言之间的差别更大，在西方国家一个人同时会说几种西方语言的情况是很平常的事情，就像在中国一个做生意的人同时会说普通话，四川话，广东话一样。

从文字上来说，英语的字母是拉丁字母，拉丁字母源于希腊字母，希腊字母又源于腓尼基字母，而腓尼基字母最早的源头又可以追溯到埃及文字。同样的，汉字也可以追溯到苏美尔文明的楔形文字。

不仅在印欧语系（或者又称雅利安语）内部是这样，印欧语系与中东一带的闪米特语系也是渊源很深，腓尼基字母产生的另一个分支——阿拉米亚字母，又发展出今天的阿拉伯字母，维吾尔字母等。

我们又来看看汉字。不错，甲骨文是今天汉字的直接起源，但是如果是一个没有受过古文训练的人，根本看不懂古代的甲骨文字，也分不清甲骨文，金文，小篆，大篆等的区别。从文字上来说是这样，从语言上来说，今天使用欧化语法的现代汉语的人如果没有经过古文训练也根本看不懂先秦时代的文献。

然后我们又来看看埃及文明，埃及文明正式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涅伽达文明时期），这时期出现了象形文字，数十个城市国家，冶炼铜器。（实际上在公元前4500年已进入铜器时代）。并发明了纸草纸。

然后在公元前3100年时，美尼斯统一了上下埃及各城邦，进入早王朝时期。第三王朝时开始大规模修建金字塔。埃及大大小小的金字塔建立起来一千多年后，中国才开始进入文明时代。

再来看埃及的种族：埃及最初的居民是含米特人，然后与西亚进入的闪米特人逐渐融合，创造埃及文明的就是这种闪含混和民族。而闪米特人都起源于阿拉伯半岛，阿拉伯人，犹太人都是闪米特人。今天生活在中东北非的大部分居民，不过就是阿拉伯化的古代闪米特人的后裔。古埃及虽然在其本土政权延续了三千年之久后又陆续经历了亚述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的统治，但是其种族本身从法老时期一直到今天并没有大的改变，今天生活在尼罗河两岸的居民其体貌特征跟古埃及时期的雕刻和绘画上的形象仍然非常相似。

埃及人只不过中途又接受了伊斯兰教的成分，这种情况跟古希腊罗马接受了基督教的情况非常类似，也类似于中国人接受了佛教文化一样。只不过伊斯兰教基督教这种一神教的同化作用更为彻底一点，而伊斯兰教本来就是中东闪米特人土生的宗教。

再来看印度文明。印度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哈拉巴文明时期），地点在今印度河流域一带，以哈拉巴和摩亨佐两地发掘出来的完整的砖砌城市遗迹为代表，以及象形文字，青铜器。

创造最早的哈拉巴文明的是达罗毗荼人，他们与后来进入印度的雅利安人逐渐融合构成了今天印度的主要居民，今天印度的人种混杂局面就是这种历史原因造成的。而雅利安人在公元前1500年进入印度后，就继承了达罗毗荼人的文化，其宗教，哲学都深受前者影响。

至于印度后来受到蒙古莫卧尔王朝的统治，本质上跟中国地区被蒙元满清统治时期一样，而且在殖民化程度和奴役程度上要轻得多。

今天印度人口的绝大多数都仍然是古代达罗毗荼人和雅利安人等民族的后裔，其信奉的印度教也是从古代就一脉相承下来的，其创造的佛教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何来的“文明消失”了？

实际上，通过对比上述几个文明，我们可以发现，恰恰消亡得最多的就是中国地区的文明，除了仍然在使用汉字这一点以外，我没有看出今天的中国还从古代继承下来了些什么。

其实，在学界有一种不便于启齿的看法就是：真正的古华夏文明，从宋代以后就已经消亡了。今天的中国不是昨天的中国。

我们又来看看中东的两河流域文明，它正式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的苏美尔文明时期（实际上在公元前4300年已经进入铜器时代，出现了城市，国家的萌芽），这时候出现了象形文字，及稍后的楔形文字，冶炼铜器，以及乌尔，乌鲁克，尼普尔等数十个城邦。

创造最早的苏美尔文明的苏美尔人，可能是含米特人，他们很快就与后来进入的闪米特人融合了。而后继承苏美尔文明而起的阿卡德文明（公元前2371年），巴比伦文明（公元前1894年），都是闪米特人创造的；创造亚述文明，腓尼基文明，犹太文明的也是古代闪米特人；创造伊斯兰文明的阿拉伯人也是闪米特人。今天生活在中东地区的大部分居民仍然是这些古代闪米特的后裔。信奉的宗教仍然是从古代闪米特人原始宗教发展而来的伊斯兰教，使用的文字仍然是从楔形文字和埃及象形文字中提取元素而产生的腓尼基字母文字发展而来的阿拉伯文字。

至于中国官方宣传的“四大文明古国”中的那个巴比伦，不过是两河地区最早的文明出现近两千年之后才出现的一个晚期文明，中国官方把这个拿来列在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中，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中国地区的文明跟早于自己两千多年的两河文明是在同一个时间层面上似的。

闪米特人的另外一个文明：亚述文明，大约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发源地在两河上游一带。这个文明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他的军事技术上的成就，它建立了当时世界上兵种最为齐全，战斗力最为强悍的一个军事体系，后来其军事技术体制被波斯所继承。

闪米特人在地中海沿岸一带的另一个文明：腓尼基文明，也大约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著名的城邦有推罗等。范围就相当于今天黎巴嫩的版图（另外，著名的迦太基古国，也是腓尼基的殖民地）。这个文明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其航海及商业上的成就。早在埃及尼科二世时期（公元前611年），腓尼基人已经实现了环航非洲，这是人类航海史上与麦哲伦环球航行，哥伦布发现美洲并列的航海壮举。

腓尼基文明的另一个伟大贡献就是字母文字的发明。它虽然从楔形文字和埃及象形文字得到启发，但是却是真正成形的拼音字母文字，从腓尼基文字又发展出希腊文字，拉丁文字；以及阿拉伯文字等。从腓尼基文字发展而来的这种字母文字，是除了东亚之外全世界都在使用的文字。韩国日本等国都曾经进行过文字拼音化的尝试，现在也还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将来也不可避免地要向这个方面发展。

犹太文明，如果从公元前1000年扫罗建国算起的话，是三千年历史。但实际上，作为一个民族，犹太人的历史还更为悠久。早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居住在这里的迦南人（闪米特语族），已经进入铜器时代，建立了城市，后来与进入这里的犹太人融合。

至于犹太文明及其民族独一无二的延续性，以及他们对人类的贡献，我想不需要我多说了。

赫梯文明，这可能是一个雅利安语族的文明，也大致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地点在小亚细亚一带。这个文明最大的成就就是发明了冶铁术（有可能更早在这之前的米坦尼王国已出现），并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率先进入铁器时代。而今天高加索一带的亚美尼亚，据称其居民就是古代赫梯人的后裔。

今天叙利亚的居民，则是建立以大马士革为中心的古代叙利亚文明的阿拉米人的后裔。

波斯文明，就是今天伊朗的前身，这是一个雅利安人的文明。如果从其最早的居民－－埃兰人建立的文明开始，是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他们创造了伊朗最早的文字，国家。埃兰人与后来的米底人，波斯人同出一源。波斯帝国则建立于公元前550年，是第一个横跨欧亚非空前庞大的帝国。今天伊朗人的绝大多数，就是古代波斯人的后裔。

顺便提一下罗马文明，如果从公元前754年罗马建国开始（另一说公元前575年），是两千多年历史，而实际上，早在公元前1800年特拉马拉文化时期意大利已进入青铜时代；公元前1000年维兰诺瓦文化时期已进入铁器时代。今天意大利的绝大部分居民，仍然是建立罗马文明的古代拉丁人的后裔。

至于美洲的玛雅，印加诸文明，由于出现时间稍晚，这里就不赘述了。

所谓“创造某个古代文明的民族已经灭绝了”这种说法纯属误导。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被彻底地灭绝。不管是在战乱中遗存下来的人民，还是后来迁居而来逐渐融合了的外来成份，他们都会自然地依照共同的地域意识和文化心态，重新恢复古代的文明版图。读者如果把今天的世界地图与早期文明的分布图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各早期古代文明所在的大致范围与今天建立在这些地区的现代国家版图基本上是相吻合的。以色列人流浪千年之后仍然要顽强地回到故土上去，并恢复了希伯莱语言文字；伊朗人（波斯人）近代独立以后马上就将阿拉伯文字从自己的文化体系中清除出去，并全力恢复古代波斯的文化传统，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还有很多国人喜欢夸夸其谈的一种荒谬可笑的论调“唐朝时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事实上，中国从来就不是什么“世界的中心”，唐朝时世界上有阿拉伯帝国，拜占庭帝国，查理曼帝国。那时候世界的中心在君士坦丁堡，在巴格达；汉朝时有罗马帝国，安息帝国（波斯的继承者），贵霜帝国。那时候世界的中心在罗马，在亚历山大里亚，在巴比伦尼亚。这一点看看世界历史地图就很明了，中国地区一直都是远离文明的中心，在欧亚大陆最偏僻的角落里。

某些人津津乐道什么唐朝多么多么开放，有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做官。只是自己少见多怪而已，其他文明地区的这种开放的程度普遍的很，各个种族的人来来往往经商做官是家常便饭的事，例如罗马帝国时期，甚至有好几个皇帝都是阿拉伯人，腓尼基人，日尔曼人等外族人，而且是依照正常程序继承的皇位，而非象蒙元满清时代那种异族征服得来的皇位。

地中海周边地区和中东地区，才是在整个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世界的中心，文明的源头。

中东文明可以说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源泉，楔形文字与埃及象形文字是后来的西方字母文字的最早源头，中国地区的文字实际上也起源于楔形文字。青铜冶炼术，冶铁术，制陶术，车轮，驯养牛马，都是从中东最早发源并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的（也包括中国），这是国际学术界普遍的看法。当然中国的“历史学家”对很多事实是一概否认的。这个问题，就我个人来说，我当然是相信国际学术界也绝不会相信中国的这些所谓“历史学家”的，读者们则可以根据自己对中国“历史学家”德性的了解自行作出判断。

最近几年，中国的某些无赖似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据说对国际上不予承认中国有商前文明感到很恼火，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声称要单方面宣布中国为“六千年文明历史”，有人甚至提出要更进一步修改为“一万年文明史”，据说还是什么“考古学会”的“会长”。我并不相信这些白痴“学者”真有这种滑天下之大稽的胆量和脸皮去实施这个搞笑计划，我倒是担心他们虚张声势一场最后又不了了之，让我们失去了一个看国际笑话的机会。

其实对付这些“历史学家”这种流氓手段的最好办法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西方人是太厚道了，要像韩国朝鲜人那样。比如说，我在朝鲜的官方宣传资料上就看到：朝鲜人说他们是“六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好嘛，比我们中国还多吹出了一千年，现在中国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不是要修改中国的历史为“六千年文明”嘛，那么朝鲜就会把自己又改称为“七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反正始终保持比中国领先一千年，反正只需要改动一个字的功夫而已，何乐而不为呢？日本人就更离谱了，干脆把文物自己埋到地下又自己挖出来做“证据”证明自己的“历史”（跟中国的“考古学家”有得一拚）。

顺便说一句，如果要像中国官方那样将新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文化遗迹混淆为“文明时代”的话，那么日本根据其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绳纹式文化，也可以把自己说成是“一万年文明历史”。

中国要想把自己打扮成是“最古老的文明国家”这可不容易啊，首先连日本韩国朝鲜这一关都过不了，大家都在比赛谁修改教科书的功夫更厉害。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如果要比谁是最无耻的国家的话，倒是有得一比。

中国的某些“历史学家”，他们“做学问”的态度，就像是妓女对待嫖客一样的态度，随时可以为了政治的需要改换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换一个主子就又炮制出一种新的“理论”出来。

这些娼妓一样的“历史学家”，不客气地说，应该称之为“历史篡改学家”“历史伪造学家”或者“历史文学家”更为合适。相信看够了他们是怎样篡改伪造近现代历史的种种表演的世人，都不会不同意我的这种说法。更何况是虚无飘渺的古代历史？

最近这些年来，人们对中国越演越烈的学术腐败学术造假现象都很关注，但主要都集中在一些造假者有丰厚利润可图的学科领域，对历史学界，考古学界这些好像没有什么油水的圈子都不太注意，其实这两个看似不重要不起眼的学科领域倒是最有学术腐败学术造假的可能性的，因为这两个学科是直接为政治服务的。比如说那个在国际学术界臭名远扬的所谓《夏商周断代工程》伪学术项目，就存在着大量学术腐败学术造假情况，例如在用碳14测年法测算文物年代的问题上，主事者在数种测年法中故意选用最不准确但是却能够有利于将文物年代往前提早的那一种，他们就是这样搞“学术研究”的，不知道骗取了多少国家科研经费。此类事例，举不胜举，很多资料都有披露。

我在商务印书馆三十年代出版的一本《考古学》上看到那时的考古学前辈是这样阐述研究考古学的意义的：“考古学的目的一不是为了夸耀古国的辉煌，二不是为了粉饰现实的政治。而是为了了解历史的真实，知道我们以前的路是怎样走过来的，以为参考，对我们将来应该走什么样的路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

中国的某些“考古学家”，把前辈们的教诲全都扔到茅坑里去了。将来到地下碰见这些先辈，肯定是要被打屁股的。

还有某些瘪三一样的中国人，常常喜欢放这样一种屁：“我们中国人辉煌灿烂的时候，你们（西方人）还在树上呢”，说这话的人不一定就是对起码的人类进化史常识无知，虽然大家都知道人类早在一两百万年前就已经从古猿逐渐过渡到直立人了，也就是说早就不“在树上”。可能他们的意思只是以此比喻谁开化得早一些。不过我们前面已经说明得很清楚了：中国进入文明时代远远晚于其他文明地区而且也晚于欧洲。

而现在我们需要更进一步来比较一下石器时代的情况：在欧洲发现的不管是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舍利文化，阿舍利文化，克拉克当文化，还是中期的穆斯特文化，晚期的奥瑞拉文化，索鲁特文化，马格德林文化，以及中石器时代的阿齐尔文化，塔登鲁尔文化，阿斯度尼亚文化，马莱姆斯文化，一直到新石器时代诸多文化，在谱系上都非常完整，不象中国地区有一个很大的断层。时间上也早得多。

就连日尔曼这种相对来说在欧洲算较为野蛮的地区，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就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了（武器和工具普遍使用铁制），比中国地区早了近一千年；英国地区早在五千年前其最早的居民皮克特人也已经开始建筑石头城殿；西班牙和法国尼奥岩洞等地，考古发现了数万年前的绘画作品（是世界上最早的绘画和艺术品。奥瑞拉文化时期）以及最早发明弓箭的考古证据。

而中国，即使是公元前1500年才开始的商王朝，也还是青铜器时代，夯土建筑，其主要覆盖范围也只不过就是河南的一小部分地区（注意我说的是主要），而古中国其他广大地区，基本上都还处在野蛮原始的部落文化状态。这到底是谁“还在树上”呢？这不是很明显的事情吗？

其实当很多中国人得意洋洋地吹嘘“我们的祖先比你们西方人辉煌灿烂”的时候，用心思考的人会发现，这句话所包含的潜台词其实就是“我爸爸比你有钱”。且不说这只是颠倒的事实，就这句话的潜意识来说，这样吹嘘本来是件可耻的事情，而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有人用“我爸爸比你有钱”来炫耀自己，毫无疑问地都会遭到那怕是最势利最无廉耻的人的鄙视。可偏偏有一些中国人不以为耻，反倒以此为荣。也真是一大奇观阿。

每次看到这些恶心的小丑恬不知耻地吹嘘什么“我们的祖先比你们西方人辉煌灿烂（我爸爸比你有钱）”或者是“我们中国人辉煌灿烂的时候，你们（西方人）还在树上呢”的时候，每次看到这种肮脏丑陋的嘴脸的时候，都让人忍俊不禁。

我真不知道咱们中国人怎么脸皮就这么厚，也真不明白中国到底有什么可以吹嘘的，有什么可以得意的。讲政治，中国三千年来一直都是最专制，最腐败，最黑暗的，一直到现在都还是类似于中世纪般的半封建专制体制；讲文化，中国文化其实质根本就是最腐朽最堕落的奴才文化，太监文化，官场文化，伪君子文化，一点可取之处都没有，这个问题也是自五四以来鲁迅等仁人志士早就已经多次阐明了的；讲经济，中国老百姓在封建帝王，贪官污吏，地主豪强等多重压迫下一直都是最穷困的，所谓“唐朝时一个马车夫都比欧洲贵族富有”之类的蠢话恐怕也只有白痴才说得出来；讲历史，中国不要说跟中东，埃及，欧洲，印度这些文明悠久的国家和地区相比，就连跟自己的邻居日本和朝鲜韩国等比，都没有多少可骄傲的资本；讲科学，我们对科学毫无贡献，唯一能够拿来吹嘘一下的就只有个子虚乌有的“四大发明”，还是李约瑟这个洋人帮着编造的（连编谎都得靠着外国人来编！李约瑟炮制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里面那些胡编乱造的“中国古代科学发现”连稍有良知的中国人自己都不好意思拿到正式场合来炫耀，这里也就不多说了，具体可参考《从头审视所谓四大发明等说法的种种谬误》等文章。）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这德性很不好：刚吃了几天饱饭，就得意得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任何事情都要撒谎吹嘘成是自己“世界第一”（虽然昨天还在挨饿），其他国家民族在中国人眼里好像根本不存在似的（其实心里面一门心思琢磨着怎么移民到外国去）。这样自欺欺人下去，没准明天又要挨饿。这就叫做“器小易盈”。

某些中国人就是想通过种种方式来抬高自己贬低其他国家民族（特别是让他们嫉恨不已的西方国家），来满足他们那种面对西方文明时极度自卑心理背后的意淫需要，并迎合官方的愚民需要。是一种极其无耻可笑的行为。

喜欢吹嘘“我爸爸比你有钱”的某些中国人，就是这样一副令人发笑的肮脏丑陋的嘴脸，就是这样一群令人恶心的小丑。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引用有关世界史的大部分数据和资料都可以在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史》教材中找到出处，相信不会再有任何理由指责我“歪曲，捏造，不客观”了。当然，关于中国史的部分，那你得看国外学者的著作才能知道真实的情况，基于中国“历史学家”一贯的德行表现，我相信这一点大家也不会有什么异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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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虎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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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希望中国队获得太多的奥运金牌

原文发表于2004年8月15日

我不希望中国队在这届奥运会上获得太多的金牌，而且也不希望中国队在其他国际体育比赛中获得太多的金牌，当然也并不是说就希望一枚也不要获得。这样说并不是因为我对自己本国有什么偏见，而是出于希望中国的大众体育事业能得到健康发展的角度来考虑的。

中国政府几十年来搞的体育是畸形的政治体育，官办体育，通过行政力量集中纳税人的巨大钱财来对一小撮体育尖子进行军事化，专业化的培养，然后再利用他们在比赛中取得的胜利来对国民进行民族沙文主义的宣传教育，鼓动国民对政府的效忠精神，粉饰自己的政绩，这种做法从手段到目的都是与体育精神背道而驰的。同时也导致了中国的大众体育事业因为没有经费投入而得不到健康发展。

如果中国队在体育比赛中获得了过多的奖牌，只会促使中国官方在尝到了甜头之后更加变本加厉地对这种畸形的政治体育，官办体育加大投入，同时导致对其他国民福利如教育，医疗养老，大众体育事业等的投资减少。

而中国政府在花费老百姓的大量血汗钱来大搞粉饰太平的官办体育的同时，却大肆克扣用于基础教育的经费，导致所谓的九年义务制教育形同虚设，最后沦落到居然要无耻地要求民间力量掏腰包来维持的地步。又将对国家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并且也急需国家投入经费扶植的高等教育事业搞成了赚钱行业，导致很多优秀人才失学。

看看中国官方大搞政治体育都起到了些什么效果，一方面大众体育事业停滞不前，老百姓得不到足够的体育活动场所和设施，另一方面中国官方投入了巨大费用的很多官办体育项目又在国际比赛上屡屡受挫。

特别是这次男足女足的双双失利，让我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了这种危害。我觉得输了倒还好一些，可以给中国社会狂热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绪泼一瓢冷水，你看他们输了球都还那么猖狂，对其他国家的裁判和球员球迷要打要杀的（各大网站上和国外媒体的报道中都留下了这些“民族主义”流氓的不可磨灭的大量罪证），就算是裁判有误判，也罪不至此啊，也仍然是技不如人啊，更何况中国队在此前的比赛中自己也受了裁判不少的照顾，更何况其他国家球迷跟此事有什么干系？俗话说小人得志便猖狂，要是赢了球那可能更无法收拾。

还有这次亚洲杯在重庆赛场上，一对青年男女自发地为外国球队加油助威，竟然遭到众人的围殴。有这种道理吗？体育就应该是单纯的体育，不要掺杂政治因素。中国官方长期搞这种畸形的政治体育已经把真正的体育精神破坏殆尽，把好好的体育运动搞成了流氓斗殴。

体育运动不是这么个搞法，本着真正的体育精神，应该是你个人喜欢那支运动队就大可支持那支运动队，那支运动队的竞技水平高，那支运动队的道德风尚好，就自然应该赢得人们的尊重，而不应该受什么“民族主义情感”“爱国心”“政治立场”之类桎梏的限制。

我也很高兴地看到有很多中国人已经觉醒了，能够自觉地不再去附和官方鼓动民族沙文主义情绪，甚至起而反对。

什么时候在中国的土地上能够自由地为外国运动队喝彩加油，中国就算是真正进步了。

还有北京将要举办的2008年奥运会，我本来是反对的，从这次中国举办亚洲杯的表现看来，很让人担心届时的北京奥运会会不会又被办成是一届流氓斗殴大会，会不会其他国家选手赢得比赛又被中国观众围攻，会不会中国赢得比赛又成为煽动民族沙文主义的借口，中国官方背离体育精神大搞这种畸形的政治体育，那又何必申办什么奥林匹克运动会呢？不如改名为耀武扬威运动会。

还有据说中国想要将武术列入奥运会比赛项目，我不知道是包括散打还是套路，如果是散打，那我觉得还不错，虽然也不过就是拳击加腿，但是也颇能体现“更高更快更强”的宗旨，也很新颖，有普适性。但是这样一来在这个项目上中国又占不到多少便宜了，因为其他国家玩自由搏击的也并不玩得比我们差。

而中国官方想把武术列入奥运会比赛项目就是为了多制造点夺奖牌机会，如果是套路，那我认为不应该列入奥运会比赛项目，奥运会的口号是“更高更快更强”，为了体现这一宗旨，比赛的项目应该尽量以具有对抗性，普适性的项目为主，武术套路这种纯粹表演性质的花架子玩意不应该列入奥运会。虽然奥运会也有一些对抗性不是很强的项目，如艺术体操等，但是艺术体操已经将这类项目的技巧型，艺术性发挥到了完美的地步，不需要再画蛇添足去搞其他重复的项目。而且武术套路中除了长拳之类的动作看上去还舒展大方一点外，其他很多玩意显得别扭猥琐。而且也不具有普适性，别的国家的人没有我们那种特殊的文化背景很难鉴赏这个东西。

其实，以前日本韩国纷纷将自己的所谓“民族体育项目”如柔道跆拳道之类的列入奥运会就让我感到很担心，虽然这几项多少还具有一些普适性和较强的对抗性，但是其他国家都纷纷模仿他们硬要把自己那些不伦不类的“民族体育项目”硬塞进奥运会来制造有利于自己的夺奖牌机会，我担心最后只会把奥林匹克运动会搞成奥林匹克杂耍大会。

我觉得这样就很好：中国体育就应该像其最具有代表性的足球项目一样，就这样不上不下，不好不坏，就可以了，本来黄种人的体质从生理上来说是没有白人黑人强健，这是个客观事实，没什么可耻的，也没必要硬要去跟人家争强好胜，体育重在参与，重在过程，如果硬要想通过夺金数目来炫耀自己，那是很荒谬的，因为中国占世界人口将近四分之一，按理说夺金牌数起码应该也达到金牌总数的四分之一才算是刚刚合格，但是很显然根本做不到这一点，反倒是让自己下不了台阶，还不如把心态放平，能拿多少算多少，拿少一点也没关系。

可能有人又会说其他国家怎么怎么样，我认为中国体育要怎样做不是要看其他某些国家怎样来做为榜样，而是要遵循真正的体育精神，象大多数国家一样为体育而体育，而不是为政治而搞体育。并且应该象大多数国家那样，不要再搞官办体育，应该鼓励大众体育，培养国民的自我奋斗精神。个人获得荣誉可以是个人的事情，夺得金牌固然可喜，夺得银牌铜牌也应赞扬，不要再搞政治体育，献礼体育。

中国搞的这种政治体育，官办体育，跟历史上满清政府搞洋务运动中的官办企业，以及中国政府正在破产的国营企业等等性质上是一样的，最后注定都是要失败的。

这些问题，我们除了等待中国官方自己良心发现之外，更需要广大海内外中国人自己清醒认识，能够形成对于中国政府的监督制约作用，最起码不要再去给中国官方煽动民族沙文主义的胡作非为火上加油了。

而我就是很不明白很多中国人特别是一些海外华人（有些人甚至都不是中国国籍），不仅不去反对中国官方这种逆流而动的错误做法，反而那么热衷于去附和讨好官方以求分一勺羹甚至只是满足一下自己小小的虚荣心。

我想大家都是成年人了，应该都是能够学会用自己的脑袋独立思考问题的了，所谓“振奋民族精神”之类用来哄哄小孩子的鬼话，大可一笑了之。民族精神不是这么个振奋法，不是靠赛场上夺标进球时那点小小的虚幻光环来振奋的，靠的是国民能够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树立起主人翁意识，公民意识，自我的尊严，独立精神，个人奋斗的精神。

我真诚地希望海内外的华人，在奥运会期间，以及其他国际体育比赛时，不要再去为中国官方搞这种政治体育煽风点火了，不要再去凑热闹了，如果去到赛场，完全可以尝试一下为其他国家运动员加油助威，体育是不应该分民族国家的，有更好的更能体现奥运精神的选手那就为他加油喝彩吧。

虽然忠言逆耳，但我还是不得不真诚地说：不希望中国队获得太多的奥运金牌，不希望中国把体育过分地政治化，不希望中国的民族沙文主义情绪再被火上浇油，这样对中国大众体育事业的健康发展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都是有害无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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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虎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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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根没有说“中国的四大发明”
2004-8-16

实际上，培根说的是三大发明：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而且他并没有说“中国的三大发明”，而是说“不知道它们的起源”，详见《新工具》一书。

所谓“四大发明”是到了上个世纪才被英国生物学家李约瑟“考证”成是“中国的四大发明”，很多历史书中也是直接引用自他的说法，但是这种说法是有很大争议的，其中活字印刷术公认是德国古登堡独立发明并真正产生影响的，所谓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可参考我文集中《所谓四大发明的无稽之谈》《再谈四大发明的神话完全是一种虚假宣传》两篇文章；

指南针和火药一般倾向于认为最早起源于中国，但是其他地区也有类似的发明记载，比如说火药，就有认为是印度人先发明的，也有认为是起源于希腊火药的。（还有，现在枪炮用的发射药早已经用无烟火药取代了黑火药，猛炸药用的是TNT等，这些都是与黑火药完全无关的发明，说明一下）

至于纸的发明，那就要看是用什么标准了，如果用我们中国人惯用的那种模糊标准，那就应该是埃及人最早发明的，如果用严格的标准（有关键的几个技术点），那就是中国发明的，但是用同样标准的话，那其他几项发明也不能说是中国发明的了。

至于李约瑟，他的本行是生物学，他根本不是一个合格的科学史学者和汉学家，他甚至不怎么懂中文，他最大的“成绩”就是编写了一本《中国科学技术史》，其中牵强附会地“考证”出了很多“中国古代科学发现”，如古代的“机器人”（实际上是木偶），古代的“直升飞机”，古代的“化学武器”，等等。

最离谱的是他编写这本书（其实应该说是以他的名义，由中国人自己杜撰的）的动机，他本人完全是一种猎奇的心态，他后来还娶了一个中国妻子。

我将会写一篇文章来详细剖析他是怎样炮制出这本《中国科学技术史》的。

也是争夺这些发明权并不会涉及到交专利费的问题，所以人家也不跟你计较了，由你怎么“考证”某某东西都是起源于中国的，不然的话，以西方人的考证功底，他们会把你头上每一根头发都考证成是起源于地中海。

至于培根所论述的“三大发明”的“重要意义”，那只是只言片语的随口说说而已，要说发明的重要性，有什么发明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能比得过取火术的发明，弓箭的发明，以及制陶术，青铜冶炼术，冶铁术，文字，车轮，驯养家畜，犁等等发明，培根居然说那三大发明没任何东西能够相比，这种夸大其词能当真吗？没有这三大发明，也有其他的替代物在起作用，但是没有我上面提到的那几项发明，整个人类就不可能进步，几乎没有任何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没有依赖到这些发明（印地安人没有使用车轮，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生产力水平提高不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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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虎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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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大发明与四大文明古国等问题一并答复诸网友
2004-8-16

很多批评我的人都没有认真看完我的文章，就急忙断章取义地对我下结论，这种心态实在让人不敢恭维。

首先我要说明一下，我既然写这些文章，那么象什么斯塔夫理阿诺斯的《全球通史》，韦尔司的《世界史纲》，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之类的大路货我都是看过的，而且我不仅看了，象《全球通史》这本书我还能具体地指出它某章某节有什么错误（详见拙文《从头审视所谓四大发明等说法的种种谬误》），中国国内出版的各种版本的世界史教材我也曾经找来对照着看过。还有其他大量的文献资料，所以我可以确认我文中引用的证据大致无误。可能我的文章用语尖刻，让人感到不快，那么你可以指责我动机不好，心态不平，但是指责我这本书没看过那本书没读过则实在是没有道理。

有个批评者说得实在是好笑，说我是在网上google了几个月才拼凑出来的，我没那么无聊，也没那么多时间整天泡在网上，不过在图书馆泡了几个星期倒是真的，我希望不要有人再用这种无聊的心态来对别人妄加揣测了。

而且我也从不觉得自己有多么“博学”，我一再强调的是这些都只是历史常识，关于历史常识，我想我还是知道一点的。

下面就来回答你的问题。注意我文中的原话是说“四大文明古国”这个概念有问题，确实是没有这样一种提法，而是应该说“几大文明起源地”，但是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地区是派不上前四大，最多只能排在第五，而科里特文明恰恰是被排在第三位，而这个排列的依据就在你劝我要读的《全球通史》里面，这很滑稽，你劝我要读的书你自己却没有认真读过，顺便说一句，我从来不在网上读电子书，那太损害视力，也无法集中注意力，我都是到图书馆去读。

你说“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这个概念是不是有问题，把“中国”这个国家概念跟上古文明初起时还没有“中国”这个国家概念的商周文明捆绑在一起是不是幼儿园口号？最多只能说“华夏文明”这个概念，那么这个问题，我的看法就是：真正的华夏文明在宋代以后已经消亡了。

另外，科里特文明为什么不能跟希腊联系在一起，《全球通史》里可没有说二者不能联系在一起（就算他说了我也能驳倒他），不错我承认希腊的古典期文明所使用的文字是起源于腓尼基文字，没有直接传承科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的线形文字，这一点无法跟中国文字直接继承商周文字相比，但是古希腊文明在大多数方面是直接受科里特文明和迈锡尼文明的影响而兴起的，凭什么说没有关系？更何况，迈锡尼文明毫无疑问应该算是正宗的希腊文明了，他的文字（线文B）就直接源于科里特文明（线文A），即使从迈锡尼文明算起，仍然早于商文明。

至于商文明，我当然知道商人仍有遗存，但是我原文说的“商民族已经消亡”难道就是说商人已经被杀得一个不剩了才算是“消亡”吗？你们对中文是怎样理解的？我说“商民族已经消亡”难道有错吗？

另外芦网友就纸和印刷术这些问题对我的质疑，我只能说，你根本没有看我的原文就下结论了，这样我写文章就成了对牛弹琴了。我既然写这些文章，我当然知道毕升的泥活字记载于《梦溪笔谈》这个简单的事情，但是我长篇大论地写文章出来就是为了证明现在的活字印刷术起源于毕升的泥活字是站不住脚的，不然我写那么多干什么？

其实绝大多数人对我观点的批评都可以在我的原文中找到答案，只是他们根本就没有耐心看完就匆忙下结论了。关于纸的问题，我也说了，那要看用什么标准。关于印刷术，雕版印刷术与各个国家民族早就有的印章一类的东西是同样性质的产物，不是中国人的独家专利，我们自己宣传的也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那么这个问题我已经论证过了，那是古登堡的发明。

关于其他一些有疑惑的问题，因为质疑者语焉不详，我只能大概说一下，所谓中国的某些考古新发现，不过就是用新石器时代的氏族部落遗迹来混淆文明这个概念。详见我的原文。

至于什么“玉石文明”，没有这种狗屁概念，再漂亮的玉石还是石头，不需要特殊技术就可以进行加工的天然产物，那仍然是属于石器时代范畴的产物。其他国家地区也多得是，也有石器时代就有的用天然铜（不要怀疑，自然界有天然铜存在）打造的铜器，用黄金白银打造的饰物，用象牙雕刻的艺术品，玉器，等等。是不是人家也可以炮制出一个“红铜文明”“黄金文明”“白银文明”“象牙文明”？

之所以要用文字，金属冶炼术，城市等的出现作为文明与石器时代的分野，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金属冶炼术的出现与石器时代用天然铜，黄金，玉石，象牙等天然物制造器具有本质的区别。

还有什么“陶划字符”，那也纯属胡扯，那不是文字，最多只是计数符号，没有确切意义的图画符号，没什么可怀疑的，其他国家地区石器时代同样的图画符号也多得是，而且这个恰恰证明了中国地区文明的西来说。因为这些符号里面有很多都是当时遍布世界的日石文化中都有的一些共有符号。比如那个佛教和纳粹都曾经用过的正反万字符号。如果有谁还不服气，你有本事就去让国际上承认那是中国最早的文字，中国的文明史马上就可以提前几千年。

我的时间有限，如果还有什么问题，建议详细查看我文集中《所谓四大发明的无稽之谈》《再谈四大发明的神话完全是一种虚假宣传》《从头审视所谓四大发明等说法的种种谬误》《所谓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无稽之谈》等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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