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血汉奸™

[飞虎队]

这篇《全面解析所谓“四大发明”神话的谎言》是在《所谓四大发明的无稽之谈》《再谈四大发明的神话完全是一种虚假宣传》《从头审视所谓四大发明等说法的种种谬误》等三篇文章的基础上重新撰写的，并根据近年来所掌握的新资料，以及针对历年来各种批评，增加了大量的新内容，和解答，使得其更加翔实，细致，全面，逻辑上更加严密，论证更为完整，相信可以针对绝大部分的质疑作出合理的解答。

因全文太长，故分段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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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新版】全面解析所谓“四大发明”神话的谎言

引言
一。火药
二。印刷术
三。指南针
四。纸
结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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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还在我读书的时候，我就对所谓“四大发明”的神话及诸如此类的自吹自擂感到很不以为然∶这些肤浅的，感性认识的东西怎么能算得上是什么“伟大发明”？这些东西的技术含量接近于零，充其量只能算是某种“发现”而已，最多也不过就是某种技术雏形，而这样的“发明”，技术雏形，其他国家民族很多都有，你怎么能贪天之功地将其都算在自己头上？而且，它们跟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印刷术，火炸药，罗盘，造纸术，在技术含量上，所运用的科学理论深度及智力活动水平上的差距无异于猴子与人之间的差距，而其中现代印刷术，现代火药跟中国宣称的所谓“四大发明”根本就是性质不同的两种产物，并没有任何继承关系，你怎么能偷梁换柱地将其算作是自己的“发明”？

其实，说这些东西是属于我们中国人所作出来的“伟大发明”只不过是王婆卖瓜式的自吹和欺人，这种自欺欺人的说法甚至都不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出面搞出来的，而是李约瑟这个中国官方廉价雇佣的枪手搞出来给我们伪充面子的。

因为近现代所有文明成果，都是西方创造的，中国人在这个事实面前深感自卑，但是又不愿意或者无力奋起直追去创造出自己的成就来贡献给人类，所以只好通过虚假编造的手段来满足自己的意淫需求，但是西方文明这几百年来的成就全世界眼睛都看的清清楚楚，想造假吹嘘成是自己的功劳不可能，于是中国人就把造假吹牛的方向放在古代历史上，反正年代久远，难以考证，再利用文言文的语义模糊，隐讳，多歧义，通过对各种零零散散互不相干的野史传说的牵强附会的解释，加以华丽辞藻的包装，无中生有地编造出种种“中国古代科学成就，文明成果”，然后厚颜无耻地把别人西方的任何现代文明成就，科学成果都讹诈成是“从我们这里传过去的”“是受我们的影响”“没有我们的发明就不会有你们今天的成就”，这样他们就以为占到西方的便宜了，心理就得到平衡了，虚荣心得以满足了。

我决定要将这个“四大发明”神话的谎言从头进行彻底的剖析，还其真实面目，还西方文明一个公道。经过多年的搜集资料，研究整理，现在终于时机成熟，能够来完成这个工作了。

中国人特别津津乐道于马克思谈到指南针，火药，印刷术这“三大发明”的那几句名言，其实马氏不过拾人牙慧而已，最早谈到所谓“三大发明”的人是英国哲学家培根，他对这几种发明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不过今天看来显然是夸大其词了，分别从文学，军事，航海活动三方面阐述，后来马克思那些论调不过是把这几句话改头换面了一下就照搬过来，似乎很给我们中国人挣了面子，不过可惜的是，培根根本就没有说“中国的三大发明”，而是说“它们的起源模糊不清”，详见《新工具》一书。

事实上不管是培根还是马克思，他们谈到的所谓“三大发明”都不是我们中国的所谓“三大发明”，而是西方的“三大发明”，马克思甚至毫不客气地认为“中国根本就没有科学和哲学”。

所谓“四大发明”的说法是到了上世纪时才由“科学史家”李约瑟炮制出来的，虽然在这之前也有类似的论调出现，但是是借着他的名义，中国人才得以将其正式地大张旗鼓加以宣传。

李约瑟本来是一个英国生物化学家，37岁那年（1936年），他认识了来到他所在实验室工作的中国女留学生鲁桂珍（后来成为了他的妻子），在她的影响下，或者说诱导下（李约瑟自己也坦承了这一点），李约瑟开始对中国产生了兴趣，并以37岁的年龄开始学习中文，并且非常可笑地一开始就以学习对于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来说都算是晦涩难懂的先秦著作《管子》作为起点。然后开始“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并于1942年应邀到中国“工作访问”了四年。数年之后，就炮制出了煌煌几大册《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中译《中国科学技术史》）。出于一种猎奇的心态，书中牵强附会地“考证”出了很多神奇的中国古代“科学发明发现”，如古代的“机器人”（实际上是木偶），古代的“直升飞机”（竹蜻蜓），古代的“化学武器”，四大发明，等等。

他的中文水平到底怎么样，似乎不得而知。而且他已经去世，似乎也无法验证了。不过，有一个很可笑的事实摆在那里：他虽然被中国人尊奉为研究中国古代“科学史”的专家，大师，汉学家，中国通，但是他与中国人之间的通信，甚至在为他的作品出版中文版所做的答谢中，和为他的中文传记写的序言，都从不用中文而用英文。所以也可想而知到底他是不是真的懂中文。而世界上有这样不懂中文的“汉学家”吗？

而他的人品怎么样，是不是一个诚实的人？从他不惜撒谎作假在朝鲜战争时期为中共指控美国在中国东北投放生物武器一事作证，就可以得出结论了。而这一历史谎言，经由苏联解体后解密的文件已经得到澄清了。

他不仅不是研究科学史出身，而且没有得到国际学术界主流的认可，更是连中文都不太懂，这样炮制出来的东西没有可信度。翻古书，辨识文言文，这些我们中国人比他精通。而他书中的种种错误也早有人指出。

连他妻子鲁桂珍也承认：李约瑟并不是一位职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正式学过科学史，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顺便涉猎而已。

他本人在英国学术界颇受冷落，为了哗众取宠，于是另辟蹊跷搞一套“非西方中心论”，并在中国官方的操纵下进行。他本人不过为了出“学术成果”罢了，至于搞这种“精神鸦片”出来对本来就缺乏科学精神的中国人毒害有多大就不是他所关心的问题了。

至于那个后来成为了他妻子的女留学生鲁桂珍在这一事件中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那是不言自明的。

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江晓原教授，发表在2001年5月24日的《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李约瑟难题’是伪问题──《南方周末》专访”对此有客观的评价，我将在文后引述。

至于培根和马克思所夸大其词的所谓“三大发明”的“历史作用”，只不过是哲学家式的把复杂事物简略化的表述方式，一种似是而非的提法，这一套把戏对经历过马克思那已经宣告破产的“科学共产主义”和“辨证思维”洗礼的中国人来说都不陌生了。

如果要说在古代历史发展上的重要性，影响力，没有什么发明或者发现能比得过火的使用，弓箭的发明，以及制陶术，青铜冶炼术，冶铁术，文字，车轮，驯养家畜，犁等等发明，培根居然说那三大发明没任何东西能够相比，这完全是夸大其词，跟上述事实完全矛盾。没有这三大发明，也有其他的替代物在起作用，但是没有上面提到的那几项发明，整个人类就不可能进步，几乎没有任何民族在发展的过程中没有依赖到这些发明，而印地安人正是因为没有发展出这之中的几种技术，所以他们的生产力水平和文化水平才受到了限制，提高不起来。

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阐明这个问题：即它们－“四大发明”，到底是不是我们中国人所“发明”的或者说首先发现的；它们到底是不是像所吹嘘的那样“对人类作出了重大贡献”，到底有多少影响；而且，这些东西到底包含了多少足以称得上是“发明”的技术含量，因为根据辞典上的解释，够得上称为“发明”的东西应该具备三个条件：一定程度的技术含量，较高水平的智力劳动特别是逻辑思维活动，特定历史条件下相关行业最高的认识水平；第四，从定义这种发明的关键的技术点上来看，它们跟其他国家民族类似的古代技术雏形以及现代意义上的发明有什么异同点，具不具备构成该种发明的技术概念。

下面就让我们来从头审视一下所谓“四大发明”的来龙去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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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火药

被中国官方和御用学者长期误导的重要一点：近代西方人常常提到的以及在近现代西方历史上起到重要作用的“火药”跟中国所谓的“火药”并不是一回事。

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

一，火药分为黑火药和黄火药两大系统，两者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产物，没有任何传承关系，完全是各自独立发展起来的技术系统，而中国古代的“火药”属于黑火药系统，黄火药系统属于近现代西方发明，跟中国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近现代军事和工程中使用的基本上都是黄火药系统，包括猛炸药，发射药，击发药，起爆药，推进剂；黑火药只是在作为导火索和烟花爆竹以及猎枪发射药等方面还在使用。

“黄火药”这个名称并不是规范的术语名词，应称之为“黄色炸药”较为妥当，并特指诺贝尔发明的硝化甘油类安全炸药，以及J·威尔勃兰德发明的梯恩梯（TNT，化学成份为三硝基甲苯），不过作为一种泛指和通称也并无不可，故也包括了作为近现代枪炮发射药的硝化纤维火药，无烟火药等，黄火药只是这个体系中几类产品的俗称，这个系统中的各种发明满足了近现代工业和军事所需要的全部技术需求，是整个近现代军事工业的奠基石。

而作为发射药使用的Gunpowder，分为black powder（黑火药）和smokeless powder（无烟火药），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smokeless powder（无烟火药）属于我上面所说的黄火药系统，这是websters大辞典上的说明：【Gunpowder is an explosive substance, used as a propellant for firearms. There are two types, "black powder" and "smokeless powder." Almost all modern guns use smokeless powder.】--可以看出，近现代枪炮中使用的基本上都是无烟火药，而不是黑火药。

smokeless powder（无烟火药）又称为cordite【A smokeless explosive powder consisting of nitrocellulose, nitroglycerin, and petrolatum that has been dissolved in acetone, dried, and extruded in cords.】（无烟线状火药，一种无烟炸药，由硝化纤维素、硝化甘油和凡士林组成，在丙酮中溶解，风干并压成绳状），属于double base powder(硝化甘油与硝化纤维双基火药），是跟黑火药完全不同的东西。

二，黑火药系统，中西方也是各自独立发展的，西方的黑火药雏形并不比中国出现得晚，甚至还要早得多，跟中国并没有传承关系，相反，根据明史记载，符合近代发射药正确配比的真正具有使用价值的“黑火药”反倒是明代时随着西方火器一同传入中国的。这些西方火器包括直接从葡萄牙人那里引进的红夷炮（又称红衣炮），佛郎机，和间接通过日本人传入的火绳枪。

中国制造的黑火药由于含硝量太低，杂质太多，燃烧后膨胀能量不足，并不适合于作火器的发射药，欧洲和阿拉伯发明的黑火药将含硝量提高到了75％，才能够适用于作火器发射药。中国后来使用的适合于作火器发射药的黑火药是随着火绳枪的传入从西方同时传入的。

从关键的技术点：制造方法上来区分，黑火药的制造方法只是简单地将硝石，硫磺，木炭等几种天然物混和在一起，是一种混合物，属于物理范畴的制造方法。而且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感性认识，经验主义的积累，中国古代一直都用阴阳五行来解释黑火药的原理（如宋应星《天工开物》），所以在中国当然也不可能再有什么发展，这是毫不奇怪的。

黄火药的制造方法是使用化学合成手段，是一种化合物，属于化学范畴的制造方法。黄火药的产生发明出来是有近代化学科学作为理论基础的。重要的发明往往其内在要有一定的科学理论作为支撑，科学不发展到一定程度确实是产生不出具有重大作用的发明。（注意：黄黑火药的区别在于其制造发明的方法，而不是根据颜色来划分，有一些弱智的批评者老是故意歪曲这一点用来反复攻击我的观点，故此说明一下）

我们先来看看黑火药的起源问题。

中国学者不愿提起的是，黑火药的起源也有多种说法，在很多古代文明地区都有类似于黑火药的发明的记载，比如欧洲人就认为，黑火药是希腊火药的衍生物（详见下文），学术界还有的认为，是印度人先发明了黑火药的。

先来看看黑火药起源于中国的说法是怎样说的。几乎所有介绍黑火药发明的中国较为正规的书籍和文章都会有意无意地提到古代的炼丹术，特别会提一下诸如唐代的孙思邈或者是晋代的葛洪及他们的著作如《抱朴子》《孙真人丹经》（而这个《孙真人丹经》据考证只是后人伪托孙思邈所撰）等，还有什么硫磺伏火法之类，暗示他们那个时代已经“发明”了黑火药，甚至很多小报类的读物就直接说唐代已经“发明”了“火药”，不过这完全是一种误导，根本不是这么回事。

实际上他们只是把很多乱七八糟互不相干的东西混在一起烧炼想要炼出所谓长生不老丹，这其中既没有构成黑火药所必要的一些成分，如单质的木炭粉，也没有正确的配比，如葛洪加的是猪大肠，《孙真人丹经》中加的是皂角子。炼制的结果也没有产生任何所谓的“黑火药”的发明结果，葛洪是炼出了一种白色结晶体，《孙真人丹经》中是产生了燃烧。他们炼丹的记录俱在书中，大家可以去找来看看。

某些人狡辩说猪大肠皂角子里面含有碳元素，所以勉强也算，这完全是一种弱智的谬论，要构成能够发生爆炸的黑火药需要的是单质的木炭粉，而不是所谓含有碳元素的任意物质，因为这并不能产生爆炸的化学反应，而且几乎所有的自然物质里面都含有碳元素，如果照这种弱智逻辑，那么任何可燃自然物质都可以算作是“火药”了。

还有就是唐末炼丹书《真元妙道要略》中记载的：“有以硫磺、雄黄合硝石并蜜烧之，焰起烧手面及烬屋舍者。”--从这足以看出：这仅仅只是“发现”了硝硫混和后的燃烧功能，根本不能算是发明了“火药”。

当然，黑火药是一种混合物而不是化合物，它并不是通过炼丹的方法炼出来的，只能是偶然发现一点线索并通过不断试验找到正确的配方。而事实是古代中国人最终也一直没有能够发现黑火药的正确配方。这不是危言耸听，看完下文就明白了。

然后到了宋代，中国的宣传中称《武经总要》记载了世界上“最早”的三个“火药配方”：火球火药方，蒺藜火球火药方，毒药烟球火药方。这又是一种误导。这三种所谓的“火药”其实只具有燃烧性的功能，只是用来做燃烧性火器的发火物，发烟物（北宋时只有燃烧性火器）。不仅如此，后来的喷射式火器所用的仍然是这种燃烧性火药，就是我以前澄清过的那种“突火枪”一类的东西，现在两相对应，更证明了“突火枪”之类的东西只是一种简单的喷火筒。

事实上那时候根本就没有发现所谓黑火药的正确配方，这三种所谓的燃烧性火药的详细配方书上都有记录，大家看一下就明白了，宋代人只是不知其所以然地胡乱把很多不必要也不相干的东西混杂在一起，其中成分多达十几二十多种，不仅配方不正确（其中两种仍然没有加木炭，一种基本上没有含硝），杂质太多，而且最关键的是，其中硝所占的百分比严重不足，不到50％，而这是是否成其为真正的火药的一个关键的技术点，因为由于含硝量太低，燃烧后膨胀能量不足，是无法用来作火器的发射药的。--（化学方程式：4KNO(3)+S(2)+6C=2K(2)S+2N(2)+6CO(2)）

我把这三种“火药”的详细配方列出来：

毒药烟球火药方：川乌，草乌，南星，半夏，狼毒，蛇埋，烂骨草，金顶砒，牙皂，巴霜，铁脚砒，银绣，乾漆，乾粪，松香，艾肭，雄黄，金汁，石黄，硝火，硫火，松灰，柳灰，斑猫，断肠草，姜汁，烟膏，虾蟆油，骨灰。

蒺藜火球火药方：焰硝二斤半，硫磺一斤，粗炭末五两，沥青二两半，乾漆二两半，竹菇一两一分，麻菇一两一分，桐油二两半，小油二两半，清油二两半。

火球火药方：焰硝二斤半，硫磺十四两，窝黄七两，麻菇一两，乾漆一两，砒黄一两，定粉一两，竹菇一两，磺丹一两，黄腊半两，清油一分，桐油半两，松脂十四两，浓油一分。

从这三个“火药”的配方可以看出，实际上宋代人一开始并没有发现具有爆炸功能的火药产物，更无法象后来那样将其用作火器的发射药，而只是将其作为一种燃烧物使用，利用其纵火，发烟的功能来杀伤敌人，因为其不正确的配比和所含大量杂质决定了这一点。如沥青，油类。

这只能说是“发现”了硝硫混和后的燃烧功能，并不能算是发明了“火药”，因为其并不能真正用于枪炮发射药。

一直到了明代，戚继光所著《纪效新书》和茅元仪所著《武备志》（1621年）才开始记载了通过日本人从西方间接传过来的能够适用于作火铳发射药的黑火药配方，中国的历史书上会遮遮掩掩含含糊糊地告诉你“这时候的火药配方已经很接近黑火药的标准配比了”，掩盖的就是这一历史事实。

现在我们需要澄清一下真正的黑火药是什么。这很重要，因为我们一直以来宣传的“黑火药的发明对世界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导致了军事变革”这种说法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上的：即真正能够构成是黑火药的发明的是要能够用于作枪炮的发射药来推动弹丸发射，不这样也就产生不了真正意义的枪炮。这是一个关键的技术点，是是否成其为真正有使用功能的火药的技术概念。因为如果不满足这个技术点就只是普通的燃烧物，而对枪炮的形成发展实际上没有起到作用。

而第二个关键的技术点是，即使是后来产生了具有了爆炸性功能的火药，它的正确配方是要有一个严格的配比关系和组分构成的才适合于作发射药的，即：硝75%，硫磺10%，木炭15%，这就是真正的黑火药的配方。而这黑火药却是由西方人发明的，并在明代随着从西方传入的火绳枪一起传到中国来的。这个事实跟印刷术从西方传入中国这个历史事实一样被蓄意掩盖了。

看到这里，读者可能会问：那么蒙古人不是也制造出了火炮，用的不是火药吗？那之前的燃烧性火药也可以说是黑火药的前身吧？

问题的关键在于，在我们中国人声称在宋末元初我们已经发明了能用于火炮上的所谓火药的时候，就在同时期，中东的阿拉伯人和欧洲人也早就已经有了能用于火器发射的火药。而西方的火药，并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是从古代中国传到西方去的，今天的种种说法，都只是猜测而已，而这种猜测仅仅只是依据不同发明在不同地区出现的时间早晚作出的，这被称之为文化上的一元论。

而蒙古人攻城用的火炮实际上是用抛石机把爆炸性的火器抛掷到远处来使用的。那时候还没有后来那种金属管形的大炮。

那时所说的“炮”，是指的抛掷爆炸性火器的抛石机，如回回炮，而不是后来所说的火炮的意思。另外，爆炸性的火器是金人（女真人）发明的。还有那时所谓的“火箭”，其实是将燃烧物绑在箭上靠弓弩抛射发射的“fire arrow”，而不是靠火药的喷射作用发射的所谓“rocket”，而这种“火箭”，其他国家民族早就在使用了，如希腊人在公元前429年已经在使用了。很多这种欺骗性宣传都故意误导人们以为那是“rocket”。

而最早的抛射性金属管型火器出现于元至顺三年（1332年），这时候用来做发射药的火药中销含量已经有所提高了，杂质也相应减少了，但还是远没有达到后来能够真正有实用价值的黑火药的标准。但是在这之前，1247年，英国科学家罗杰.培根（Roger Bacon，并非前文那个培根）和一个修道士史瓦兹（Berthold Schwartz）都已经记载了作为发射药的黑火药配方。而它在现实中的使用还要更早。

然而，中国学者找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西方的火药配方是从中国传入的，于是就猜测：是1241年，蒙古军攻打波兰时可能使用了火药，将其传到了西方，但是蒙古人在那次战役中，实际上使用的是上文提到的那种“毒药烟球”，利用其燃烧发烟功能杀伤敌人。从我们上文引述的配方可以看出，那其实根本不是什么火药，连根本的硝硫炭组分基本上都没有，只是一种普通的燃烧物。即使有人知道了这种东西，也根本不可能从这种普通燃烧物引申出火药的技术概念。而且蒙古军以骑射为主，只是偶尔使用火炮，用于恐吓或者焚城。

第二个问题，就是《武经总要》所记载的那种所谓最早的“燃烧性火药”，实际上同样的燃烧性火药在其他国家早就已经出现了。除了我以前所提到的印度以外，还有一种希腊火药。而且比中国出现的火药早了整整五百多年。

希腊火药，通常又称为希腊火（greek fire），是用在一种喷射式火器上的燃烧剂，被称之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喷火器。公元七世纪由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庭帝国）的希腊人发明（一说是叙利亚人Callinicos发明），用于与阿拉伯人的战争。拜占庭人对其配方长期保密，后来研究得知其配方是含有硝石，苦土粉，硫磺，沥青，树脂，石油，生石灰等的一种混合物，因为其中含有生石灰，遇水也能反应，发射之后落在水面上可以将火势蔓延开去，所以长期用于海战。（这种含生石灰的燃烧物在中国也曾出现，不过那是在此六百年之后的南宋了，也就是虞允文在采石矶之战中使用过的霹雳炮，实际上就是跟前面提到的三种火药方同类型的燃烧性火药，主要成分为石灰和硫磺，通过燃烧发烟熏迷敌人眼睛，没有爆炸杀伤效果，见于杨万里《诚斋集.海（鱼酋）赋》记载）。

关于这个希腊火药配方中含有的石油，我们知道开采出来的石油（原油）是一种很粘稠的半固体状的流体，并且未经提炼过的含杂质的原油也不是那么容易燃烧的，如果是轻油，那是开采天然气时的伴生物，不知道古时候的人是否有能力提炼出来，还有沥青，也没有什么燃烧性，不知道为什么要加这些杂质。不过联想到我们中国后来的燃烧性火药配方中同样混杂了更多更无关的杂质，其中也有油，沥青之类，看来也不是没有可能的。

有人认为希腊火药是通过抛射的方式发射使用的，不过通过很多拜占庭时期的绘画可以看出，希腊火药是从一个喷火筒中喷射发火的，用来烧射远处的敌船，一直在战争中使用了好几个世纪。

而现在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要形成后来的黑火药，成分中需要有硝，因为其作为自供氧组分是必不可少的。而中国学者宣称：在十三世纪之前，阿拉伯人和西方人并不知道有“硝”这种东西，证据是阿拉伯人将硝称为“中国雪”，说明硝是从中国传来的。而这完全是荒谬的，根本不能说明任何问题。难道因为印度人发明的数字系统被称作“阿拉伯数字”，就是阿拉伯人发明的吗？

同样，按照这种逻辑，也完全可以证明，希腊人早就已经知道“硝”了，因为英语中“硝”这个单词就是直接来源于希腊语。

而事实上，早在公元八世纪，阿拉伯炼金术大师Geber就已经知道“硝”了，并已经能够制造硫酸，硝酸，这是史有明文的。所谓“十三世纪之前，阿拉伯人和西方人并不知道有硝”完全是谎言。而这时候，中国的原始火药还没有出现，希腊火却已经使用几百年了。

而根据websters大辞典上的解释：【Greek Fire： A composition of nitre, sulphur, and naphtha. Tow steeped in the mixture was hurled in a blazing state through tubes, or tied to arrows. The invention is ascribed to Callinicos, of Heliopolis, A.D. 668.】--可以看出，这是明确说明了希腊火药是含有nitre（硝）的。

西方人传统的认识就是：是希腊火药衍生出了后来的黑火药，如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在《从地球到月球》一书中就是这样叙述的：“火药并不是哪一个人发明的，它是“希腊火”的直接衍生物，希腊火和火药一样，是用硫磺和硝混合起来的。不过这种混合物后来就由导火物变成爆炸物了。”

事实上，早在古希腊时期，公元前五世纪，斯巴达人与雅典人作战时，就曾经将硫磺等混合物点燃后作为攻城的武器。这时就已经出现了“希腊火”的雏形。

这类简单直观的原始技术，对于任何具有同等智力的民族来说，都是很容易被认识到的，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但是，能够通过研究，发现出正确的黑火药硝硫配比，并能够真正成为有使用价值的枪炮发射药，才是比仅仅只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感性认识和原始发现要重要得多的发明步骤。

希腊火药后来传到西欧和阿拉伯，并衍生出中世纪的火药。其配方是：硝75%，硫磺11%，木炭14%，用来作为火绳枪的发射药。并实现了颗粒化（因为早期的粉末状火药燃烧后反应不够迅速）。并在明代随着火绳枪的传入同时传入中国。

1247年，英国科学家罗杰.培根（Roger Bacon）在他的书中记载了黑火药的配方。当时的《不列颠百科全书》都是明确写着火药的发明人是罗杰.培根。黑格尔在其著作《历史哲学》中，也确认了这一点。

而李约瑟为了证明黑火药是从中国传到西方去的，做了一个解释：中国的黑火药配方，其硝含量是一个逐渐增加的过程，从早期的不足50％，以及混含大量杂质，逐渐提纯，并增加硝含量，一直到明代才稳定在75％左右，显然是有一个逐渐摸索的过程；而西方的黑火药配方，其硝含量却是一开始就保持在75％左右，另两种成分的配比也很正确，似乎西方人一开始就知道怎样正确配比黑火药成分，显然是直接从其他地方学来的。

可是这种解释是很荒谬可笑的，因为不管西方黑火药为什么一开始就已经知道了正确配比，但是它的年代却早于中国明代才开始知道的正确配比几百年，难道你能因为儿子长得跟父亲相象，就说父亲是儿子生的吗？

除非你能证明你在明代已经发明了时间机器，能够回到几百年前去，才能证明这个早几百年的西方黑火药正确配比是从晚几百年的中国传来的。

至于为什么西方人一开始就很快发现了正确配比的黑火药配方，这很简单，因为人家就是比你聪明。别人只需要多做几次对比实验，去伪存真，就能够很快找到正确的方法，原理。而你懵懵懂懂拖拖沓沓地“摸索”几百年也不能找到正确的方法。难道不是这样吗？这几百年来特别是一百多年的历史还不够证明这一点吗？

这就是整个火药起源的历史脉络，如上所述，不管是燃烧性的火药，还是能够真正作为枪炮发射药使用的黑火药，都是西方首先发明的，而且时间上比中国早了几百年。

从炼丹术的活动导致了火药的发现这种说法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西方的炼金术传统比中国的炼丹术历史悠久，技术上更复杂得多，配制希腊火药的几种矿物中就有一些是炼金术常用的药品。西方更早地发现了同类型的火药是毫不奇怪的。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黄火药的源流。

1771年，英国的P.沃尔夫合成了苦味酸，这是一种黄色结晶体，最初是作为黄色染料使用的（注意这一点，这说明其产生并没有受到所谓“黑火药的影响”，是偶然发现的，这也是黄色火药的名称的由来），后来发现了它的爆炸功能，十九世纪被广泛用于军事，用来装填炮弹。它是一种猛炸药。

1779年，英国化学家E.霍华德发明了雷汞，又称雷酸汞。它是一种起爆药，用于配制火帽击发药和针刺药，也用于装填爆破用的雷管。

1807年，苏格兰人发明了以氯酸钾，硫，碳制成的第一种击发药。

1838年，T.J.佩卢兹首先发现棉花浸于硝酸后可爆炸。1845年德国化学家C.F.舍恩拜因将棉花浸于硝酸和硫酸混合液中，洗掉多余的酸液，发明出硝化纤维。

1860年，普鲁士军队的少校E.郐尔茨用硝化纤维制成枪、炮弹的发射药。俗称棉花火药。至此硝化纤维火药取代了黑火药作为发射药。

1846年，意大利化学家A.索布雷把半份甘油滴入一份硝酸和两份浓硫酸混合液中而首次制得硝化甘油，硝化甘油是一种烈性液体炸药，轻微震动即会剧烈爆炸，危险性大，不宜生产。

1862年，瑞典的A.B.诺贝尔研究出了用“温热法”制造硝化甘油的安全生产方法，使之能够比较安全地成批生产。

1863年，J.威尔勃兰德发明出了梯恩梯（TNT）。梯恩梯的化学成份为三硝基甲苯，这是一种威力很强而又相当安全的炸药，即使被子弹击穿一般也不会燃烧和起爆。它在20世纪初开始广泛用于装填各种弹药和进行爆炸，逐渐取代了苦味酸。

1866年，A.B.诺贝尔用硅藻土吸收硝化甘油，发明出了达纳炸药。俗称黄色火药。

1872年，诺贝尔又在硝化甘油中加入硝化纤维，发明了一种树胶样的胶质炸药──胶质达纳炸药，这是世界上第一种双基炸药。

1884年，法国化学家、工程师P.维埃利发明了无烟火药。这一发明具有极重要的意义，为马克沁重机枪的发明创造了弹药方面的条件，因为依靠以前的有烟火药，产生杂质太多，会导致阻塞，是无法用于机枪子弹发射的。至此有烟火药被取代，无烟火药成为普遍使用的发射药。

1887年，诺贝尔用硝化甘油代替乙醚和乙醇，也制成了类似的无烟火药。他还将硝酸铵加入达纳炸药，代替部分硝化甘油，制成更加安全而廉价的 “特种达纳炸药”。又称 “特强黄色火药”。

1899年，德国人亨宁发明了黑索今，它是一种比梯恩梯威力更大的炸药。这是仅次于核武器的威力最大的炸药。

从上述线索可以清晰地看出，黄火药系统是怎样一步步独立发展起来并导致了近代军事的重大变革的。在这一过程中黑火药已经逐渐被淘汰。

黑火药在欧洲长期被用于烟火和纵火用途，也曾被用来作为枪炮的发射药，但是只能适用于中世纪的那种力量有限的原始火器，如火枪火铳滑膛枪炮，不适于作为后膛步枪，机枪等近现代枪炮的使用，而中世纪火器跟近现代枪炮也完全是两种性质的概念，原理上，技术上，制造加工上都是完全不同的，不要被它们某些外形上的类似点所迷惑了。其力量也有限，在很多时候，近代西方战争中仍然主要依靠骑兵冲锋作为制胜的手段，一直到机枪被发明出来才结束这种情况，早期前装滑膛枪并不比十字弓威力大多少，并且长期与弓弩等共存使用。我们不应该被那些夸大其词的描述所误导。

作为发射药使用的黑火药在十九世纪就已经基本被淘汰了，随着无烟火药，双基火药，雷管，TNT等的出现，才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军事革命，才有了我们现代意义上的枪炮，火箭炸弹导弹。

注意到上面黄火药系统的发展源流，可以发现其中好几种重要的火药，最初被发明出来都不是准备要用于军事的，甚至有的最开始都不是要用来做炸药的。这个事实让硬要厚着脸皮说黄火药的发明也是受了黑火药的启发的某些国人都无法自圆其谎。更不用说黄火药跟黑火药在原理，性质，方法，用途等诸方面都是截然不同的。

近现代整个军事工业体系中，从火帽底火所用的击发药，到雷管等用的起爆药，到弹筒中的发射药，弹体里装填的猛炸药，火箭导弹的推进剂，全部使用黄火药系列，基本上没有使用黑火药了，可以说黑火药根本就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已经没有什么可吹的了。而且，真正有实用价值能作为发射药使用的黑火药也是西方人发明的。

黑火药现在仅仅在在导火索、烟火药等方面还有点用途，或者作为猎枪子弹发射药。仅靠使用黑火药是不可能产生出现代的这种后膛装填式射击武器和各种炸弹火箭导弹，这是被“四大发明”的鼓吹者们所故意忽略了的一个历史事实。

很多中国人常常用一种不无遗恨的口气说：古代中国人制造出了火药，却用来做烟火，太可惜了。那么，可以这样说，不是因为中国古代只想得到用黑火药做烟火，他们也尝试过要把它用于军事上，但是在大部分时候特别是早期，中国的那种原始粗糙，杂质太多配比不正的黑火药也确实只适合用来做烟火，用来做大炮发射药很不方便，其药性不好，导致大炮威力，射程，准确度很低，一直到了明代从西方引进了正确配比的颗粒化的黑火药，才真正有了更多的实用价值。大家不必为此感到遗憾了。

如果说黑火药在中国是受了儒家文化环境的影响而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那么在同样使用黑火药的日本，印度，阿拉伯，土耳其等等国家和地区，也没有产生近代军事重大变革的作用。这种变革只有等到黄火药的出现才会产生。虽然土耳其人曾经用大炮轰塌了君士坦丁堡的城墙，但是后来仍然偏爱使用弓弩刀剑等冷兵器和骑兵作战。

黑火药只是农业文明时代的一种原始产物，在历史上留下了一点痕迹而已，对推动工业文明的前进并没有以前吹嘘的那样大作用，有人却硬要把这点痕迹吹嘘到对历史起到了缺之不可的程度，完全是误导。

而中国人在宣扬所谓“火药”推动了军事工业变革等等说法的时候，却故意只字不提这主要是“黄火药”的功劳，用偷换概念的手段误导人们以为这全是“黑火药”起的作用。这是一种非常虚伪的作法。而且事实上，真正能够作为枪炮发射药具有实用价值的黑火药也是西方人发明的，并在明代传入中国。这也是中国的很多“专家”“学者”炮制种种“中国古代文明成果”“科学发明发现”的惯用手法。

黑火药在军事发展史上起到了决定性作用这种说法，是一种夸大其词有意误导的提法。客观地说，黑火药是对历史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自古以来成千上万的发明，都可以说是在历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每一种都可以说是不可缺少的。

黑火药在军事发展史上并不能算起决定性作用的发现，道理很简单，因为对现代兵器来说火药的发现只是原材料层面上的发现，并不是象弹道学，冶金学、金属加工技术等方面的方法上技术上科学理论层面上的发现，而后者才是对军事变革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火药可以说是实现从冷兵器向现代兵器转变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环节，但是却并不能算是关键性的环节，因为这种原材料阶段上的东西迟早都会被人们发现的，并无任何神奇之处，而方法上理论上的发现却不是有了原材料就一定会出现的，事实上，中国的历史也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中国人据说在宋朝时就已经“发明”了火药，但是到了十九世纪中叶鸦片战争时僧格林泌仍在用骑兵长矛（还是正规军）作战，仍处在冷兵器阶段，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而使用冷兵器的十几万满清军队轻轻松松就打败了拥有佛郎机，红夷炮，火枪的百万明军，横扫中国，并在征服中国后，摒弃明朝的火器，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证明那种中世纪原始火器威力不大，并不对冷兵器具有什么优势。

黑火药的作用被大大夸大了，就以古斯塔夫为例，虽然那个时候炮兵已经独立成为兵种作战了，但是用骑兵冲锋仍然是主要的作战方式。看过一些拉丁美洲征服史的书籍后也会发现，西班牙人在跟印地安人作战时，甚至还在穿着中世纪那种笨重的金属盔甲，用刀剑肉搏。而西班牙人能够轻而易举地征服印地安人，不过是因为那时候印地安人发展水平还很低，尤其是在军事上，他们甚至连金属兵器都还没有，所以一点都不奇怪。这并不主要是因为什么火器的威力，实际上有没有那种原始的中世纪火器，西班牙人都能够征服美洲。

并且黑火药在中国的发现也跟指南针一样，不过是占了矿产资源丰富的便宜而已。并且其早期只能说是“发现”了硝硫混和后的燃烧功能，并不能算是发明了“火药”，因为其并不能真正用于枪炮发射药。

事实是，十五世纪德国人发明了前装滑膛枪，才开始了从冷兵器向火器的转变（这之前已经有了较简单的火枪火铳），而后十八十九世纪几项革命性的发明：线膛枪，火帽，圆锥形子弹，撞针，连发式枪械的出现，才产生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枪炮。这几种发明是建立在系统的科学理论以及先进的冶金技术和复杂的机械制造加工技术基础上的真正的关键性的发明，这才是对近代军事变革起决定性作用的环节。有了弹道学，冶金学、金属加工技术等和上述这几种发明的出现，从冷兵器时代过渡到火器时代的军事变革才真正实现了。

而如果没有冶金技术的进步，就不可能铸造出能经受得住巨大膛压的炮管和枪管；没有弹道学的研究（这种弹道学的研究从古希腊罗马时代还在使用抛石机发射火球炮弹时就开始了）和瞄准具的发明就不可能产生出能够准确射击的火器，没有金属机械加工技术的进步就不可能制造出复杂的枪机构造和枪炮管内的膛线，没有这些西方科学的贡献，也就不会有真正有实用价值的枪炮，火器也就只能永远停留在那种原始玩具的阶段。这一点一直都被故意忽略了。

而中国乃至整个东亚不管从中世纪的小到火绳枪大到佛朗机一直到近代的线膛枪炮等各式火器实际上都是从西方引进的，曾经被吹嘘成是最早的火枪的“突火枪”只不过是一种简陋的喷射式火器，只是在一根竹筒内装上发火物，有时绑在长矛上，在短兵相接之际，靠喷射火焰来杀伤敌人，但是喷射的距离很有限（不过一两米），杀伤作用很微弱，一般只能起到恐吓敌人的作用，喷射完毕后就直接进入冷兵器格斗阶段。

并且其原理和构造都与西方出现的火枪完全不同，这种玩意实际就有点类似于我们小时候曾经玩过的那种“魔术弹”（射程都远远不如），不能指鹿为马地把这种东西当作是跟近代枪炮同样性质的东西，关于“子窠”的说法也只是猜测，根本没有任何依据，《宋史.兵志》上根本就没有具体说明，实际上只能是跟火药混在一起喷射的铁砂子。但是仍有人要牵强附会地把这个说成是最早的“火枪”。并为了吹嘘这种“突火枪”，居然把《宋史.兵志》上记载的“如炮声，远闻百五十余步”撒谎说成是射程达到了一百五十步。这是非常无耻的（注：“炮”字在这里是爆裂的意思）。《宋史.兵志》上自己也承认：“所作之器，但形式而已”。

至于中国古代原始火器，我看见过发现最早的元代铜火铳--元至顺三年铳（1332年），它的形状就是一个长35.3厘米，口径10.5厘米的大圆筒，这并不是“枪”的技术概念，它这种管身长和口径的比例根本就不可能象现代火器那样发射弹丸来远距离杀伤敌人。如果它发射弹丸，那么弹丸直径起码要达到10厘米，其巨大的重量并不能靠当时的膨胀力不足的原始火药的力量发射出去，更不用说它还需要一定长度的膛内助推运动过程，你们自己估算一下尺寸就明白了；实际上它是发射铁砂子，用跟火药混在一起的铁砂子喷射出去伤人，最多只能喷射几米而已，这是有据可查的。只能起到一点威慑作用而已，就跟前面提到的“突火枪”用途，性能，原理都一样。中国的“考古学家”是故意拿这个东西来欺骗外行人。

中世纪西欧的火枪与中国火器完全没有任何技术上的相似点。完全是一种独立发展起来的火器。并且先进得多。

十四世纪的意大利，产生了欧洲最早的火铳。欧洲现存最早的火铳是十四世纪中叶的（1350年）。

1480年至1495年间，意大利科学家达·芬奇发明了轮发燧石枪机，用燧石的火花点燃火药池，再由火药池点燃火药，将弹丸发射出去。

根据《明史》的记载，十五世纪初，扳机击发式火绳枪开始传入中国，同时传入的还有佛朗机，密鲁铳，及后来的红夷炮，火炮瞄准具。十七世纪，开始有了燧石枪。

不管是东方西方，原始的中世纪火枪火炮威力都有限的很，并没有对军事变革起到决定性的影响。一直到了近代才开始这种变革。

最早进行爆炸式点火技术激发试验的是苏格兰人亚历山大·福希斯。最初使用器皿装雷粉，后来通把雷粉夹在两张纸之间而制成了纸卷“火帽”。

1808年，法国人包利应用纸火帽，并使用了针尖发火。

1814年，美国首先试验将击发药装于铁盂中用于枪械。1817年，美国人艾格把击发药压入铜盂中，发明了火帽，火帽的应用对后膛装填射击武器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并获得了迅速发展。

1821年，伯明翰的理查斯发明了一种使用纸火帽的“引爆弹”。后来，有人在长纸条或亚麻布上压装“爆弹”自动供弹，由击锤击发。

1840年，德国人德莱赛发明了针刺击发枪。其技术特征是：弹药从枪管后端装入，并用针击发火。

1860年，美国首先设计成功了13.2毫米机械式连珠枪，开始了弹夹的使用。

某些人故意将中世纪的那种原始火器如“突火枪”之类的玩意跟近现代枪炮混为一谈，惯用的手段就是抓住两者之间仅有的一两点在外形上构造上的相似之处，如都是管形，都靠喷射气体推动发射物，而根据这两点也可以说印地安人的吹管也是枪炮的前身。然后拼命吹嘘来蒙骗外行人，却故意的掩盖了两者在更多方面的根本不同，而且是导致两者功能上的巨大差异的构造上机理上的根本差别，如现代枪炮的后膛装弹，底火引爆，针刺击发，线膛枪管，圆锥形子弹，药筒装药，等等。没有这些基本特征根本就不成其为近代枪炮的概念。

这种手段就是指鹿为马的伎俩，好比说马有四条腿，鹿也有四条，所以根据仅有的这几点相似之处就可以说鹿就是马，而两者在其他本质方面的更多不同就根本不管了。

从我上面的论述中，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导致了近代军事革命并对历史起到了重大推动作用的“火药”是欧洲人发明的黄火药系统和可作为枪炮发射药的有实用价值的正确配比黑火药而不是中国的所谓“黑火药”。这是一个被蓄意误导了多年的虚假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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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虎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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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印刷术

同样的，印刷术，实际上西方发明的印刷术跟我们中国所谓的“印刷术”也完全是两回事，而且，国际上也是公认古登堡才是印刷术的真正发明者。

当我们说到印刷术的时候，不管说的是活字印刷术。还是雕版印刷术，实际上其基本原理跟另外一种东西--印章，是一样的，其技术概念都是先制造一个模板，然后再用这个模板重复复制内容到其他载体上去，不管印刷所用的材料，载体，操作方法怎样，其原理都是一样的，没什么特别的，这是个很简单的道理。而印章这种东西在各个国家民族都是有的，出现年代比中国早的也多的是。

而中国古代，近代，长期使用的实际上一直是雕版印刷术，一直到近代才从西方引进铅活字版机械印刷术。而雕版印刷术并没有太多实用价值，也没有什么技术成分，所以中国官方在正式一点的宣传资料中，往往都主要强调所谓“四大发明”是指活字印刷术。

那么活字印刷术是怎样发明的呢？中国学者考证说是北宋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印刷术，不过那只是传说而已，因为这种泥活字从来就没有在现实中得到真正应用过，从宋代一直到明清，都普遍使用的是雕版印刷术，以至于很多专家认为，毕升的泥活字印刷术只是个构想，不必当真。

我们先来来看看原始的活字印刷术。

考古学历史学最讲的是证据，特别是实物证据，而且孤证不足为信。恰恰这个毕升发明泥活字印刷术的说法，既没有他的泥活字留传，也没有任何印本存在，而且关于他和他的泥活字印刷，除了《梦溪笔谈》上简略的记叙外就没有任何其他记载了。中国学者依据的就是这么一个没有任何实物依据的孤证。

而且到底有没有毕升这个人都是个问题，他的生平，籍贯等等都没有任何记载。但是有好事者发掘出了一块墓碑，仅仅因为碑石上的名字恰好与这个毕升同名，就强行将其“初步认定为是”毕升的墓碑，以此证明古书上的记载是真实的。而且隔三岔五地为这块莫名其妙的碑石开开研讨会，借机公款旅游，这就是造假成性的中国“考古学界”惯用的手段。但实际上根本无法证明这个连身份籍贯都没有任何记载的毕升就是碑上那个名字代表的人。

沈括所记叙的毕升泥活字印刷术，后来也有人效仿过，清代翟金生等人就仿制过，为此居然花了三十年功夫才印成第一本书籍，可见这种东西效率之低下，根本没有实用价值，最多只能说是一种失败的发明，一种昙花一现的产物。由此可看出，毕升的泥活字印刷技术远未成熟，根本就没有也无法在现实中得到什么应用，从宋元到明清普遍使用的都是雕版印刷。不存在所谓“对人类历史作出了重大贡献”的问题。

而且，毕升所谓的“泥活字”严格地来说根本不能算是活字，因为他采用这种单独刻字模的方案并不是为了象近代的活字印刷这样实现重复组合使用的功能，而主要是为了解决雕版印刷术容易刻坏印版的问题，因为刻雕版时一不小心刻坏了一个字，整个印版就报废了，所以才采用这种把字符分开单独刻制的方案，而毕生的胶泥活字一旦拼合在一起后，就粘在一起了，使用完后，很难再拆卸开，所以根本就没有起到“活字”的作用，胡适，罗振玉等人曾做过实验，证明了泥活字无法正常使用。后来记载中的元代木活字也是一样的问题。把毕升的“泥活字”说成是发明了“活字印刷术”这是偷换概念。

后来元代王祯据称首创了木活字印刷术，但是也没有印本实物，和活字实物留传下来，这种木活字，根据尝试，效果很不理想，而使用过一次的木活字很难拆卸，损坏率很高，印墨也不均匀，根本就没有实用价值，仍然只是一种失败的发明。

而现存的西夏文木活字印本比传说中元代王祯的木活字印刷年代还早，这说明甚至有可能木活字印刷术反倒是从西域传进中原的。

而这个被中国学者宣称为是最早的活字印本的西夏文《维摩诘所说经》，也根本就是牵强附会，中国学者根据印本上的字体“印墨有轻有重，经背透墨深浅有别”“有的字体歪斜，还有的字，因字模放置不平，印出的字一半轻，一半重”断定这是活字印本，但是这种解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因为雕版印刷也一样很容易造成这种颜色深浅不均匀的效果，如印刷时各处用力不均匀，或者雕版经过一段时间使用之后会变形弯曲等原因。中国学者宣称的很多“活字印本”都是根据这种牵强附会的解释得出的。

而且这也跟中国所用的印墨有关系，中国的墨是水墨，墨汁不易均匀附着在版面上，印刷出来质量欠佳，有些地方深有些地方浅，有的地方有印迹有的地方没有，特别是不适合于金属版等光滑版面的印刷。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古代原始印刷术不能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学者宣称的另一个证据是，有些活字印本上的字迹有倒过来的，故此这种情况一定是使用活字造成的。其实那只是为了解决雕版印刷容易刻坏版的问题，才特意将字模分开刻制使用。就是上面澄清过的那种那种情况。

另外，国际上现在公认韩国清州兴德寺最早使用金属活字（铜活字）。其铜活字印本《佛祖直指心体要节》（1377）比德国古登堡铅印版的《圣经》还早70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最古老的金属活字印本。被指定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纪录遗产。

前面说了：不管是活字印刷术，还是雕版印刷术，实际上其基本原理跟各个国家各个民族早就有的印章，是一样的。

那么现在就需要搞清楚一个关键问题：能够算得上是“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其关键的技术点，或者技术概念，是什么。显然，活字印刷术跟原始的雕版印刷术的最大区别在于，它是将单个字符独立刻制成字模，然后可以变换组合反复使用。

这个毕升的“泥活字印刷”，它唯一的技术点就在于，要把每个字符单独刻成字模，然后拼在一起使用，而不是像雕板印刷术那样一次性地刻在一起使用，仅此而已。

那么，同样的，跟雕版印刷术原理一样的印章，如果每个印章都单独刻上单个的字符，并分别组合使用，那么这同样也是活字印刷的雏形。

事实上，远在古登堡发明印刷术之前，古代欧洲的很多手抄本书籍上就开始用这种方法来印制句首大写的字母了。当然这还不算是活字印刷术，但毫无疑问的，这就是符合上面所说的那个技术概念的活字印刷的雏形。

而更早在毕升之前两三千年前的古希腊米诺斯文明遗址中就已经发掘出了最早的活字印章。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活字印刷的雏形，将许多个刻有单个字符的活字印章拼在一起，印在泥版上和陶器上，克里特岛出土了大量这样的活字印章和泥版及陶印品。这又是一个同样的符合活字印刷技术概念的雏形。从原理上，技术概念上都是完全一样的。（米诺斯文明除了线形文字A，还有一种早期象形文字。）

另外一个近似的技术雏形就是，在古代西欧农村，人们用活字印章在家畜的身上烙印用于标记家畜所有人。直到今天世界各地的农场主还使用这种方法。

而这样的技术雏形在西方多的是，可以说都给与了古登堡以灵感。在公元前2500年前的印度哈拉巴文明遗址中也发掘出了数以千计的印章。

实际上，古登堡也不是最早使用金属活字印刷术来印刷书籍的，在他之前，荷兰人和朝鲜人都曾经使用过金属活字来印刷书籍，但是只有他的技术得以成功应用，流传了下来，所以他才被作为印刷术的发明人。这个道理其实很简单，每一种发明产生出来之前，都会有无数夭折了的类似的技术雏形，但是只有能够得到成功应用的才算是真正地发明了而被人们认可。而某些中国人热衷于去挖掘那些夭折了的技术雏形来证明我们祖上曾经是多么地阔气过是很无耻的。

而古登堡才是活字印刷术的真正发明者，而且他的铅活字版机械印刷术完全是独立发明的，这一点是国际公认的。关于他的生平有详细的记载，关于他发明铅活字版机械印刷术的过程也有详细的记载：“古登堡熟知制造硬币的钢模、印制扑克牌木刻版和铸造钟铃的字模方式来制成印刷版子，并且很快就察觉到每个字母必须要分开，且能移动，为能耐压则决不可用柔软的木材，而是坚硬的金属。”--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古登堡是因为看到制造硬币的钢模，印制扑克牌木刻版，和铸造钟铃等方法，进而产生灵感，意识到“每个字母必须要分开，且能移动”，从而产生出了活字印刷的技术概念，并且“为能耐压则决不可用柔软的木材，而是坚硬的金属。”，所以采用了铅活字。并经过不断实验研究，最终成功发明了铅活字版印刷术。

很显然，古登堡意识到这些并不需要有人来教他，对于这种简单的概念，是人人都能想得到的，只是能不能成功地设计制造出来，并能具有实用价值，才是真正的关键。

有的读者说得好：我小时候还不识字的时候，就知道在泥巴上刻上些小花纹，蘸点水在地上印着玩，这没有什么稀奇，谁都能想到。我认为这说得很有道理，因为能在实践中得到有效而广泛应用的东西才能算是发明。不然最多也就只能算是失败的发明。

实际上，又有谁会相信两千多年前古希腊时代就已经发展出了抽象的科学，逻辑学，拥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阿基米德，欧几里德，这样的智慧的古代西方人会想不到像印章那样把刻在木头上石头上泥板上金属上的文字符号翻过来印在另外的东西上？能够产生出几何学，牛顿力学，相对论，量子力学的智慧头脑难道还需要别人来教他们才会刻泥巴字？之所以完善的印刷术没有在中世纪之前产生出来只是因为那时的印刷材料有限，印刷术普及不开来而已。

如果一定要强词夺理地说古登堡的印刷术是从毕升的泥活字印刷术学来的，那么毕升是怎样将这个技术概念传达给数万里之外的古登堡的呢？是托梦吗？还是心灵感应？

实际上毕升的泥活字印刷术连他那个村（或者是城镇，因为谁也不知道他到底是哪里的）的范围都没有传出去，却莫名其妙凭空地一下子就传到了数万里外的其他国家去了。硬要强词夺理无中生有地说别人的东西是从我们这里传过去的，这是很无耻的。

有人也许会说，那我们也可以不承认计算机，网络，原子弹，飞机，汽车这些发明是从西方传到中国来的。你可以这样说，如果你有本事不到别的国家那里去留学而得到这些知识，并且完全不接触别国任何这方面的学术资料，不翻译引进任何资料，那么没有人会否认你是独立发明的。

而且，古登堡的铅活字版机械印刷术并不是只简简单单地包含了“活字”这样一个技术点就够了，还需要其他很多个必不可少的技术条件，组合在一起，才能够真正成功地实现有效的印刷。这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发明了活字印刷术。

古登堡的铅活字版机械印刷术包括了：用铅、锑、锡三种金属按比例熔合而成的金属模铸活字，铸字铜模（这样就不需要用手刻活字了）；脂肪性的印刷油墨；螺旋式手摇印刷机械；排版系统；等等，正是需要先分别创造出这些技术，再将这若干个技术点有机地结合为一个完整的系统，这才算得上是真正“发明”出了能够有使用价值的印刷术。

使用活字只是其中一个环节，仅仅只有活字还根本不能实际应用。中国学者故意把这一点夸大渲染是因为原始的泥活字印刷术只有在这一点上跟古登堡发明的印刷术有相似处，这是为了便于偷梁换柱把古登堡的印刷术等同于毕升的泥活字。

有人辩解说，活字印刷术在中国没有普及开来，是因为中国字多，要刻很多字，而外国字字母少，所以便利。这种说法看上去好像有道理，仔细一推敲却根本站不住脚。因为文言文非常简练，对字的要求量并不多。相反，用拉丁文印刷书籍却不是只需要用那二十多个铅活字就行了，每一页一样需要成百上千个活字，比中文还多得多，古登堡发明铅活版印刷术后，印刷需求量大增，一本书很多页都同时装版印刷，需要的活字数以万计。而且同一时期，在最早使用金属活字的韩国清州为了印刷曾经制造出上百万的铜活字。字多字少根本不是问题。

有人根据沈括的记载里有这样一句话“若止印二三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而硬要牵强附会地说毕升的泥活字印刷在现实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这句话并没有表示出这种意思，那个“若”是“如果”的意思。只是一种假设，一种猜测。

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古登堡的活字印刷术跟中国的印刷术有什么关系，但是中国学者仍坚持说欧洲的印刷术受到了中国印刷术的影响，并说雕版印刷术是从中国传到西方去的。然而中国发现最早的雕版印刷品是唐代的《金刚经》，而差不多同时，在埃及也有发掘出来的印在纸草纸，羊皮纸上的雕版印刷品，时间是公元900年左右。而且，虽然欧洲人用雕版印刷书籍现在看来晚于中国，但是也早就在用雕版在纺织品上印图案。

即便是雕版印刷术，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是从古代中国传到西方去的，今天的种种说法，都只是猜测而已，而这种猜测仅仅只是依据不同发明在不同地区出现的时间早晚作出的，这被称之为文化上的一元论。

在蒙古人西征之前，中国跟欧洲基本上处于隔绝状态。几乎没有任何文化上的交流。所谓的“丝绸之路”，最远只到达了现在的伊朗。三国时来到吴国朝见的据称是大秦国（罗马）的商人，据考证，只是冒称罗马使节名义的中东商人，目的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赏赐。所谓流落到新疆的古罗马军团，只是媒体无中生有的炒作。

而说蒙古人西征把中国的雕版印刷术带到了西方去的说法也是根本没有任何道理的，因为当时蒙古人尚未达到高度的文明，甚至连文字都没有，那里需要什么印刷术，而且，蒙古军是急行远赴的骑兵机动作战，根本不会在军中还带着一个印刷厂。

而且蒙古人对欧洲的进攻都是突然袭击的性质，没有与当地人民进行什么文化交流，这一点早就有人指出来了。欧洲人描述蒙古人就是突然来了又突然消失了。后来蒙古军退回伏尔加河下游一带，就再也没有深入欧洲。

那以后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也没有提到过书籍印刷的事情。

位于远东和欧洲之间的阿拉伯世界，一直拒绝使用印刷术，坚持用手抄写书籍，一直到十九世纪末，更不可能成为什么“传播印刷术的桥梁”之类的。

说印刷术是中国人发明的，那是故意误导人民。实际上，国际上普遍公认古登堡才是印刷术的真正发明者，没有谁把中国发明印刷术这种说法当真。

而中国一直到近代，才开始引进并使用古登堡于1455年发明的铅活字版印刷技术，这种技术的复杂和完善的程度跟中国古代传统雕版印刷术根本不是一回事。事实上，真正的印刷术恰恰是从西方传到中国来的。

而且，中国后来所使用的从西方引进的还不仅仅只是铅活字版印刷一种技术，还有平版印刷技术，凹版印刷技术，孔版印刷技术，等等，这些技术与传统的雕版印刷完全不是一回事，技术细节上也复杂多了，至于我们今天所使用的印刷技术，跟近代的印刷技术又更不是一回事了。

1812年，德国的柯尼希发明了蒸气动力印刷机；1847年，美国的霍伊发明了转轮印刷机；1863年美国人布洛克发明了滚筒印刷机。1900年，制成六色轮转印刷机；1904年，美国的鲁贝尔发明胶版印刷机。这些由机械操作的印刷机，使作为大众传播媒体的报纸得以大量印刷，从而真正地拉开了大众传播的序幕，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欧洲的印刷技术并不是仅仅发明了铅活字版印刷术那么简单，后面更多的技术革新和发明更是与那种农业文明时代的原始印刷术毫无干系了，这是“中国发明了印刷术”的鼓吹者无论如何都不会提起的。

凸版印刷技术，是用图文部分高于空白部分的凸版进行印刷的工艺技术，中国传统的雕版印刷术，泥活字印刷术就属于这一类型。凸版印刷技术不仅包括铅活字版印刷，还有以铅活字版为母版的泥版翻铸铅版印刷、纸型翻铸铅版印刷和照相铜锌版印刷。照相铜锌版是凸版印刷术的进一步发展，是照相术应用于印刷制版而出现的的发明和应用。

凸版印刷机械，主要包括凸版制版机械和凸版印刷机械两部分。其中，凸版制版机械主要是用于活字制作的铸字机械和用于翻制复制版的压型机，以及照相术用于凸版制版后出现的制版照相设备；凸版印刷机械则主要是各种凸版印刷机。

平版印刷技术。平版印刷机印版表面的图文部分与空白部分几乎处在同一平面上。它利用水、油相斥的原理，使图文部分抗水亲油，空白部分抗油亲水而不沾油墨，在压力作用下使着墨部分的油墨转移到印刷物表面，从而完成印刷过程。

凹版印刷技术。凹版印刷的主要特点是印版上的图文部分凹下，空白部分凸起，与凸版印刷机的版面结构恰好相反。机器在印单色时，先把印版浸在油墨槽中滚动，整个印版表面遂涂满油墨层。然后，将印版表面属于空白部分的油墨层刮掉，凸起部分形成空白，而凹进部分则填满油墨，凹进越深的地方油墨层也越厚。机器通过压力作用把凹进部分的油墨转移到印刷物上，从而获得印刷品。

丝网印刷技术。丝网印刷机属于孔版印刷机中较有代表性的印刷设备，它的印版是一张由真丝等材料编织而成的纵横交错、经纬分明的丝网。已经生产的有平面、曲面、成形、印染、印刷电路和新型轮转等多种丝网印刷机。其中，新型轮转丝网印刷机的速度和生产率比较高。它的特点是将丝网安装在滚筒上，油墨浇在滚筒内。机器工作时滚筒旋转，橡皮刮墨刀把图案快速印到印刷物上。

不仅欧洲，而且整个世界包括中国在内，都是在古登堡发明了铅活字版机械印刷术并逐渐传播到世界各地以后才开始了信息传播的革命性改变。中国也是在近代引进了铅活字版机械印刷术才抛弃了那种原始落后的手工雕版印刷术并产生了印刷业的根本改变的。这是一个历史常识。中国的那些“历史学家”敢否认这一点吗？不是印刷术从中国传到了西方去，而恰恰相反，我们现在真正使用的印刷技术倒是从西方传过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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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指南针

指南针，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因为指南针（磁罗盘）也分两种，水罗盘和旱罗盘，中国古代发明并使用的是水罗盘（现在也还有这种漂浮式罗盘），而欧洲人发明的是旱罗盘，而我国是到了明朝嘉靖年间时才从西方引进旱罗盘的。

水罗盘是通过将磁化的铁片或铁针飘浮在容器的水面上来指示方向，这种水罗盘使用很不方便，因为本来容器里的水就晃晃悠悠，到了颠簸的海上，就晃动得更厉害，根本无法准确指示方向，最多只能看个大概，或者在陆地上用来看风水时使用，并没有什么实用价值。南宋《萍洲可谈》里的记载也说明了人们是在阴雨天无法看天象辨识方向的情况下才迫不得已使用水罗盘，恰恰说明了那时的技术不过关。中国长期使用水罗盘却没有得到改进。

欧洲人的磁罗盘却是12世纪时在意大利的阿马尔菲城自己发明的。它通常包括在多个枢轴上水平安装或悬挂的磁针，可在枢轴上自由活动直到与地球磁场在一条线上，在技术上要复杂先进得多，使用方便得多，是真正具有实用价值的磁罗盘。这个有出土的实物为证。而且在这之前，西方人已经在使用水罗盘了。

即使是水罗盘，也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是从古代中国传到西方去的，今天的种种说法，都只是猜测而已，而这种猜测仅仅只是依据不同发明在不同地区出现的时间早晚作出的，这被称之为文化上的一元论。

中国的学者为了证明水罗盘是从中国传到西方去的，解释说，西方人在学会制造使用罗盘之前从来没有认识到和记录过磁现象，突然就知道了制造罗盘，很显然应该是从其他地方学来的。而中国对磁现象一直都有记录，有一个摸索的过程。而这完全是谎言。

实际上，早在公元前七世纪，古希腊人就已经发现并记载了磁石吸铁的现象，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磁现象的，比中国早得多。泰勒斯和苏格拉底都曾提到磁石吸铁和磁化现象，公元前一世纪，罗马的卢克莱修也记载了磁铁石的排斥作用并做了铁屑实验，他们在这个过程中肯定能够认识到磁石指南的现象。

而李约瑟在找不出水罗盘从海路传到阿拉伯和西方的任何证据的情况下（因为阿拉伯在航海中使用水罗盘比中国早），于是强词夺理地说水罗盘是从陆路经由中亚传到西方的。这完全是荒唐的，实际上在陆路上根本就没有使用罗盘的需要，即使是穿越沙漠，也只需要看看太阳星星的方向就可以了。而我们在生活中也基本上看不到有人在陆地上使用罗盘。

而被认为是最早的指南针雏形的司南，也可疑得很。因为根本就没有任何详细的记载，也没有任何实物被发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只不过是一个根据野史杂书中一些只言片语的描述推断想象然后复制出来的模型而已，根据的就是东汉王允《论衡》中记叙的几句话：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考古学家甚至都无法知道它的准确形状，也不知道它的确切用途，甚至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磁石指南的原理。（只有下面那个底盘有出土的古物，但是光有这个底盘根本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因为中国“考古学者”是先入为主地把它想象解释成是司南的底盘然后再凭空制造一个磁勺放在上面以此假设前提循环论证的手段来证明这个东西确实存在）

仅仅只是从这个推想出来的“司南”模型来看，也很难让人相信，人们到野外去活动时，会带着这么不方便的东西用来指示方向，为什么不设计成一种便于携带和使用的形状构造呢？

国家博物馆研究员孙机通过严谨的考证，对比了大量使用“杓”字的文献后，指出《论衡》中“司南之杓”这个“杓”字应该同“酌”字，与司南的形状无关，而且司南在古代早期使用中，有很大的累计误差，不具备实用价值，仅仅是个玩具或象征工具。古文献中对它使用功能的记载，只是一种愿望和设想。（2005年4月15日，全国中青年技术史研讨会）

“事实上，到目前为止，所有用天然磁性材料制作的勺形的指南针，没有一个能正常运转。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访问苏联，要将勺形司南的模型作为礼物赠送。但由于模型的勺形底部的摩擦力太大，不能正常运转，最后用了现代电磁技术，才使这个勺形装置具有了定向功能。”（摘自《科学时报》）

所以这种司南假使存在，也只不过是对磁现象的最原始认识和发现而已，一种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感性认识，并且不需要加以任何技术构建，唯一所做的只不过是对磁石的外形进行艺术加工而已，也没有任何使用价值。

如果从定义发明的创造性本质上来说，要称得上是一项“发明”而且是“伟大发明”，显然是要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技术创造的，是要具有一定的智力含量的，并且能够具有一定使用功能，而不是像一个小孩子在闲逛玩耍的途中偶然发现了一个新奇无用的玩物，然后就原样收藏的那样，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所谓“发明”。我们中国人常常吹嘘的很多“发明”都是属于这样一种性质的东西。

这种磁现象在世界各个国家民族都曾有所发现，只不过发现时间早晚而已。比如前面提到的希腊罗马。

而战国时《韩非子·有度篇》中的记载“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这个“司南”没有任何根据能说是靠磁原理作用的方向指示器，只是传说，或者是指南车一类的机械，甚至根本就跟指示方向无关，最大的可能是日影仪。

而古书中传说的指南车跟指南针不是一回事，它运用的不是磁原理。而且这个指南车根本就只是传说。历史博物馆陈列的那个所谓“复原”出来的模型实际上是根据现代技术炮制出来的伪文物。这个道理就好比先用现代科技造出一台汽车，然后给它套上古代马车的外壳，然后就可以声称：看，我们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发明了汽车。这叫做无中生有，也是中国考古学界惯用的手段之一。

至于后来出现的水罗盘，也没有可靠证据表明其最早是在南宋之前就已经在航海活动中得到了广泛应用，而在同一时期，中东和欧洲的航海活动也已经开始使用磁罗盘了。

我认为，真正的磁罗盘技术恰恰可能是从中东和西方传到中国来的，不然何以解释为什么“没有指南针”的阿拉伯人和欧洲人反而比拥有指南针的中国人航海活动范围要广大得多呢？ 实际上，西方人认为是阿拉伯人首先在航海中使用磁罗盘的，至少在十一世纪之前以得到应用。而这个时间比中国在航海中使用水罗盘早（南宋）。

中国考古学者发掘出来一个“张仙人”陶俑，陶俑上雕塑有一个模糊不清的圆疙瘩，然后他们就牵强附会地硬把那个圆疙瘩说成是旱罗盘，说中国早在南宋就有旱罗盘了。可是这不仅根本不成其为证据，而且逻辑上也说不通，因为如果在宋代就有旱罗盘了，那显然应该得到广泛的应用才对，因为旱罗盘比水罗盘方便得多。可是为什么一直没有得到应用，而要到了明代引进西方的旱罗盘之后才开始应用。而且为什么一个实物都没有发现。

这其实跟活字印刷术的问题性质一样，是中国考古学界惯用的一种指鹿为马的手段。

另外，一直以来我们所吹嘘的所谓“是指南针的应用导致了对美洲的发现”，也只不过是对航海学和历史的一知半解而已，一种对复杂事物的简单化理解。热衷于自我吹嘘的中国人可能不知道，早在公元前七世纪，郑和下西洋之前两千年，埃及人和腓尼基人就已经成功地实现了环航非洲，跟这一成就以及后来哥伦布横渡大洋发现美洲和麦哲伦的环球航行比起来，所谓的郑和下西洋只不过是小孩子的游戏。而在磁罗盘没有发明之前的那漫长的数千年里，古希腊人，古罗马人，古埃及人，腓尼基人，北欧人，阿拉伯人，也一直在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北海，波罗地海来去自如。

虽然磁罗盘在航海中确实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是航海所需要用到的仪器装置远比这多得多，用来确定方位的仪器和方法也远不止这一种，磁罗盘只是进行航海所用到的众多手段中的一种而已。用来确定经纬度的星盘，牵星板，十字测天仪，象限仪，六分仪，天文钟，不仅可以确定方向，还可以确定自己在地球上的位置，更加重要。而只能看个大概方向的磁罗盘只是辅助手段。

而且，要实现远洋航行，最重要的是必须经过专门的航海技术知识培养。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创办了专门的航海学校，哥伦布就在该校受过专门训练。并不是象人们想象的靠了几个“法宝”就可以闭着眼睛躺在甲板上晒晒太阳就发现了新大陆。

航海家们可以依靠太阳星辰的方位，风向，洋流方向，鸟类鱼类迁徙的方向，水上漂流物，海草，海水颜色，冰原反光，云层来判断寻找方向。方法很多。

之所以在哥伦布之前漫长的岁月里人们没有去进行横渡大西洋的航行，除了航海术上的不成熟之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很长一段时间人们对地球是圆形的这一情况还认识不够深入，虽然古希腊人早就认识到了大地是球体，但是对这个球体的情况没有更多详细的了解，当时的人曾经认为，在地中海外往大西洋的方向有一个无底洞，在一幅古希腊地图上还在地中海通往大西洋的出口处标有“到此止步”的字样。受传统观念影响限制了人的行动，而且那时候也没有去进行横渡大洋航行的动力。

一直到了十五十六世纪，这时磁罗盘技术在欧洲出现已经过去几百年了，欧洲受到伊斯兰教势力的威胁，为了冲破奥斯曼土耳其的封锁，寻找通往东方印度的新航路，加上那时候人们知道地球是一个圆形，认为从相反的方向绕一圈也能到达目的地，哥伦布麦哲伦等人才开始了冒险进行横渡大洋乃至环球航行的航海活动。不管有没有指南针，只要有了现实的动力，人们都是能够也必然会去进行这样的航行的。认为没有指南针就不会有地理大发现的说法是荒唐可笑的。

例如，南美洲的大部分土著居民就是跨越太平洋逐岛航渡到南美的，北欧人在十一世纪时也早就发现了北美洲。据Discover节目的介绍，通过在美洲发掘的文物和大西洋两岸古代农作物的同源性，甚至有可能早在古罗马时代罗马人就已经远航到美洲了。

有人认为，近岸航行跟横渡大洋不能相提并论，所以公元前七世纪的腓尼基人环航非洲算不得什么。这种想法是荒谬的，近岸航行并不是象想象的那样沿着看得到陆地的浅滩航行，那样的话，早就触礁了。所谓近岸航行很多时候一样是在远离陆地的远海航行。更何况非洲大陆沿岸到了十八十九世纪都还是蛮荒一片，更不用说公元前七世纪，要环航非洲根本就连个靠岸补给的港口都没有，要这样航行数万公里的艰难程度根本不是两千年后的郑和下西洋能够相比的。更何况，郑和下西洋也是近岸航行。

如果说环航非洲是近岸航行，那么古埃及人希腊人罗马人腓尼基人阿拉伯人北欧人横渡地中海阿拉伯海北海却不是近岸航行，公元前两千年前米诺斯文明时期的希腊航海业就已经很发达了，腓尼基人，米诺斯人一直就靠航海为业。迷航的问题并不能阻碍人们的远洋航行。

欧洲人不仅在技术上不断革新，而且在理论上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1269年，柏尔格利纳斯（P.Peregrinus）写出了《磁论》一书，对磁极、磁针、磁力和地磁的科学原理进行了仔细的实验研究。这以后，欧洲人又对罗盘进行了很多技术革新，如加上了防磁干扰的弗林德斯顿铁等装置。

而罗盘的种类也早就从磁罗盘一种发展到了跟磁原理毫无关系的陀螺罗盘，无线电罗盘等等多种。这跟我们中国人没有任何关系。硬要把别人的东西说成是自己的是很可耻的。

而被吹嘘成是所谓的“大科学家”的沈括，只不过是以一种猎奇的心态在自己的笔记里记录了一些奇闻佚事的一个士大夫官僚，说他是“科学家”，这跟把某个小报的记者说成是“科学家”一样滑稽可笑。

这个“大科学家”在他的“科学著作”里琢磨了一些如磁针是漂在水上，还是顶在指甲上，顶在碗沿上，抑或是栓在绳子上，那个更稳妥一些，这样一些问题，最后他得出结论，还是栓在绳子上更为牢靠，这就是他所谓的“科学发现”，这类弱智的自娱自乐。

而且，《梦溪笔谈》只不过是一本收罗了艺文，政事，书画，音律，器物，神异，历法，等等诸方面的怪力乱神奇闻轶事的大杂烩，是他官场失意退隐闲居后的自娱之作，跟《聊斋志异》并无什么两样，也不能算是什么“科学著作”。

跟这之前数千年里古希腊，古埃及，古巴比伦科学家所留给人类的相比，如记录在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莫斯科手卷（Moscow papyrus）和林德手卷（Rhind papyrus）上的古埃及复杂的数学知识，汉谟拉比王朝时的古巴比伦天文学数学知识，以毕达哥拉斯学派和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阿基米德等人为代表的古希腊哲学及已上升到抽象思维阶段的科学（而非实用技术），亚波隆尼亚斯的《圆锥曲线》，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和《光学》，托勒密的《数学汇编》等等等等（仅从浩如繁星的众多科学家和科学成就里举出几个典型代表），跟这些相比，如果还要把《梦溪笔谈》之类的吹嘘附会成是所谓的“科学成就”，那我认为，这是猴子的“科学”和人的科学之间的差别。

不管从那方面来看，发明权上，技术成熟程度上，科学理论的建立上，实践应用上，对航海的推动作用上，都没有理由硬要说别人的发明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的是我们的，人家的是人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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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纸

纸，国际上不承认那是中国最早发明的，因为早在五千年前，在中国的纸出现之前三千年前，古埃及人就已经发明了最古老的纸，称之为纸莎草纸（Papyrus），也称纸草纸，英文中纸（paper）这个单词就是来源于拉丁文Papyrus（纸莎草纸），可见这种纸在西方古代应用的广泛和悠久。使用长达三千年之久。公元10世纪后才逐渐停止使用。

websters大辞典上讲述纸的历史就是从纸草纸开始叙述的：【History
A form of paper called papyrus, made from reedss, was made as early as 3000 BC in ancient Egypt, and then in ancient Greece and ancient Rome.】——可见，国际上认为纸草纸是最早的纸。

纸草纸不仅是古埃及重要的书写材料，而且也大量出口到其他国家，成为古埃及人，古希腊人，古罗马人，亚述人，腓尼基人，阿拉伯人所广泛使用的书写材料，迄今为止所发现的用古埃及文、古希腊文、古罗马文和阿拉伯文等书写的纸草纸文献，数以十万张计之多，纸草纸文献上记载了大量的古代法律、宗教铭文、天文地理、文学，数学知识等珍贵历史资料，其中历史最早的是从古法老墓葬出土的距今五千多年前的无字纸，载有文字的纸草纸文献距今也有四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比我们中国人使用甲骨文还早了近两千年。

这种用纸草纸写成的书籍，虽历经数千年，仍然清晰如新，纸质决不比我们中国的纸差，而且纸草纸也不像有人说的那样，容易断裂，现在埃及都还有根据古代技术进行制造的纸草纸，造出的纸任意折叠完全没有问题。世界上很多博物馆都收藏有这种纸草纸古籍，象前文提到的林德手卷（Rhind papyrus，又称为莱因德纸草书，是公元前1650年左右的埃及数学著作），就收藏在大英博物馆。

有人否定说，古埃及人发明的纸不能算真正的纸，因为不是植物纤维的纸，甚至说纸草纸是跟甲骨，竹简同样的东西。这是无知的强词夺理。纸草纸就是用植物纤维做的纸，跟甲骨，竹简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

来看看纸草纸的制造工艺：

“青年取出一根纸草，割下三四十厘米长一段，用小刀将外面绿色的硬皮削去，露出浅色的内茎，又将它切成一片片薄片。但那时的薄片很脆，用手一折就断，而一个小水槽中浸泡着的薄片颜色已变为浅黄，拿在手里可以任意弯曲。他告诉我们，由于新鲜的纸草茎中含有糖分，必须浸泡6天，才能消除糖分，成为造纸原料。接着他表演第二道工序，从水槽中捞出浸透了的薄片，先用木棰敲平整，再用一根像擀面杖一样的圆棍挤尽水分，然后将这些薄片纵横交错的叠成一片。最后一道工序是将它放在一台铁板压中压紧，放置满6天后就成为纸草纸成品。他将叠在一起的薄片放入压机后，将铁板转紧，两分钟后取出薄片，但见相互间已经粘在一起。可以想象，6天后还是什么情形。果然，接过他取来的一片成品，用两手抖动就哗哗作响，可以随意折叠，透过光照，可以看到纵横的纤维，厚薄虽不太均匀，薄处成半透明，但已浑然一体。不过，古埃及人制作时还没有这些机械，特别是最后一道工序，当时是将薄片平摊在两层亚麻布中间，然后用石头或其他重物压紧，需要的时间更久。” （摘自葛剑雄《纸草纸的兴衰》一文）

从这个制造工序可以看出，纸草纸是将纸莎草纤维分离出来，切断，浸泡，去除糖分等杂质，然后用木锤敲打，木棍挤压，去除水分，再交织在一起，经过压榨，最后制造成型。这就是基本的造纸工序。纸草纸就是真正的纸。

这是websters大辞典上对“纸”的权威解释：【Paper is a thin, flat material produced by the compression of fibres. The fibres used are usually natural and based upon cellulose. The most common material is wood pulp from softwood trees such as pines, but other materials including cotton (flax) and hemp may be used.】——可见，纸草纸就是符合这几个特征的，就是真正的纸。

中国学者为了否认纸草纸，强调纸草纸还没有经过造纸浆的工序，所以不能算是真正的纸。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因为造纸浆的工序是到了东汉蔡伦时才有的，在这之前中国的纸也是没有造纸浆的工序的，比如，中国官方宣称发现的中国最早的纸－灞桥纸，就是没有经过造纸浆步骤制造出来的，它是一种麻纤维的纸，纤维很长，很粗糙，纸面上纤维清晰可见，连纸草纸的精细程度都不如，故此有专家甚至认为它不是人工制造的，可能是自然形成的，但是一样被看作是纸，由此可看出，造纸浆并不是定义是否是纸的关键技术点。是否成其为纸的关键技术点，或技术概念，在于是否将植物纤维进行分离，切断，浸泡，再平整，压榨成型的制造过程。而造纸浆只是一个更深程度的深加工而已。不是决定本质的关键点，只是一种改进。

“纸草纸是古埃及人对人类文明的伟大贡献，是历史上最早、最便利的书写材料。正是纸草纸的发明和推广，才使人类可以不再用泥、石、木、陶、金属等材料记录文字或图画，也使古代大量信息得到传播和保存。”（摘自葛剑雄《纸草纸的兴衰》一文）－－可以看出，纸草纸是跟泥版，贝叶，甲骨，竹简，等天然书写材料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就是最早的，真正的纸，并对文化发展和传播起到了重大作用，如公元前三世纪，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希腊文藏书就已经达到了七十万卷，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宝贵的文化遗产。

“但纸草纸也有其自身的缺陷：它的原料单一，只能使用尼罗河流域的新鲜纸草，使它的产地只能局限于埃及，限制了它的推广。它的制作也比较复杂，成本较高。”（摘自葛剑雄《纸草纸的兴衰》一文）——这才是纸草纸后来衰落的原因，仅仅只是因为原料的缺乏问题，而不是因为它作用不大。

纸草纸在世界上很多博物馆都有文物收藏，有古埃及从五千年前就保存下来的纸草纸及后来大量的纸草纸文献，以及中世纪用纸草纸装订的书籍，在埃及也有制造出品，在中国也曾经展出过，要判断纸草纸到底是不是真正的纸，最简单直接的办法，就是去把实物找来看看，就知道埃及人发明的确实是纸，而不是像某些人描述的那样“只是草片”。

中国人常常吹嘘：是中国的较为便宜的造纸术传入西方后才导致文艺复兴，科学萌芽，这完全是无知可笑的说法，难道西方人的哲学，科学，文学，等思想，不是从大脑里面产生出来，而是有了较为便宜的纸以后，突然从纸上变魔术一样变出来的？这完全是本末倒置，中国式的纸只不过是提供了一种便利条件，有没有这种便利条件，都不影响西方文明的发展，最多不过增加了一点不方便而已，而且人家完全有其他的替代物，如上面提到的纸草纸，而且，在使用纸草纸的古希腊时代，希腊科学就已经很发达了，就已经涌现出了，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柏拉图，亚理士多德，阿基米德，欧几里德等很多大科学家大哲学家，出现了《几何原本》《光学》《圆锥曲线》《数学汇编》《荷马史诗》等伟大的科学和文学著作。而且公元前三世纪，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的希腊文藏书就已经达到了七十万卷。

而且，西方使用的现代造纸术也没有可靠的证据能够证明是从中国传入的，只能证明阿拉伯的造纸术是公元751年怛罗斯之战后从中国俘虏那里学会的，虽然欧洲一直都从阿拉伯人那里进口中国式的纸，但是出于商业上的垄断需要，阿拉伯人显然不可能将造纸的方法透露给西方人，实际上西方人也是到了十二世纪才开始自己独立造纸，在这之前，显然有一个长达几百年的摸索研究的过程，我认为，很可能是西方人同时参考纸草纸和中国纸的制造方法自己研究出了造纸的方法。

欧洲的造纸术跟中国的造纸术有很多的不同，中国传统造纸术早期使用树皮，破布，麻头等等，后来长期使用竹纸，欧洲的竹子少，十九世纪开始广泛使用木材造纸，他们用的抄纸工具也不是竹帘，而是用木头和铜丝等作成的“抄网”，这与中国人单人掌帘或者双人抬帘是不同的，他们在纸浆中不加纤维悬浮剂，所以欧洲的纸张比较厚实和光滑，主要为了适应鹅毛笔和染料墨水书写的结果。德国和法国又于十八世纪试用各种植物纤维进行纸浆造纸的实验，英国采用机器代替手工抄纸，以木材为原料的机制纸也得到了迅速发展，造纸工艺早就不是传统的那种石灰沤竹的土造纸法了，产生了巨大的变革，中国今天使用的倒是西方的机造木材纸工艺。中国现在所用的新闻铜版纸仍然要靠从国外进口。

以前，蔡伦一直被视为造纸术的发明者，后来发现了更早的纸以后，于是就改称其为造纸术的改进者，但是仍然被看作是该发明最重要的关键人物，因为其开创了使用树皮，破布，麻头，鱼网来造纸，使得原料的来源广泛，纸的成本下降，得以更广泛地普及。既然这种原材料的改变被看作是一个重要的技术创新，那么同样的，西方人开创了用木材造纸也是一个重大的技术创新。总之，现代造纸术是很多国家共同发展出来的技术，不是单个国家的功劳。

现在德国等地的很多小镇上仍然有纪念发明造纸术和印刷术的各种节日，中世纪时，这些地方曾经大量地将树木浸泡在河水中，用来造纸。

我们甚至可以认为，也有可能是埃及人发明的纸草纸通过阿拉伯人波斯人，辗转传播到中国来以后，经过中国人的改进然后产生了后来更高级的纸，这在逻辑上是完全说得通的，在时间上和空间上也是完全有条件的。实际上，现在中国地区发现的最早的纸之一就出现在新疆。

所谓中国人发明了纸促进了文化传播的说法，这个问题也有一个正反两面的问题，因为文化传播有一个横向传播和纵向传播的问题，也就是说在同一时间在不同地域之间横向传播，以及在不同时间的纵向传播。中国的纸虽然在文化的横向传播方面具有优势，但是在文化的纵向传播方面却具有致命的缺陷。

因为纸草纸，羊皮纸经久耐用，易于保存，古埃及古希腊古罗马的纸草纸文献能够存留数千年，成为我们现在研究和了解古埃及希腊罗马历史和科学哲学的珍贵资料来源；古希伯来人用造价高但便于保存的羊皮纸记录旧约经书而留存下来的“死海古卷”也成为现在珍贵的历史资料。而中国虽然在汉代时就开始出现纸了，可是因为纸的难以保存，现在找不到那时候保留下来的原始纸质文献，只有零零散散的竹简，很多古籍因为没有原始文献对证，其中有很多疑点漏洞，难以证明其不是伪托的。相反地，商代使用甲骨，反倒为我们留存下来了大量历史资料，使得我们对商代的了解比孔子那个时候的人还要知道的多。汉简的再发现也说明了这个问题。以至于有人认为，中国正是因为过早地使用了这种便宜而又易毁的纸，才使得很多的古代典籍失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纸在中国的使用对文化既有横向传播的正面的作用，又有纵向传播的负面影响。

更何况，一直到近代，绝大多数的中国人仍然是文盲，并没有起到什么“对文化传播的重要作用”，而且中国人仍然在普遍使用手抄和雕版印刷的原始落后手段来传播文字。

实际上，另一个很容易被人忽略的，更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人既然已经开始使用纸这种方便的书写材料了，却从来没有想到去发明一种方便的书写工具，仍然使用毛笔这种笨拙的书写工具达千年之久，这是很荒唐的。而西方人早就知道使用羽毛笔等方便快捷的书写工具，后来又不断创新发明了铅笔，自来水笔，以及最早的金属蘸水笔（在公元前的罗马共和国就已经出现了。发掘于庞贝古城废墟，现收藏于尼泊尔的国家博物馆），钢笔，圆珠笔，并传入中国，对推动中国的文化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鲁迅也曾经对自来水笔的作用进行过精辟的阐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笔的发明和传入中国远比纸的使用贡献要大。

从websters大辞典上这段叙述：【Paper remained a luxury item through the centuries, until the advent of steam-driven paper making machines in the 19th century, which could make paper with wood fibres from wood pulp. Together with the invention of the practical fountain pen and the mass produced pencil of the same period, and in conjunction with the advent of the steam driven rotary printing press, wood based paper caused a major transformation of the 19th century economy and society in industrialized countries. Before this era a book or a newspaper was a rare luxury object and illiteracy was the norm for the majority of humanity. With the gradual introduction of cheap paper schoolbooks, fiction, non-fiction and newspapers became slowly available to nearly all the members of an industrial society. Cheap wood based paper also meant that keeping personal diaries or writing letters ceased to be reserved to a privileged few in those same societies. The office worker or the white-collar worker was slowly born of this transformation, which can be considered as a part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and all of its phases.】——我们可以看出，真正的信息传播革命正是因为有了钢笔，铅笔，机造木材纸，蒸气驱动的造纸机和印刷机，等等的发明使用才得以实现的。才使得书籍，报纸普及，才改变了文盲占人口大多数的局面的。在西方，在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是这样的情况。而这完全是西方文明起到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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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为什么要宣传这个“四大发明”呢，为什么是“四大”呢？充斥于我们生活中的各种各样的西方发明，各种机械，器物，材料，技术，从古到今的都有，数不胜数，可以说是数以百万计，数以千万计，光是塑料的种类都有成百上千种，以及飞机，汽车，火车，电视，电灯，电话，电脑，互联网，等等。而要说影响力，重要性，好像绝大部分发明都是必不可少的。对此我们反倒熟视无睹。我想就是这么回事了：西方的发明那岂止是“四大”，四十大，四百大，四千大，四万大，都不止，所以至大无痕，反而不引人注意了，不值得提起了。而中国什么贡献都没有，所以拼命挖掘出几个虚无缥缈的“四大发明”反倒成了值得大书特书的东西。

实际上，我们应该这样说，我们自己独立发明了原始的黑火药，雕版印刷术，造纸术，指南针，但是我们发明了别人也发明了，而且我们发明的跟别人发明的不是一回事，而且现在使用的却是别人发明的东西，用的是黄火药系统而不是黑火药，用的是现代印刷术而不是手工的雕版印刷，用的是旱罗盘，无线电罗盘，陀螺罗盘，卫星定位仪而不是原始的水罗盘，用的是机造木材纸而不是石灰沤竹的土造纸法。我们不应该硬要把别人的东西说成是自己的，这很无耻。

关于李约瑟，江晓原教授发表在2001年5月24日的《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李约瑟难题’是伪问题──《南方周末》专访”对此有客观的评价：

“在西方“正统”科学史家──从“科学史之父”萨顿一脉承传──中的某些人看来，李约瑟不是“科班出身”，而是“半路出家”的，还不能算是科学史家共同体中的一员。李约瑟还曾抱怨：剑桥东方学院的学者不同他打交道，“一墙之隔”的剑桥大学科学史系也把他拒之门外。”

“李约瑟虽然在生物化学方面早有成就，37岁时便成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但他并未受过科学史或科学哲学的专业训练，因此，未能“把什么是科学加以定义”成为李约瑟的一大困境。而实际上，李约瑟有时拔高古代中国人的成就，也和不对科学加以界定有关系。”

“而李约瑟的“硬伤”更具体的根源是他对中国道教及道家学说的过分热爱──热爱到了妨碍他进行客观研究、夸大道家在中国科技史中作用的地步。”

“对于李约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工作本身，海内外许多学者曾指出各种具体错误，李约瑟出于对中国传统文明的热爱和迷恋，在不少问题上有对中国古代成就的拔高倾向。”

“从他和鲁桂珍相遇开始──有些学者还注意到当时鲁年轻貌美，此后他的思想和兴趣发生了巨大转变。鲁后来成为他终身的生活和工作伴侣，最终成为他的第二任妻子。他在《李约瑟文集》中文版序言中说：“后来我发生了信仰上的皈 依（conversion），我深思熟虑地用了这个词，因为颇有点象圣保罗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发生的皈依那样，……命运使我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皈依到中国文化价值和中国文明这方面来。”

“真正的持平之论，出自李约瑟身边最亲近的人。鲁桂珍曾坦言：李约瑟并不是一位职 业汉学家，也不是一位历史学家。他不曾受过学校的汉语和科学史的正规教育。实际上他根本没有正式学过科学史，只是在埋头实验工作之余，顺便涉猎而已。”

“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中国“选中”了李约瑟，但对他的工作成果进行“过滤”。李约瑟著作中提到的中西方之间的交流、影响和“西来说”都为国内许多学者所不喜爱--他们通常只字不提，只当李约瑟没说过。有的人士更是只挑选对自己有利的结论加以引用，少数学者甚至严重歪曲李约瑟的观点来证明自己说法。”（如中药相当一部分就是当年穆斯林商人与医药学家从阿拉伯、波斯与印度等地引进的“海药”，16卷本的古希腊医学家盖伦医学著作传入中国对中医的影响，这些都隐而不提了。）

“罗伯特·坦普尔著书谈“中国的一百个世界第一”，有很多穿凿附会的地方。”

“那种认为中国科学技术在很长时间里世界领先的图景，相当大程度上是虚构出来的──事实上西方人走着另一条路，而在后面并没有人跟着走的情况下，中国“领先”又从何说起呢？这就好比一个人向东走，一个人向南走，你不能说向南走的人是落后还是领先向东走的人──只有两个人在同一条路上，并且向同一个方向走，才会有领先和落后之分。”

李约瑟杜撰出所谓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之后，很多人都被他书中的内容所迷惑，在自己的书中不加分辨地引用他的观点，而这是应该予以纠正的。

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中，就引述李约瑟的原文，那张发明表格也是原样照抄，而这是不足为证的，因为某个人提出了一种观点，另外一个人再把他重复一遍，这并不能作为新的证据。

而且，《全球通史》中关于中国的部分，有很多错误。我们来看看：在上册第11章3节，斯塔夫里阿诺斯这样描述三国时代的历史：“汉王朝最终被突厥－蒙古入侵者所打败分裂成三个王国：魏，吴，蜀”，首先突厥-蒙古这种称呼不准确，即使只是泛指，也说明他对中国历史一点都不了解，其次，东汉是在农民起义和军阀混战的的打击下分裂之后，才又受到游牧民族的侵袭，他这么叙述就完全把历史顺序颠倒了。

在上册第16章2节，叙述唐朝历史时，连最关键的“安史之乱”都没有提到，而只是笼统地说“连续的干旱和普遍的饥荒，使许多省份发生叛乱”。安史之乱的产生并不是因为“连续的干旱和普遍的饥荒”。

在上册第16章4节，叙述元朝历史时，说：1215年，南宋援助女真金国对付蒙古军。这简直错得离谱。实际上恰恰相反，南宋是与元军联合攻打金国。

在下册第29章，说：“到1964年为止，中国已经获得两个诺贝尔科学奖”。虽然李政道杨振宁获奖时仍然是中华民国国籍，但是他们的成果是在美国研究出来，连我们自己都不认为那是中国获得了诺贝尔奖，而是客气地称之为“美籍华人获得了诺贝尔奖”，而且他们是因为同一研究成果而共同获奖，这并不能算是两个。如同巴西队每次夺冠并不等于是获得了11个世界杯。

这样的错误比比皆是，可以说，他对中国的历史并不了解，并不比一个普通的中国人了解得更多。像这种试图于描绘所谓“大历史”的作品，在细节上往往都是错漏百出的。对于欧洲的历史叙述也有很多错漏，如像罗马击败匈奴王阿提拉的关键战役沙龙平原大战，他也没有提到，而这是可以跟希波之战相提并论的拯救了西方文明的大事件。

在上册第5章《古文明类型》，他把中国最早的文明－－商文明，跟苏美尔文明，及其后继的阿卡德文明，巴比伦文明，还有埃及文明，印度哈拉巴文明，希腊米诺斯文明这些在时间上高一个层次的文明列在一起，跟商文明同时期甚至还早的迈锡尼文明，亚述文明，赫梯文明，波斯文明，腓尼基文明，犹太文明，等却只字不提，排斥在外，不作专节论述。这是不准确的。（注意：“文明”和“文化”这两个概念在考古学历史学上是有区别的）

我认为这本书的写作态度有问题，为了迎合国际上那种“政治正确性”，毫无原则地讨好美化第三世界。这本书只能算是通俗的历史读物，不能说是严肃的学术著作。不足为凭。

还有一个靠贩卖畅销书为生的英国记者罗伯特·坦普尔根据李约瑟的原著改编的《中国--发现和发明的国度》，完全是一本充满谎言的弱智读物。

以下澄清他书中的一些虚假内容：二进制，这是莱布尼兹发明的，跟易经无关，莱布尼兹是在发明了二进制之后，看到易经中的八卦，认为可以用二进制来解释（但是这个认识也是错误的，八卦不是二进制），而不是莱布尼兹看到易经八卦之后才发明二进制，这是一个已经被澄清了无数次的谎言；“发烛”，只是涂了硫磺用来在现成的火源上引火而根本不具备火柴的自发生火基本功能的东西，不是“火柴”；“机械钟”，被牵强附会成中国的发明，实际上，按照同样标准，机械钟表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有了；“记里鼓车”，不是计程车，实际上，按照同样标准，公元前100年，亚历山大里亚的发明家赫伦就已经发明了类似的里程计，在里程计中使用了齿轮。还有风筝，伞等物，实际上别的国家民族也早就有了类似的东西，如古埃及人早就开始使用伞了，最早的风筝发掘于公元前一千多年前的南太平洋岛上，公元五世纪时，希腊的阿尔克达新也发明了风筝，最早的飞行器早在两万多年前就有了，其实物就保存在埃及国家博物馆；弓箭，这是各个国家民族都有的发明，最早发明弓箭的证据在欧洲，新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就有了，欧洲并不是象他弱智的谎言中所说直到十世纪才开始使用弓箭，那之前两千年里古希腊人古罗马人一直使用弓箭，还有弩炮。蒸气机，并不是因为你烧开水时看到壶盖动了一下就算是发明了“蒸气机”，按照这样的标准，可以说古希腊人早就发明了蒸气机。

还有所谓“古代机器人”，“古代直升飞机”，是无中生有；“化学武器”，“催泪弹”，“降落伞”，“塑料”，“火箭”，“水雷”，是指鹿为马；“眼镜”，“国际象棋”，“扑克牌”，是偷梁换柱。

这是中国很多“学者”“专家”惯用的一种骗术，先用偷梁换柱，指鹿为马甚至是无中生有等等手段，把一些原始手工艺技术伪装替换成某种现代科技的等价物，然后故意隐瞒其他国家民族在古代同样也早就有了类似的技术这样一个事实，炮制出种种“科学发明”，结果给人造成这样一种印象：原来我们一直领先他们几千年啊！其实是在梦中领先了几千年。这是非常虚假的。

如果不是同名同姓的话，这个罗伯特·坦普尔，他还论证过阿基米德是激光武器的发明者，根据的就是那个阿基米德用镜子反射阳光烧毁了罗马舰船的传说。这些小报记者每到一个国家都会用同样的手段炮制出类似的一些“伟大发明”的神话出来。

听说这本书已经被一些中小学校作为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教学用书了，我认为应该停止这种错误的宣传活动，抵制这种错误的读物。

这种招摇撞骗的小报记者在中国特别受欢迎，帮着他贩卖这些垃圾的“专家”“学者”并不是不清楚他是在胡说，只是互相利用而已，一个靠贩卖畅销书骗钱，一些靠帮着贩卖混口饭吃，再用这些来愚弄老百姓，一方面又迎合了“主旋律”。

因为把任何现代科学成果都“论证”成是我们中国早就“古已有之”并且年代一定要比别国早，是符合“政治正确性”的，也是很多“专家”“学者”的谋生之道。

官方热衷于支持操纵这种复古伪古热潮，其动机不过是为了要向人民证明，没有西方的政治体制，我们中国古代也是科技发达领先的，现在我们也仍然不需要引进西方体制，就是这样。

为什么中国人那么在意我们以前是不是第一，不惜撒谎吹牛都要去维护这个第一，却不关心我们现在是不是第一，这是不是一种病态的心理呢？就像一个人，如果生活事业顺利，就很少去回忆过去的事情，也没有时间去回忆。只有失败者，对前途绝望者，对生活失去信心者，才老怀念过去，靠这个来安慰自己。或者是像人老了就喜欢怀念过去，年轻的就喜欢幻想未来。现在中国的复古风气很盛，这是一种很不好的风气。

中国“学者”“专家”编造种种古代“科学神话”所惯用的手段有以下这些，以后大家看见类似的装神弄鬼就便于识别了。

无中生有，根据一些古代传说甚至干脆就是神话故事，封建迷信的谣言，还有类似于《易经》之类的巫术迷信的算命书，野史杂书中只言片语的碎片，甚至是像《史记》《本草纲目》这样严肃著作中也大量存在的封建迷信糟粕和虚假成分，再加上文言文的语义晦涩，多歧义，通过曲解，穿凿附会，断章取义，甚至干脆就是故意撒谎，来编造所谓的“古代科学发明”；

指鹿为马，根据一些农业文明时代的原始手工艺技术与现代的某种科学技术在某方面的一点点相似之处，然后就无限夸大这种原始技术的作用和功能，故意掩盖两者在更多方面的巨大差别，来编造谎言。

偷梁换柱，干脆就把两种不同性质不同功能的东西偷换概念，将另外一种真正起作用的东西隐而不提，而虚假地宣传本来无关的东西的作用。

所谓“四大发明”的神话，以及“对人类文明作出了巨大贡献”云云，其实就是用这样种种手段炮制出来的一种虚假的宣传，一种在病态的无限膨胀的虚荣心的驱使下被蓄意制造出来的谎言，一种彻头彻尾的欺骗性宣传，一种弱智的文字游戏。

我认为我们宁可不要虚幻的所谓“祖先的辉煌成就”，不要自欺欺人的“民族自豪感”，也不应该做阿Q，不应该再被官方和所谓的“权威人士”合谋的骗局继续愚弄。不要再让“用肉眼可以从月球上看见长城”之类的闹剧重演了。

我不指望凭着几次讨论就能够结束这种虚假的宣传，但是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不再相信这些谎言。


参考文献

[1]培根，《新工具》

[2]李约瑟，《Science and Civilisation in China 》（《中国科学技术史》）

[3]江晓原，“‘李约瑟难题’是伪问题──《南方周末》专访”，《南方周末》，2001年5月24日

[4]《websters大辞典》

[5]张廷玉，《明史》

[6]《中国军事史》，第一卷 兵器，解放军出版社

[7]葛洪,《抱朴子》

[8]孙思邈（伪托）,《孙真人丹经》

[9]曾公亮，《武经总要》

[10]茅元仪，《武备志》

[11]脱脱，《宋史.兵志》

[12]沈括，《梦溪笔谈》

[13]朱彧，《萍洲可谈》

[14]王允，《论衡》

[15]葛剑雄,《纸草纸的兴衰》

[16]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17]罗伯特·坦普尔,《中国--发现和发明的国度》

[18]Philip K. Hitti，《阿拉伯通史》

[19]军事科学院外军部，《外国武器发展简介》，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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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虎队]

所谓“五千年文明古国”的无稽之谈【修订版】

蓝色部分是新增加的内容

一直以来，中国官方在对国内的宣传中都宣称什么中国是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们是一个有着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古老国家，以此做为愚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可笑的论调还流传颇广，深入人心，其实呢，只要稍有一点世界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这只是一种荒唐可笑的提法。

首先让我们来看看这个所谓“四大文明古国”的说法，国际上和学术界是不会有这种幼儿园口号式的提法的，比较近似的只有“几大文明发源地”的提法，即便是这样，中国也是排不上什么“四大”的。

如果是按照“四个最古老的文明国家”的定义的话，那么，我们中国，不要说四大，连前十大恐怕都排不上，它的文明开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商王朝，不过三千多年的时间，而其他几大文明早于此之前已经分别存在了两千到一千年：中东两河流域文明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埃及尼罗河流域文明也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左右，希腊爱琴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印度河流域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左右。

这只是就大的区域来说，在各大文明区域周边，还有更多次要文明如赫梯文明，亚述文明，腓尼基文明，波斯文明，犹太文明等，这些古代文明正是今天西亚很多国家的前身，这些古代闪米特人和波斯人也正是今日犹太人，阿拉伯人，伊朗人等的祖先。要按照前面“四大古国”的定义的话，也只能是在这些文明和国家里去排，那里轮得到中国呢。

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发现：从上面列举的文明开始时间来看，排在前面的“四大文明”分别应该是中东文明，埃及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并没有中国的位置。何以在中国官方的宣传中，希腊的位置消失了，反而变成了晚于其后1000年的中国？

这并不是什么无意的错误，实际上，这只是长期以来在官方操纵的反西方政治背景下，有系统有计划地贬低西方文明的各种宣传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因为希腊文明是西方文明的源头，中国官方出于意识形态和民族主义的原因，不乐于见到任何表现了西方文明优越性的信息出现，对西方文明的任何方面都要尽可能贬低，再加上掌权的“民族主义者”对西方文明那种极度仇视和嫉妒的心态，所以搞了这样一个偷梁换柱的小手脚。而这种宣传从清末民初就开始了，现在的中国官方只不过将其作为煽动民族主义的手段进一步发扬光大。

读者可能会问：中国官方宣传的不是“五千年文明”吗？何以实际上只有3500年？

那么我们需要搞清楚一些考古学和历史学上的基本常识和概念，而中国的某些“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正是靠着混淆这些基本常识和概念来误导愚弄民众。这就是关于“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概念的区别的问题，以及构成“文明”的几个基本特征。

考古学和历史学上所说的“文化”和“文明”这两个概念是有严格区别的，虽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常常可以把它们混用。简单说来：“文化（culture）”是一个属于石器时代范畴的概念，用于专指石器时代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包括金石并用时代的原始部落人类遗迹，而“文明（civilization）”是属于青铜时代范畴的概念，专指人类进入青铜时代以后的国家阶段。

其实，从“文化（culture）”和“文明（civilization）”这两个英文单词的词源上我们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两者的区别。“文化（culture）”这个单词的词根“cult-”的原始意义是“耕作”，这很清楚地表明了“文化”这个概念的本义是属于与“农耕”相联系的原始部落时代的范畴的；而“文明（civilization）”这个单词的词根“civ-”的原始意义是“市民”，这也同样清晰的表明了“文明”这个概念的本义是属于与伴随着“市民”的出现而同时产生的“城市”及工商业相联系的青铜时代的范畴的。城市city这个单词就是从词根“civ-”的变体“cit-”演绎而来的。

而“文明（civilization）”的几个主要特征，按照雅斯贝尔的定义：文字，金属冶炼术（青铜，铁），城市国家（城邦），宗教礼仪，等等，正是与工商业的出现密切相关的。要判定一个文明是否开始了，什么时候开始的，正是按照上述几个标准来核定的，而且是按照考古发现来核定的，而不是用什么神话传说，民间故事，野史杂书，或者是像什么《史记》之类的晚于考古年代两千年之后的所谓“历史纪录”来判定的。这是一个考古学历史学常识。

可能有人会问：那么，我们为什么要用外国人的标准来判定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们不能用自己的标准来判定吗？完全可以，但是，“文明”和“文化”这些概念本来就是西方传来的，不仅如此，整个考古学，历史学的方法体系，都是从西方输入的观念，如果要用我们自己的标准，那么我们就不能再用西方的概念来宣扬什么“我们有五千年‘文明’历史”，而应该用我们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们有五千年神话传说的历史”。

但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我们倒是有“五千年历史”了，而其他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地中海周边国家地区及中东地区，他们就不仅是“五千年历史”了，起码都是一万年以上的历史了。这样我们还是占不到什么便宜。

而中国的“历史学家”长期以来正是靠着混淆“文化”和“文明”的标准来误导愚弄民众。比如说把属于新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文化，如什么河姆渡文化，仰韶文化，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等等，偷换冒充成是所谓“文明”时代，这样中国的历史一下子就提前了一两千年，甚至两三千年。而在介绍其他国家其他文明的时候，又用另一种标准，从人家文明开始的正式起点（文字，金属冶炼术，城市国家出现）严格算起，这样无形中就缩少了中国与那些最古老文明国家间的距离，甚至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中国比这些实际上比中国文明历史早得多的国家和地区反倒还要早些，而实际上，如果按照中国衡量自己的那种标准，很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地中海周边国家地区以及中东地区，起码都是一万年以上的历史了。就是诸如此类的小伎俩小把戏。

例如，中国的某些“学者”根据河姆渡文化，红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已经开始种植水稻，或者发掘的玉石制品，偷换概念将其算作是“文明”时代，并杜撰出诸如“水稻文明”“玉石文明”之类滑稽可笑的术语来进行误导性欺骗性的宣传。而实际上，这只不过是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农业阶段，在这些地方只不过发现了一些石器，骨器，木器，陶器，农作物之类石器时代的遗物，并没有文字，冶炼金属器，城市建筑遗址等等文明时代的标志，而这样的东西，在世界各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到处都有，没什么稀奇的。

如水稻，虽然中国地区种植水稻是比较早（7000年前，河姆渡文化），但是世界上其他地方也早就开始了农作物种植，如东南亚，也早就开始种植水稻，也是水稻的独立起源地，甚至中国地区的水稻有很大可能是从东南亚传入的；中东地区，一万两千多年前已经开始种植小麦，大麦，驯养牛，羊，猪，中国的小麦都还是从中东传入的（这是个历史常识）；中美洲地区，一万年前已经开始种植玉米，南瓜；南美洲安第斯山地区，六千年前已经开始种植玉米，土豆，上述两地的玉米，土豆，南瓜等物在清朝时传入中国，解决了中国人的吃饭问题，才使得中国人口成倍增长。连非洲都有自己独立的农作物起源地：尼日尔。

至于玉石制品，再漂亮的玉石还是石头，不需要特殊技术就可以进行加工的天然产物，那仍然是属于石器时代范畴的产物，没什么特殊的。其他国家地区也多得是，也有石器时代就有的用天然铜（自然界有天然铜存在）打造的铜器，用黄金白银打造的饰物，用象牙雕刻的艺术品，玉器，等等。但是别人并没有根据这个炮制出一个“红铜文明”“黄金文明”“白银文明”“象牙文明”。

之所以要用文字，金属冶炼术（青铜，铁），城市等的出现作为划分文明时代与石器时代的标准，原因就是因为金属冶炼术的出现与石器时代用天然铜，黄金，白银，玉石，象牙，石，木，骨，土，等天然物制造器具有本质的区别，标志着生产力的本质性飞跃；而文字的出现标志着精神文化的本质性飞跃；城市的出现标志着工商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

下面就让我们来详细地从头审视一下中国及世界的历史。

首先从中国文明的历史开始说起。先开门见山地阐明这个基本事实：中国最早的文明──商文明，开始于公元前1500年左右，距今3500年左右，地点在今河南安阳一带。考古依据：中国地区最早的文字──甲骨文；较为成熟的青铜冶炼术，及出土的冶炼的青铜器；国家形态已出现。

要说明的是：这可不是我的发明，随便找一本国际学术界的世界史著作或者教科书，上面讲述中国文明都是从商王朝为起点开始的。

如，斯塔夫理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中，就按时间为序，将世界上主要几个文明发源地排列如下：两河流域（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文明，尼罗河流域的埃及文明，希腊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明，黄河流域的商文明。可以看到：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商文明仅仅被排在第五位。

这还只是按几个主要文明起源地为序排列，如果将其他几个与商文明同时期甚至还更早的次要文明如波斯文明，犹太文明，赫梯文明，亚述文明，腓尼基文明也算上，甚至按照历史学泰斗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中所列出的世界上二十多个大小文明的标准，并且按照“文明古国”这种定义，将各个文明地区所包含的众多国家，逐一排列，那中国连第十位都很难排得上。

当然，中国自己的历史教科书是从所谓的公元前2000年的“夏王朝”开始算起的。但是国际学术界是不承认这个子虚无有的“夏王朝”的，因为没有任何考古依据：既没有文字出现，也没有冶炼的青铜器发现，更没有表明国家形态存在的任何依据，如城市遗迹，等等。

而中国的这些江湖骗子一样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虽然把整个中国地区都翻遍了也没找出什么能证明所谓的“夏王朝”存在过的证据，但还是要厚着脸皮硬把这个幻想中的“夏王朝”塞到教科书和宣传资料中去贩卖给世人，又硬着头皮把在二里头等地发现的一些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包装一番冒充成是“夏王朝”的所谓“都城”遗迹拿出来蒙骗外行人。

我们来看看中国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找到了些什么？有一次我听一个《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演讲，主讲的“考古学者”给我们展示了他们宣称是所谓的“夏王朝”的二里头“都城遗迹”复原图，我仔细一看，原来就是几个烂草棚子，一个标准的原始村落，他们把这个叫做“伟大的”“夏王朝”的“都城”？还有什么呢，他们自己在考古现场刨出来的几个坑，他们宣称那是“宫殿地基”，而实际上他们没有在现场发现一砖一瓦。还有就是考古现场的几个烂泥堆，那是什么──夯土遗迹，夯土是什么，就是把泥巴堆在一起压紧做墙基，原始部落用来建造窝棚的最原始技术，俗称“干打垒”，现在你在中国的一些边远农村地区都还能看到没有能力盖砖瓦房子的贫困农民用这种方式搭建窝棚。他们把这个叫做“伟大的”“夏王朝”的“都城”？还有就是一些铜渣子，大量的石器，骨器！这问题不是很清楚了吗？这只不过是新石器时代的氏族部落遗迹。所谓的“夏王朝都城”纯属胡扯！

要是这算是“都城遗迹”，那世界各地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中的“都城遗迹”就太多了，如，瑞士汪金的湖居文化遗址（早于公元前5000年），人们用五万根木桩作地基建在湖上的大型村寨，那就比“伟大的”“夏王朝”的“都城遗迹”大到不知那里去了。看来西方人脸皮还是太薄了。而世界上已发掘出来的最早的城市遗址在现在以色列境内，时间是一万年前。

还有一些考古学家声称在中国其他地方发现了一些铜器，完全是欺骗性的宣传，那是金石并用时代的用天然铜打造而成的铜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出现的产物，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中多的是，以此为标准的话，那我前面所提到的那几个古文明地区的历史更要往前提前一两千年。

而中国考古学家在二里头发现了一个铜爵（饮酒的器皿），其实那个铜爵的年代经碳14测定也是跟商文明同时期的，但是，中国学者先认定二里头是所谓的“夏王朝”遗址，然后根据古书上的记叙，将其年代定在公元前2000年，然后顺理成章地将这个铜爵也认定为“夏王朝文物”，然后再用它反过来证明二里头是“夏王朝”遗址。中国的考古学者就是用这种虚设前提，然后循环论证的虚假手段炮制出了所谓的“夏王朝文物”，继而用它来证明那个子虚乌有的“夏王朝”存在。这就是他们惯用的手段。

而其他那些古文明地区都发现有标志文明起点的文字，青铜器，以及大量完整的城市遗迹，而且都是砖石结构，埃及，希腊，西亚，印度河，特别是希腊米诺斯文明遗迹的克诺索斯王宫（公元前2000年），其宏伟华丽，在各早期文明中是首屈一指的，我们中国直到四千年之后的现存很多近代宫殿建筑都无法相比。这一点无须多说，实地参观一下就知道了。

还有印度河流域的早期文明哈拉巴文明（公元前2500年），在摩亨佐与哈拉巴等地发现了许多完整的城市遗迹，砖石结构，构造复杂，设施很先进，甚至已经有了公共浴池。据考证当时城市人口已达到三四万人。

还有埃及的南城遗迹（公元前3500年，涅伽达文明时期）。某些书上错误地说埃及没有城市，玛雅文明没有文字，实际上都有。比如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我早就说过他这本书在细节上是错误百出的）

说老实话，所谓“商王朝”的殷墟遗迹其实也不过就是一些夯土遗迹而已，只不过规模稍大一点，根本还不是城市遗迹。要不是发现了甲骨文，冶炼青铜器，国际上也是根本不会承认商文明的。毕竟跟其他国家地区比起来，证据太少了。

中国有些人为此找了一种借口：说中国的早期建筑都是砖木结构的，所以不容易保存下来，而其他国家地区特别是西方主要用石材建筑，所以保存下来多一些，甚至还厚着脸皮反吹一把：中国的砖木建筑比其他文明的石材建筑技术程度更高。其实恰恰相反，我上面提到的几大文明地区，其发掘出来的早期文明遗迹实际上都是大量使用烧制的砖块建筑的，最典型的就是那个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巴文明遗迹，以及两河流域最早的的乌尔，巴比伦，苏萨等城市遗迹，埃及的南城遗迹，希腊的米诺斯文明遗迹，等等，实际上西方建筑的典型代表－－古罗马的建筑，也不是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都是用石材建筑的，也大量采用砖块，混凝土等建筑，如庞贝古城，以及用石料建筑的公路（有些两千多年后的今天都还在使用，比同时期中国的土路坚固得多），和现今在法国西班牙等地都还保存着的高架水渠等，这些都很好地保存着。（注：古罗马时代已经有混凝土，用火山灰制成）

而中国早期文明遗迹恰恰不是用砖建筑，而是夯土加木材建造，当然不容易保存，但那正是因为其技术水平低下的原因。秦朝时的长城就是用夯土建筑，到现在基本已经荡然无存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所谓长城只不过是明代时重建的，而且用来作为旅游观光之用的八达岭等处的长城还是现代重修的。

中东，西方等地用砖石建筑比中国用泥巴木头建筑所需要的生产力水平和技术水平要高得多，造价也要昂贵得多，也更坚固，当然便于保存。如希腊迈锡尼文明时期（公元前1600年）的城市遗迹，其巨石建造的城墙，厚达八米。现在仍完好保存着。

而且中国早期不用砖石建筑而用木材建筑，并不是象某些人解释的是因为缺乏石料的原因，而是因为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原因，因为中国地区比起其他几个文明地区来说并不缺乏石料，汉代时生产力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以后也同样开始使用石材建筑，相反，两河地区才是最缺乏石料的地区，印度河流域，尼罗河流域也并不比中国石料来源更丰富，但是他们能够很早就发展出用烧制的砖块以及石材进行建筑的技术。但是中国就做不到。

所以找不到所谓“夏王朝”的遗迹是毫不奇怪的，因为根本就不存在过，只有一些石器时代原始村落的遗迹。

而找不到更关键的两个证据--文字的出现，和金属冶炼术的出现，就更加不值一提了。

现在更需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问题不仅仅只是没有所谓“夏王朝”存在的任何证据那么简单，而是反倒有大量证据证明其根本不存在。典型的证据就是：在时间上紧随所谓“夏王朝”其后的商王朝，其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中竟然找不出有关这个前一代“王朝”的任何记载。这不是很荒谬吗？不是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事情的真相了吗？你能想象周王朝，秦王朝，汉王朝等在他们的政府文件和档案中不记载他们的前一代“王朝”的任何情况吗？只有商王朝这样的初始文明才会是这种情况，因为在前面什么都没有，一片空白。

这个道理就类似于法律上的无罪推定问题：要证明一件事情存在，只需要举一个例证就可以证明，而要证明一件事情不存在，则需要用穷举法，而这是不合理不现实的。所以如果没有证据证明某事存在，那就不能说其存在，只能作为猜想，不能作为事实。

不过我们没有直接的办法（穷举法）来证明某事不存在，却有间接的办法来证明某事不存在，比如，要证明某人没有做过某事，可以通过证明他在该事件发生时不在现场的办法来证明。而通过商王朝的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中找不出夏王朝的任何记载这一证据，既可以间接证明“夏王朝”不存在，就是这个道理。

而假使商王朝的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中有“夏王朝”的记载也只不过证明了其作为传说是存在的，仍然需要其本身的文字，青铜器，城市等直接证据，但是现在不仅直接证据没有，而间接证据也证明了其不存在。这已经完全足够说明问题了。

而有些无聊文人绝望之余，干脆对外撒谎说商代甲骨文和青铜器铭文上已发现有关于“夏王朝”的记载了。可笑的是，考古部门的负责人马上就出来予以否认。显然他们也还不敢于拿自己的职业声誉来开国际玩笑。

中国的这些“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对此也是无计可施，绝望之余，只有祭出“谎言重复千遍就成为真理”的法宝，在中小学教科书和宣传资料中反复宣传“夏王朝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但是在大学历史教科书中还是遮遮掩掩吞吞吐吐地告诉大家，这还只是一个纸上的“王朝”，连他们自己也觉得心虚。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毕竟这些历史系学生将来是要加入“历史造假工作队伍”“考古造假工作队伍”的，在教会他们如何造假之前，还是必须要让他们先了解真相，不然岂不是把他们都“培养”成白痴了？

最可笑的是，中国官方在对国内的宣传中就用“五千年文明”来愚弄大家，但是在国际上，为了不闹笑话，还是老老实实地承认中国历史是从商文明开始的，如外研社出版的英文版《中国通史》，就将所谓的“夏王朝”与黄帝的传说等乖乖地归入“神话传说时代”目录下。我真是替我们中国人感到悲哀啊，原来我们本国人在官方眼中是比外国人要低贱一等的，连了解本国的历史，都没有与外国人同等的知情权。

而且我们退一万步来说，就从所谓“夏王朝”算起，公元前2000年到公元2000年，也才4000年。那来的“5000年文明历史”？难道2000＋2000＝5000？所以说“5000年文明历史”只是个笑话。这个笑话荒谬得甚至连谎言都算不上，因为基本的事实都摆在那里，一目了然，他们要撒谎造假的余地都没有，唯一的办法就是凭着垄断了宣传机器拼命宣扬，让大家习惯成自然。如果有人说1+1=3，或者是1+1=4，大家确实也不会认为他是在撒谎，而只会当作笑话看。事情就是这样的。

还有一些“历史学家”恼羞成怒地用一种泼皮口吻断言道：“夏王朝是《史记》中记载了的，不容置疑！”。原来隔了两千年之后的司马迁通过道听途说记述了一件从未见过的事情，这就成了“不容置疑”了？那古希腊的柏拉图还记载过一万多年前有一个大西洲国呢，人们在海底还发现了一些疑似城市的遗迹，那也是“不容置疑”的了。

而且司马迁的话并没有多少可信度，他写的《史记》与其说是历史纪录还不如说是历史小说。很多情节，对话，根本就是虚构出来的，一个人单独干的事情，或者是两个人秘密的谈话，而且都是不可告人的勾当，又没有外人在场，当事人据他自己的记载在事发后就消失了，那么这些事情他是从何而知的呢？难道古时候的人还每天记日记，死后将日记出版，让你几百年后的人知道这些细节？你们将他的《史记》细读一遍就能发现很多这种漏洞。

自从他被皇帝阉割了以后，应该说心理就变得极为扭曲了，沉浸在虚构的远古“贤君”“盛世”的幻想中就成为了支撑他活下去的重要精神支柱了，这种心态下导致了他把“三皇五帝”这种荒诞无稽的神话传说（连中国官方都不敢承认）都当作历史来记述了，难道这也是“不容置疑的”吗？

至于所谓的黄帝，炎帝，尧，舜，禹，这些到了春秋战国及秦汉时代才陆陆续续由方士文人根据神话传说虚构出来的人物，连中国官方都不敢承认，而是乖乖地称之为“传说中的黄帝时代”。这里也没必要多说了。这已经不是一个需要辩伪的问题了，而是一个历史学上的常识，这方面的文章资料多得很，这些问题也不过是五四时代就已经解决了的，中国史学界的泰山北斗顾颉刚所著《古史辩》中已经把这些问题阐述得很清楚了。

可笑的是，中国官方虽然在正式的教科书中乖乖地将所谓的“黄帝”称之为“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但是在出版的《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辞典》中又堂而皇之把所谓的“五帝时代”列在“历代纪元表”里面，于是可笑的一幕发生了：从“黄帝”开始的“五帝”竟然延续时间为500年！平均每个“帝王”在位时间为100年！再加上他们“继位”之前要达到成年的年龄，以及“退位”之后的晚年，平均每个人的寿命为一百多岁！原来石器时代原始部落的人平均寿命已达到一百多岁，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而这些不学无术的愚蠢的“民族主义者”竟然厚颜无耻地解释说“五帝”不是指的五个人，而是指五个时代中的很多人。但是“五帝”的姓名履历，彼此之间的继承关系，都在《五帝本纪》中白纸黑字地写着，就是明白明白六代人的关系（颛顼是黄帝的孙子，但是是直接继承的黄帝的帝位，所以实际上是跟五代人一样的关系），从哪里来的什么“五个时代中的很多人”？而现在他们发现自己以前一直信奉的东西漏洞百出就想矢口否认篡改曲解了。真是无耻。

虽然中国的这些政客和文人骨子里很想把这个虚构的所谓“炎黄始祖”作为正式的历史来宣传，“祭奠黄帝”的闹剧也搞了好几次了，但是我相信，除非中国到了邪教横行的那一天，否则他们的企图是不会得逞的。

“尧，舜，禹”不过是后人的虚构，更不存在所谓的“炎黄始祖”，顾颉刚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观点，主要的两点“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是辨识伪史的指导思路，至于春秋战国时的方士文人具体是怎样伪造出上古史的，他的书中已有详细分析。可详查。

顺便说一句，顾颉刚是中国历史学家中几个稍有良知的人之一，但是受时代条件限制，他也曾错误地把当时发掘出的“北京猿人”认为是中国地区各民族的人种起源，而我们今天已经知道了，科学家通过对不同种族人群的线粒体DNA测定，发现世界上所有人种都是起源于20万年前的非洲智人，“北京猿人”等其他地区的早期原人早已灭绝，并不是中国地区的人种的起源。而我们中国现在的人种是一两万年前才陆续从中东中亚迁移过来的，这不过是个常识而已。

而某些中国人津津乐道的所谓“中国文明是唯一延续下来的古文明，其他文明都已经消失了，种族已经灭绝了”的可笑说法，也是颇能迷惑人的一种荒谬论调。这种荒谬可笑的调子现在该是彻底澄清的时候了。

那么我们来看看其他文明是否已经消失了，种族是否已经灭绝了。

首先说希腊，希腊最早的文明--米诺斯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距今四千多年。最初见于《荷马史诗》的记载（这并不是说是以《荷马史诗》的记载来证明它的存在，而是说考古发现证明了荷马史诗上的记载具有真实成分）。十九世纪末在希腊克里特等地发现了它的大量遗迹。考古依据：早期的象形文字，以及中期的线形文字A（已经解读成功）；成熟的青铜冶炼术，及出土的大量冶炼的青铜器；早期的城堡，中期的克诺索斯等地的王宫，尤其是后者，其优美华丽，在各早期文明中可以说达到了一个登峰造极的地步。

“克诺索斯城的王宫规模宏大（有1500多个房间），结构复杂（上下三层，靠楼梯走廊相连），千门百户，曲折相通，显然是在好几个世纪里建成的。里面不仅有国王宝殿、接待室和起居室，而且还有占去了王宫一大半的众多的仓库和手工业作坊，这一情形与从事贸易的民族相符。最了不起的要算克里特人装置的复杂的取水和排水系统，到近代为止，还没有谁能超过他们。排水系统安置得非常巧妙，天一下雨，雨水便冲洗下水道，使下水道保持干净；下水道的入口很大，工匠可以入里面进行修理。”（摘自《全球通史》）

中国的历史书上是把米诺斯文明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算起的，但是国外的历史书上都是从公元前2500年算起的。

紧随其后的是希腊南部的迈锡尼文明，开始于公元前1600年，距今3600年，《荷马史诗》记叙的主要就是这一时期的历史。十九世纪在希腊迈锡尼，泰林斯等地发现了它的很多城市遗迹，大量青铜器，还有线形文字B。

然后是两百年的荷马时代，这时候希腊开始进入铁器时代，武器和工具都普遍使用铁制，而中国直到将近一千年后的汉代才开始正式进入铁器时代，兵器和农具才开始普遍使用铁制，而在这之前，中国地区普遍使用的是青铜器，这一点我并没有夸张，其他诸文明地区比我们中国地区早一千年左右进入铁器时代是个历史常识，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冶铁术起源于地中海一带的赫梯文明，然后陆续传入远近各个文明，中国地区距离最远，所以传入最晚。

再接下来就是我们熟知的以雅典为代表的古典文明时代了。

创造米诺斯文明的皮拉斯基人，不是希腊语族，中国某些流氓文人抓住这一点大做文章，刻意强调米诺斯文明的创造者跟创造迈锡尼文明的希腊人不是同一民族，想要贬低希腊文明的原创性。实际上，皮拉斯基人只是非希腊语族而已，但是与希腊人同为印欧民族，或者称之为雅利安语族。而且他们从米诺斯文明早期开始就逐渐与创造迈锡尼文明的希腊族阿开亚人融合了，其文明是一脉相承的。在阿提卡等地的皮拉斯基人也早就与当地的阿开亚人融合而共同创造出了后来的古典文明，其文化艺术的世俗主义，自然主义特征，在几个古代文明中是绝无仅有的。跟后来希腊古典文明同出一源。

就算从正宗的希腊人，阿开亚人的迈锡尼文明时代算起，也早于中国最早的商文明。不知道“四大文明古国”怎么会算到中国头上去的？

更何况，中国的两个早期文明：商，主要是东夷，周，是西方迁来的游牧民族创造的，周灭商之后，虽然在宋国仍有商的遗民，但是作为一个民族，商民族已经消亡，今天没有谁是所谓“商人”的后裔，要说“正宗”的“中国人”--汉人，那是到了秦汉才形成的，据此也应该说“中国的早期文明都已经消失了，种族已经灭绝了”。

公元前1000年以后的希腊古典文明则是南下的与阿开亚人同族的多利安人与前两者共同创造的；而再后来统一希腊并建立了亚历山大帝国的马其顿人也是希腊族人，并开创了希腊化文明时代；罗马兼并了希腊之后更是成为希腊文明的直接继承者；而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继续延续了一千年之久，其核心民族仍然是希腊人，使用希腊语。直到十五世纪东罗马帝国被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灭亡，希腊人经历了四百年亡国时期，到十九世纪初又重新独立。今希腊共和国的版图，即是古代希腊的主要区域，其人口绝大多数仍然是希腊族，希腊语为国语。这个地区自古以来民族成分就没有大的改变过，并不存在“种族消失了”的问题。

而且，说人家“文明消失”了，完全是笑话。今天的整个现代文明完全是西方文明的内容，而西方文明又是以希腊罗马文明为基础的，希腊罗马文明在今天社会的科学，哲学，文学，艺术，政治，法律等等方面仍然发挥着巨大的影响。我们身边处处可见希腊罗马文明的影子，何来的“消失”了？

希腊罗马文明只不过中途又接受了基督教的成分，而且是希腊化的基督教。基督教从一开始产生就可以说是希腊文明与犹太文明的混合产物，基督教经典《新约》从一开始就是用希腊语创造出来的，主要的传播者也是罗马帝国中的希腊人，只奉《旧约》的犹太教是严禁偶像崇拜的，而基督教各流派都可以绘画雕刻圣像，这就是其希腊化的典型特征。

对于希腊文明，怎么评价都不过分。可以说：如果没有希腊文明，就几乎没有我们今天现代社会的一切。现代的许多科学学科，技术发明，以及民主制度，哲学，艺术，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已经产生出了其雏形。古希腊文明更是直接催生了中世纪欧洲的文艺复兴，导致近代科学的产生，民主制度的萌芽。这是对今天整个人类世界作出了最重要最关键的贡献的一个文明。这一点，我们以前是认识得太不够深入了。

我们又反过来看看中国的民族构成，前面说了，商，周，本是外来民族，周灭商后，商民族即已消亡。秦汉时第一次民族大融合才形成所谓“汉人”，这一点跟其他国家地区的民族演化并无什么不同。汉代时人口最多时达到五千多万，但是经过汉末动乱，到了三国时人口仅剩下七百万，其中蜀国人口最多时仅有九十多万，所以不难理解蜀国的基本战略非联吴抗魏无以自保。而曹操诗中“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描写并不是文学夸张，而是对当时十室九空的人口灭绝情况的真实记录。这样巨大的人口真空靠什么来填补？靠的是北方蛮族的大量南迁来填补的。而紧接其后短暂的西晋，不到一代人的时间，北方汉人又大量南迁至长江以南，然后就是长达两百多年的“五胡乱华”时期，黄河流域一带已经基本被换了血了。

隋唐时又是一次全国范围的大混血，而这个所谓“最辉煌”的唐朝，本身就是一个部分汉化的鲜卑人政权，李世民与其家族是汉化的鲜卑人并不是什么秘密。并保留着大量蛮族陋习，如兄死父死子弟续娶其妻，这就是所谓一脉相承的“华夏文明”吗？

至于辽，金，蒙元，满清时期，那就更不用说了，被混血不说，而且整个就是亡国奴时期。胡人汉化，汉人也胡化，留起鞭子，穿起旗装，这就是所谓一脉相承的“华夏文明”吗？

还不得不说的是，今天生活在中国地区的南方人和北方人，不仅在构成“民族”这个概念的基本特征--共同心理素质上差异甚大，而且在种族的生理特征上都是有很大差异的。总的来说，北方人是比较纯粹的蒙古人种，而南方人则比较复杂，混有大量马来人种的成份。这种情况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当初中国地区的人种从中亚，南亚等地迁移而来时就形成了这种格局，即黄河流域一带以中亚迁徙来的蒙古人种为主，而长江以南则是南亚迁居来的马来人种，二是在后来几千年的历史演变，民族迁徙中，北方的蒙古人种又大量南下与长江以南的百越等民族融和混血而成。这也是一个人种学上的常识问题，读者可以向你身边这方面的专家咨询一下，就知道我说的没有夸张。

种族都是如此，文化就更不用说了。说“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下来的文明”，那到底延续下来了些什么呢？举个例子：其他国家民族往往都有自己的民族服装，中国人有自己的民族服装吗？不要说中山装是民族服装，那是用日本人的学生装改制的。经过一千多年特别是最近几百年以来历史车轮的无情碾压，所谓的“华夏文明”剩下的也不过就是一些碎片而已，而且是些四不象的碎片。日本人的文化都比现在中国的本土文化更接近汉唐文化。

很多国人喜欢自以为是地吹嘘什么“世界上唯一延续下来的文字就是汉字，其他语言文字都断绝了”，实际上那是很可笑的说法。以英语为例，学英语专业的应该知道，英语虽然词汇数量巨大多达数百万，但是除了一小部分基础词汇以外，绝大多数的词汇都是由数量有限的希腊词根和拉丁词根以及前后缀组合而成的，而拉丁词根又源于希腊词根。特别是数量巨大的科技词汇基本上都是由希腊词根构成的。很多人觉得英语词汇的构成好像就是胡乱把一些字母拚接在一起，毫无规律，其实那只是不了解英语的希腊词根构词法而已。有些人喜欢宣扬什么“汉语词汇的组成是规律的，英语词汇的组成没有规律，汉语优于英语”这种谬论，实际上是愚蠢可笑的说法。

你可以发现在西方国家的各种语言中，很多词汇都是很相近的，就是因为它们都是用同样的拉丁词根和希腊词根构成的原因。例如“地理”这个词，英语是“geography”，德语是“geo”，因为都是由表示“土地”意思的希腊词根“geo-”构成的原因。

从语言上来说，西方国家各语言间的差别并不比中国各地区方言之间的差别更大，在西方国家一个人同时会说几种西方语言的情况是很平常的事情，就像在中国有些做生意的人同时会说普通话，四川话，广东话一样。事实上，中国人通晓不同方言的程度甚至还不如西方人。

从文字上来说，英语的字母是拉丁字母，拉丁字母源于希腊字母，希腊字母又源于腓尼基字母，而腓尼基字母最早的源头又可以追溯到埃及文字。同样的，汉字也可以追溯到苏美尔文明的楔形文字。

不仅在印欧语系（或者又称雅利安语）内部是这样，印欧语系与中东一带的闪米特语系也是渊源很深，腓尼基字母产生的另一个分支--阿拉米亚字母，又发展出今天的阿拉伯字母，维吾尔字母等。

我们又来看看汉字，如果是一个没有受过古文训练的人，根本看不懂古代的甲骨文字（而且大部分甲骨文仍未解读成功，连专家都看不懂），也分不清甲骨文，金文，小篆，大篆等的区别。从文字上来说是这样，从语言上来说，今天使用欧化语法的现代汉语的人如果没有经过古文训练也根本看不懂先秦时代的文献。

这里要告诉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常识，即使是很多对历史比较了解的人都一直被蒙蔽了，即：甲骨文是十九世纪末才被发现的，二十世纪上半叶才开始进行研究，商以后的古人是不知道有甲骨文这种文字的，而且大部分甲骨文到现在还没有被解读出来，只有一小部分被解读出来了，也就是说，甲骨文基本上是一种被后世中国人遗忘了的文字，是一种连专家都大部分不认识的文字，一种死文字。

相反，埃及古文字，早在十九世纪初就已经被法国埃及学家商博良完全解读成功了，并据此从纸草纸文献中将埃及的早期历史和王朝世系基本研究清楚了，希腊米诺斯文明的线形文字A也已经被解读出来了，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也早就已经解读出来。而且，楔形文字和埃及古文字一直在历史上使用了长达数千年之久，虽然中世纪以后逐渐消亡，但是其基本元素仍然在后来的各种字母文字中得以残留。相比之下，中国地区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倒真正是一种中断了的，没有延续下来的死文字。

另外，中国某些小报谎称在贾湖李岗文化以及大汶口文化等遗迹中发现了所谓的“最早的文字”--契刻文字，陶刻文字等，其实那只不过是寥寥几个没有确切含义的图画符号，我看到过这些所谓的“文字”，绝大部分只是用横竖笔画多少来表示数目多少的计数符号，根本不是什么文字，少数几个也只是图画符号。而且这些符号是零零散散独立存在的，前后不能组成词句，没有任何字义，但是中国学者将其拼凑在一起展示给公众看时，就使人产生一种错觉，认为那些符号好像是连贯成一句话似的。这是他们惯用的手段。

而且这样的图画符号在世界各地的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中到处都有，而这个恰恰证明了中国地区文化的西来说。因为这些符号里面有很多都是当时遍布世界的“日石文化”中都有的一些共有符号。比如那个佛教和纳粹都曾经用过的正反万字符号。

实际上，严肃一点的中国学者根本就不敢说那是文字，如果真能让国际上承认那是真正的文字，中国的文明史马上就可以提前几千年。以前甲骨文被发现以后，国际上马上就承认商文明的存在。

还有，中国学者故意误导大家说：商代的甲骨文已经很成熟了，具备象形、会意、形声等六书形体，前面应该有一个发展的时期，故商文明不应该是一个初始文明。实际上，这也是一种欺骗性的宣传，甲骨文其实也是到了商代中晚期才逐渐成熟的，初期也只是简单的象形文字雏形，大家可以到就近的图书馆去借一本甲骨文图集来看看就明白了。

而且，其他地区的古文字，如两河流域的楔形文字也是一开始就具备六书齐备的字体的，这是一个文字发展的普遍规律，并不神奇。

实际上，早期甲骨文的成熟程度还远远不如埃及早期的象形文字，埃及早期的象形文字甚至已经有了辅助的音节符号，并很快就从象形的碑铭体发展成具有表意表音两重功能的僧侣体。并与楔形文字共同为后来的第一种真正的字母文字--腓尼基文字提供了字母元素。

而拼音文字，字母文字在发展层次上高于单纯的象形文字，表意文字，这是语言文字学常识，没什么可争论的。现在世界上基本上只剩下中国还在使用这种落后的从象形文字发展而来的表意文字了。

然后我们又来看看埃及文明，埃及文明正式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涅伽达文明时期），这时期出现了象形文字，数十个城市国家，冶炼铜器。（实际上在公元前4500年已进入铜器时代）。并发明了最早的纸--纸草纸。

然后在公元前3100年时，美尼斯统一了上下埃及各城邦，进入早王朝时期。第三王朝时开始大规模修建金字塔，庞大的神庙，尼罗河水坝。埃及大大小小的金字塔建立起来一千多年后，中国才开始进入文明时代。

再来看埃及的种族：埃及最初的居民是含米特人，然后与西亚进入的闪米特人逐渐融合，创造埃及文明的就是这种闪含混和民族。而闪米特人都起源于阿拉伯半岛，阿拉伯人，犹太人都是闪米特人。今天生活在中东北非的大部分居民，不过就是阿拉伯化的古代闪米特人的后裔。古埃及虽然在其本土政权延续了三千年之久后又陆续经历了亚述人，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的统治，但是其种族本身从法老时期一直到今天并没有大的改变，今天生活在尼罗河两岸的居民其体貌特征跟古埃及时期的雕刻和绘画上的形象仍然非常相似。（《全球通史》）

埃及人只不过中途又接受了伊斯兰教的成分，这种情况跟古希腊罗马接受了基督教的情况非常类似，也类似于中国人接受了佛教文化一样。只不过伊斯兰教基督教这种一神教的同化作用更为彻底一点，而伊斯兰教本来就是从犹太教等中东闪米特人土生的宗教发展而来的（犹太教也汲取了早期巴比伦的闪米特原始宗教的成分）。

再来看印度文明。印度文明开始于公元前2500年（哈拉巴文明时期），地点在今印度河流域一带，以哈拉巴和摩亨佐两地发掘出来的完整的砖砌城市遗迹为代表，以及刻在发掘出土的数以千计的印章上的象形文字，青铜器。

创造最早的哈拉巴文明的是达罗毗荼人，他们与后来进入印度的雅利安人逐渐融合构成了今天印度的主要居民，今天印度的人种混杂局面就是这种历史原因造成的。而雅利安人在公元前1500年进入印度后，就继承了达罗毗荼人的文化，其宗教，哲学都深受前者影响，如婆罗门教（印度教的前身）就深受达罗毗图人原始宗教的影响。

至于印度后来受到蒙古（实际上是突厥）莫卧尔王朝的统治，本质上跟中国地区被蒙元满清统治时期一样，而且在殖民化程度和奴役程度上要轻得多。

今天印度人口的绝大多数都仍然是古代达罗毗荼人和雅利安人等民族的后裔，其信奉的印度教也是从古代就一脉相承下来的，其创造的佛教也深刻影响了整个东亚地区，何来的“文明消失”了？

实际上，通过对比上述几个文明，我们可以发现，恰恰消亡得最多的就是中国地区的文明，除了仍然在使用汉字这一点以外，我没有看出今天的中国还从古代继承下来了些什么。

其实，在学术界有一种不便于启齿的看法就是：真正的古华夏文明，从宋代以后就已经消亡了。今天的中国不是昨天的中国。

我们又来看看中东的两河流域文明，它正式开始于公元前3500年的苏美尔文明时期（实际上在公元前4300年已经进入铜器时代，出现了城市，国家的萌芽），这时候出现了象形文字，及稍后的楔形文字（早期就有两千多个字，并具备象形，表意，形声等六书齐备的多种字体，镌刻在至今为止已发掘出土的数十万片泥版书上），冶炼铜器，以及乌尔，乌鲁克，尼普尔等数十个城邦。

创造最早的苏美尔文明的苏美尔人，可能是含米特人（也有人猜测他们是黄种人，或者来自印度的达罗毗图人，但是没有证据），他们很快就与后来进入的闪米特人融合了。而后继承苏美尔文明而起的阿卡德文明（公元前2371年），巴比伦文明（公元前1894年），都是闪米特人创造的；创造亚述文明，腓尼基文明，犹太文明的也是古代闪米特人；创造伊斯兰文明的阿拉伯人也是闪米特人。今天生活在中东地区的大部分居民仍然是这些古代闪米特的后裔。信奉的宗教仍然是从古代闪米特人原始宗教和犹太教发展而来的伊斯兰教，使用的文字仍然是从楔形文字和埃及象形文字中提取元素而产生的腓尼基字母文字发展而来的阿拉伯文字。

至于中国官方宣传的“四大文明古国”中的那个巴比伦，不过是两河地区最早的文明出现近两千年之后才出现的一个晚期文明，中国官方把这个拿来列在所谓的“四大文明古国”中，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中国地区的文明跟早于自己两千多年的两河文明是在同一个时间层面上似的。

闪米特人的另外一个文明：亚述文明，大约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发源地在两河上游一带。这个文明最突出的特点在于他的军事技术上的成就，它建立了当时世界上兵种最为齐全，战斗力最为强悍的一个军事体系，轻重步兵，骑兵，工兵，战车兵，弓弩手，诸兵种齐备，使用铁兵器，铁盔铁甲，先进的攻城武器，后来其军事技术体制被波斯所继承。

闪米特人在地中海沿岸一带的另一个文明：腓尼基文明，也大约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著名的城邦有推罗等。范围就相当于今天黎巴嫩的版图，另外，著名的迦太基古国，也是腓尼基的殖民地。这个文明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其航海及商业上的成就。早在埃及尼科二世时期（公元前611年），腓尼基人已经实现了环航非洲，这是人类航海史上与麦哲伦环球航行，哥伦布发现美洲并列的航海壮举。

腓尼基文明的另一个伟大贡献就是字母文字的发明。它虽然从楔形文字和埃及象形文字得到启发，但是却是真正成形的拼音字母文字，从腓尼基文字又发展出希腊文字，拉丁文字；以及阿拉伯文字等。从腓尼基文字发展而来的这种字母文字，是除了东亚之外全世界都在使用的文字。韩国日本等国都曾经进行过文字拼音化的尝试，现在也还在朝这个方向努力。中国要想实现现代化，将来也不可避免地要向这个方向发展。

犹太文明，如果从公元前1000年扫罗建国算起的话，是三千年历史。但实际上，作为一个民族，犹太人的历史还更为悠久。早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居住在这里的迦南人（闪米特语族），已经进入铜器时代，建立了城市，后来与进入这里的犹太人融合。

至于犹太文明及其民族独一无二的延续性，以及他们对人类的贡献，我想不需要多说了。

赫梯文明，这可能是一个雅利安语族的文明，也大致开始于公元前2000年左右。地点在小亚细亚一带。这个文明最大的成就就是发明了冶铁术（有可能更早在这之前的米坦尼王国已出现），并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率先进入铁器时代。而今天高加索一带的亚美尼亚，据称其居民就是古代赫梯人的后裔。

今天叙利亚的居民，则是建立以大马士革为中心的古代叙利亚文明的阿拉米人的后裔。

波斯文明，就是今天伊朗的前身，这是一个雅利安人的文明。如果从其最早的居民－－埃兰人建立的文明开始，是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他们创造了伊朗最早的文字，国家。埃兰人与后来的米底人，波斯人同出一源。波斯帝国则建立于公元前550年，是第一个横跨欧亚非空前庞大的帝国。今天伊朗人的绝大多数，就是古代波斯人的后裔。

顺便提一下罗马文明，如果从公元前754年罗马建国开始（另一说公元前575年），是两千多年历史，而实际上，早在公元前1800年特拉马拉文化时期意大利已进入青铜时代；公元前1000年维兰诺瓦文化时期已进入铁器时代。今天意大利的大部分居民，仍然是建立罗马文明的古代拉丁人的后裔。

至于美洲的玛雅，印加诸文明，由于出现时间稍晚，这里就不赘述了。

所谓“创造某个古代文明的民族已经灭绝了”这种说法纯属误导。没有任何一个民族能够被彻底地灭绝。不管是在战乱中遗存下来的人民，还是后来迁居而来逐渐融合了的外来成份，他们都会自然地依照共同的地域意识和文化心态，重新恢复古代的文明版图。读者如果把今天的世界地图与早期文明的分布图对比一下，就会发现，各早期古代文明所在的大致范围与今天建立在这些地区的现代国家版图基本上是相吻合的。以色列人流浪千年之后仍然要顽强地回到故土上去，并恢复了希伯莱语言文字；伊朗人（波斯人）近代独立以后马上就将阿拉伯文字从自己的文化体系中清除出去，并全力恢复古代波斯的文化传统，这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

还有很多国人喜欢夸夸其谈的一种荒谬可笑的论调“唐朝时中国是世界的中心”。事实上，中国从来就不是什么“世界的中心”，唐朝时世界上有阿拉伯帝国，拜占庭帝国，查理曼帝国，那时候世界的中心在君士坦丁堡，在巴格达，当时阿拉伯帝国的版图几乎是唐帝国的两倍，并曾在中亚怛罗斯击败唐军，阻止了唐王朝向中亚的进一步扩张；汉朝时有罗马帝国，安息帝国（波斯的继承者），贵霜帝国，那时候世界的中心在罗马，在亚历山大里亚，在巴比伦尼亚，而罗马帝国的人口与版图也远远大于汉帝国。这一点看看世界历史地图就很明白了，中国地区一直都是远离文明的中心，在欧亚大陆最偏僻的角落里。

某些人津津乐道什么唐朝多么多么开放，有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做官。只是自己少见多怪而已，其他文明地区的这种开放的程度普遍的很，各个种族的人来来往往经商做官是家常便饭的事，例如罗马帝国时期，甚至有好几个皇帝都是阿拉伯人，腓尼基人，日尔曼人等外族人（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而且是依照正常程序继承的皇位，而非象蒙元满清时代那种异族征服得来的皇位。

地中海周边地区和中东地区，才是在整个人类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一直是世界的中心，文明的源头。

中东文明可以说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源泉，楔形文字与埃及象形文字是后来的西方字母文字的最早源头，中国地区的文字实际上也起源于楔形文字。青铜冶炼术，冶铁术，制陶术，车轮，驯养牛马，小麦大麦，都是从中东中亚最早发源并传播到世界其他地区的（也包括中国），这是国际学术界普遍的看法。

最近几年，中国的某些无赖似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据说对国际上不予承认中国有商前文明感到很恼火，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声称要单方面宣布中国为“六千年文明历史”，有人甚至提出要更进一步修改为“一万年文明史”，据说还是什么“考古学会”的“会长”。我并不相信这些白痴“学者”真有这种滑天下之大稽的胆量和脸皮去实施这个搞笑计划，我倒是担心他们虚张声势一场最后又不了了之，让我们失去了一个看国际笑话的机会。

其实对付这些“历史学家”这种流氓手段的最好办法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西方人是太厚道了，要像韩国朝鲜人那样。比如说，我在朝鲜的官方宣传资料上就看到：朝鲜人说他们是“六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好嘛，比我们中国还多吹出了一千年，现在中国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不是要修改中国的历史为“六千年文明”嘛，那么朝鲜就会把自己又改称为“七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反正始终保持比中国领先一千年，反正只需要改动一个字的功夫而已，何乐而不为呢？日本学者就更离谱了，干脆把文物自己埋到地下又自己挖出来做“证据”证明自己的“历史”，跟中国的“考古学家”有得一拚。

顺便说一句，如果要像中国官方那样将新石器时代的原始部落文化遗迹混淆为“文明时代”的话，那么日本根据其最早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迹--绳纹式文化，也可以把自己说成是“一万年文明历史”。

中国要想把自己打扮成是“最古老的文明国家”这可不容易啊，首先连日本韩国朝鲜这一关都过不了，大家都在比赛谁修改教科书的功夫更厉害。中国，日本，韩国，朝鲜，如果要比谁是最能吹牛撒谎的国家的话，倒是可以一比。

中国的某些“历史学家”，他们“做学问”的态度，就像是妓女对待嫖客一样的态度，随时可以为了政治的需要改换自己的态度和立场，换一个主子就又炮制出一种新的“理论”出来。

这些娼妓一样的“历史学家”，不客气地说，应该称之为“历史篡改学家”“历史伪造学家”或者“历史文学家”更为合适。相信看够了他们是怎样篡改伪造近现代历史的种种表演的世人，都不会不同意我的这种说法。更何况是虚无飘渺的古代历史？

最近这些年来，人们对中国越演越烈的学术腐败学术造假现象都很关注，但主要都集中在一些造假者有丰厚利润可图的学科领域，对历史学界，考古学界这些好像没有什么油水的圈子都不太注意，其实这两个看似不重要不起眼的学科领域倒是最有学术腐败学术造假的可能性的，因为这两个学科是直接为政治服务的。比如说那个在国际学术界臭名远扬的所谓《夏商周断代工程》伪学术项目，就存在着大量学术腐败学术造假情况，例如在用碳14测年法测算文物年代的问题上，主事者在数种测年法中故意选用最不准确但是却能够有利于将文物年代往前提早的那一种，他们就是这样搞“学术研究”的，不知道骗取了多少国家科研经费。此类事例，举不胜举，很多资料都有披露。

中国的考古发掘研究项目一般是不允许国际上参与的，其发掘研究出来的很多耸人听闻的神奇伟大的“考古发现”，反正也无法验证，谁知道是真是假，最后往往不了了之。比如中国早期青铜器，铁器的发掘考古工作，如果偶尔发掘出一两件质量好的，他们就大吹特吹，到处展览，作为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标志用来进行民族主义的宣传煽动，但是绝大多数质量平平或者低劣的铁器青铜器，没有宣传价值，他们就将其锁在仓库，任其锈烂。外人要想拿来做个洛氏硬度测验或者含量分析都不允许。

我在商务印书馆三十年代出版的一本《考古学》上看到那时的考古学前辈是这样阐述研究考古学的意义的：“考古学的目的一不是为了夸耀古国的辉煌，二不是为了粉饰现实的政治。而是为了了解历史的真实，知道我们以前的路是怎样走过来的，以为参考，对我们将来应该走什么样的路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

中国的某些“考古学家”，把前辈们的教诲全都扔到茅坑里去了。将来到地下碰见这些先辈，肯定是要被打屁股的。

还有某些瘪三一样的中国人，常常喜欢放这样一种屁：“我们中国人辉煌灿烂的时候，你们西方人还在树上呢”，说这话的人不一定就是对起码的人类进化史常识无知，虽然大家都知道人类早在一两百万年前就已经从古猿逐渐过渡到直立人了，也就是说早就不“在树上”。可能他们的意思只是以此比喻谁开化得早一些。不过我们前面已经说明得很清楚了：中国进入文明时代远远晚于其他文明地区而且也晚于欧洲。

而现在我们需要更进一步来比较一下石器时代的情况：在欧洲发现的不管是从旧石器时代早期的舍利文化，阿舍利文化，克拉克当文化，还是中期的穆斯特文化，晚期的奥瑞拉文化，索鲁特文化，马格德林文化，以及中石器时代的阿齐尔文化，塔登鲁尔文化，阿斯度尼亚文化，马莱姆斯文化，一直到新石器时代诸多文化，在谱系上都非常完整，不象中国地区有一个很大的断层。时间上也早得多。

就连日尔曼这种相对来说在欧洲算较为野蛮的地区，公元前一千年左右就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了，武器和工具普遍使用铁制，比中国地区早了近一千年；英国地区早在五千年前其最早的居民皮克特人也已经开始建筑石头城殿；西班牙和法国尼奥岩洞等地，考古发现了数万年前奥瑞拉文化时期的绘画作品，是世界上最早的绘画和艺术品，以及最早发明弓箭的考古证据。

而中国，即使是公元前1500年才开始的商王朝，也还是青铜器时代，夯土建筑，其主要覆盖范围也只不过就是河南的一小部分地区（注意我说的是主要），而古中国其他广大地区，基本上都还处在野蛮原始的部落文化状态。这到底是谁“还在树上”呢？这不是很明显的事情吗？

其实当很多中国人得意洋洋地吹嘘“我们的祖先比你们西方人辉煌灿烂”的时候，用心思考的人会发现，这句话所包含的潜台词其实就是“我爸爸比你有钱”。且不说这只是颠倒的事实，就这句话的潜意识来说，这样吹嘘本来是件可耻的事情，而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如果有人用“我爸爸比你有钱”来炫耀自己，毫无疑问地都会遭到那怕是最势利最无廉耻的人的鄙视。可偏偏有一些中国人不以为耻，反倒以此为荣。也真是一大奇观阿。

每次看到这些恶心的小丑恬不知耻地吹嘘什么“我们的祖先比你们西方人辉煌灿烂（我爸爸比你有钱）”或者是“我们中国人辉煌灿烂的时候，你们西方人还在树上呢”的时候，每次看到这种肮脏丑陋的嘴脸的时候，都让人忍俊不禁。

我真不知道咱们中国人怎么脸皮就这么厚，也真不明白中国到底有什么可以吹嘘的，有什么可以得意的。讲政治，中国三千年来一直都是最专制，最腐败，最黑暗的，一直到现在都还是类似于中世纪般的半封建专制体制；讲文化，中国文化其实质根本就是最腐朽最堕落的奴才文化，太监文化，官场文化，伪君子文化，一点可取之处都没有，这个问题也是自五四以来鲁迅等仁人志士早就已经多次阐明了的；讲经济，中国老百姓在封建帝王，贪官污吏，地主豪强等多重压迫下一直都是最穷困的，所谓“唐朝时一个马车夫都比欧洲贵族富有”之类的蠢话恐怕也只有白痴才说得出来；讲历史，中国不要说跟中东，埃及，欧洲，印度这些文明悠久的国家和地区相比，就连跟自己的邻居日本和朝鲜韩国等比，都没有多少可骄傲的资本；讲科学，我们对科学毫无贡献，唯一能够拿来吹嘘一下的就只有个子虚乌有的“四大发明”，还是李约瑟这个洋人帮着编造的，连谎言都得靠着雇佣外国人来编！李约瑟炮制的《中国科学技术史》里面那些胡编乱造的“中国古代科学发现”连稍有良知的中国人自己都不好意思拿到正式场合来炫耀，这里也就不多说了，具体可参考《全面解析所谓四大发明神话的谎言》等文章。

我觉得我们中国人这德性很不好：刚吃了几天饱饭，就得意得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任何事情都要撒谎吹嘘成是自己“世界第一”，虽然昨天还在挨饿。其他国家民族在中国人眼里好像根本不存在似的，其实心里面一门心思琢磨着怎么移民到外国去。这样自欺欺人下去，没准明天又要挨饿。这就叫做“器小易盈”。

某些中国人就是想通过这样种种方式来抬高自己贬低其他国家民族，特别是让他们嫉恨不已的西方国家，来满足他们那种面对西方文明时极度自卑心理背后的意淫需要，并迎合官方的愚民需要。是一种极其无耻可笑的行为。

喜欢吹嘘“我爸爸比你有钱”的某些中国人，就是这样一副令人发笑的肮脏丑陋的嘴脸，就是这样一群令人恶心的小丑。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引用有关世界史的大部分数据和资料都可以在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世界史》教材中找到出处，相信不会再有任何理由指责我“歪曲，捏造，不客观”了。当然，关于中国史的部分，那你得看国外学者的著作才能知道真实的情况，基于中国“历史学家”一贯的德行表现，我相信这一点大家也不会有什么异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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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虎队]

这是上文的参考文献：


[1]斯塔夫理阿诺斯，《全球通史》

[2]韦尔斯，《世界史纲》

[3]汤因比，《历史研究》

[4]顾颉刚，《古史辨》

[5]司马迁，《史记》

[6]吴于廑 齐世荣，《世界史》，高等教育出版社

[7]吉本，《罗马帝国衰亡史》

[8]陈宁，《夏商周断代工程争议难平》

[9]白寿彝，《中国通史》，外研社

[10]《考古学》，商务印书馆

[11]刘家和 廖学盛，《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高等教育出版社

[12]李怀国，《世界上古文明史》，辽宁大学出版社

[13]朱龙华，《世界历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14]范文澜，《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

[15]费尔南.布罗代尔，《文明史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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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虎队]

应该正确认识“祖国”这个概念


很多“爱国”人士在为自己辩解的时候，都喜欢这样说：你们没有分清“祖国”和“政府”的区别，我爱的是我生活过的祖国，故土，而不是那个政府，这是一种纯洁崇高的感情，啊！那让我魂牵梦绕的故土啊。然后自己就被自己感动得热泪盈眶。

说老实话，如果你说你爱的就是那个“政府”，多少我还觉得你这种感情有点高尚之处，因为你多少还有点信仰，有点道德义务。但是你把这种感情跟什么“祖国”之类的挂上钩以后，反倒不值得过多地尊重了。

其实那只是一种跟动物本能没什么两样的生理反应，大家应该都很熟悉这样一个常识：很多动物都有寻找并返回自己原始巢穴的本能，如被主人丢弃的猫和狗，会不远千里地返回到主人的住处。还有鸽子，也有这种强烈的本能，并被人们用来作为传送信息的手段。

那么，“爱国”人士你们自以为崇高得不得了那种“爱国感情”其实也不过就是一种纯粹的动物本能而已，又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呢。

或许你会说，就算是动物本能，那至少也不是什么丢脸的事情吧。确实，动物本能也有很多种，人从动物进化而来，也相应地保留了很多动物阶段的本能，可是并不只要是动物本能就是正确的，动物还有在光天化日之下进行交配的本能，是不是你们也要保留这种本能呢？

对于“祖国”这个概念，传统的解释是有问题的，我翻了很多字典，通常的解释都是：祖先生活的土地。

而这个解释中，首先“祖先”这个概念就是有问题的，首先，就像我在《世代为奴的中国人》一文中说过的那样：“祖先崇拜是一件很荒谬的事情，只需要作一个简单的数学运算就能够明白，每个人往上推一代都会有两个直系父代，往上推两代就会有四个直系父代，以三十年为一代（实际上古时候最多25年一代），则往前推三千年，也就是一百代之前，你有二的一百次方个数量的“祖先”（你自己算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天文数字），当然这是理想情况，即使扣除重复交叉的情况，也仍然可以得出结论：那时世界上的每一个人都是你的“祖先”，也可以说都不是你的“祖先”，因为作为单个的个体他的血统已经在你的身上稀释到接近于零，而奉整体的人群为祖先也是说不通的，因为历史上分分和和，打打杀杀，个体与个体之间的利益都是矛盾的，冲突的。”

“所以说，“祖宗”这个概念，只有在与你有直接联系和接触的父母辈和祖父母辈那里才有意义。最多可以上溯到曾祖父母辈。”

其次，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科学家通过DNA测试早就证明：人类都是起源于非洲，大约在几万年前走出非洲来到世界各地，今天中国土地上生活的这些人，也不过仅仅只是一两万年前才来到这里，进入文明时代也不过仅仅三千多年，而且其文明也是经由中亚直接传承自中东而来。

所以说，用“祖先生活的土地”加以定义的这个“祖国”的概念完全是个荒唐的概念。到底你的祖先在哪里呢？到底你祖先生活的土地在哪里呢？

我们也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更深地理解这个问题：抛开国籍这个容易让人迷误的范畴，我们在一国之内来看，相信绝大多数人你现在生活的地方（或者你出国前长期固定生活的地方）都不是你的出生地，但是，你会不会对你的出生地有什么特别的感情？相信不会。而且恰恰相反，大多数人的出生地相对你现在固定生活的地方来说都是一个并不理想的地方，并不如你现在居住地更适合生活。你绝不会还想回到那里去。

那么，应该怎样正确定义“祖国”这个概念，显然，作为能够进行理性思维的人类来说，社会性是其最重要的属性，所以应该从社会属性的思想，文化等等角度来定义祖国这个概念。而不应该再被动物本能所支配，而要用理智，用思想，来定位自己的归属。

所以，祖国应该从文化上来定义，你认同哪种文化，代表这种文化的国家就是你的祖国。

也许你们会觉得我这种提法很荒唐，那么我先指出一个简单的事实，然后再请你们扪心自问一个问题，我想大家也许会得出一些不同的认识。

首先，构成我们现实生活的全部基础，包括社会政治体制，法律体制，日常生活用品，科技成果，工业设施，吃穿住行，包括我们待人接物，为人处世，的思想，观念，等等一切，毫无疑问地，绝大部分都来自于西方文化。也就是说，西方文化构成了我们今天生活的整个基础，不管你在哪里都是如此。没有了西方文化，我们今天生活中的一切，我们的整个生活的基础，都将不复存在。而剥离了这种社会属性的文化基础，思想观念，即使我们还剩下一个生理上的肉体空壳，我们也不再是原来的自己了。

从生理上来说，跟你的存在唯一有关系的，只有你的父母，你的生命是你父母给你的，除此之外，你错误地定为归属的那个原来的“祖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没有这个所谓的“祖国”，给予你生命的这个族群也一样存在，一样不影响你的生命存在。

如果从你的生命中剥离掉你现在赖以生存的全部文化元素，回到真正的所谓“中国文化”中去，实际上它并不是像你幻想的武侠小说中那种绚丽多彩的生活，而是一种极度匮乏的生活，它的真实状态就是中国那些最边远的农村地区的那种生活，你自己扪心自问，你愿不愿意回到过去那种原始状态生活，哪怕一个月？

我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感受，虽然我以前也曾一度对所谓的“中国文化”很沉迷，但是我很快就发现，它的历史中那些内容，跟我们的生活理念是完全格格不入的，是那样异样，我觉得那并不比非洲丛林更让我有亲切感。

相反，我读西方历史时，对那种文化环境就感到像是自己亲身生活中一样亲切，像是自己的亲身经历一样。因为我们即使是在中国，实际上也是在以西方文化为主体元素的浸泡中成长起来的。

所以，你要寻根，你真正的根就在你现在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中。

其实你没意识到，你四处迁徙寻找一个适合你居住的地方，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寻根的过程。

你要明白，你的根不在你幻想中的所谓“华夏故国”，她就在你现在选择生活的地方。

你为之“魂牵梦绕”的“华夏故国”，其实并不是因为那个地方给过你多少幸福，不然你也不会千方百计地逃离她，死皮赖脸地想办法留在其他国家不回去了。更主要的是那里给你留下的不安全感。它存留在你的潜意识中，也许你自己都难以察觉。但是你总是受到它控制。

也许那个地方也有一些童年少年时光的美好回忆，但是更多的是不愉快的回忆，甚至是痛苦的回忆。难道不是吗？你们自己扪心自问，不必强装正经来回答我。

你为之“魂牵梦绕”，不过是为奴自虐症下意识的复发而已。

你生活在西方文化的环境中，你最多不过会遇到一点点轻微得感觉不到的种族歧视，但是你要回到中国文化那种环境中去，你却要受到严重百倍的各种歧视：地域歧视，省籍歧视，户口歧视，社会身份歧视，性别歧视......

甚至不仅仅只是歧视，而是更可怕的奴役。

中国文化中的东西对于一个现代人来说，仅仅只具有娱乐性而已。而更多的是毒性，危险性。

你是要让自己的心变得更白还是变得更黄？这是个生死存亡的问题。

也许你现在坐在电脑屏幕后面，悠闲地端着一杯咖啡，对我所说的话嗤之以鼻，不屑一顾，但是你自己好好想想，你的这种可以嘲讽一切的幸福是怎样来的？正是被你嘲讽和不屑一顾的力量所保障的。

中国人不要总是对西方世界抱着一种耍泼的心态，不要以为西方人的忍耐是无限的。奥斯威辛也仅仅才过去了六十年而已，谁知道六十年后又会是什么样子，又会有另外一种什么思潮。

很多人穷尽一生，都没有搞清楚自己到底应该爱的是什么，或者到了最后要失去她的时候，才知道自己应该爱的，最爱自己的，到底是什么，就像《飘》里面的主人公。我希望中国人不要再迷惘下去了。

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好好地想一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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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背山杂谈


《断背山》总让我觉得有点什么不太对劲的东西在里面，这跟我第一次看这部片子的感觉似乎不太一样，难道仅仅只是因为这是一部同性恋电影吗？

直到现在，我仍然认为，这确实是一部极好的影片，我初看时，真的是被这部片子打动了，纯美的画面，悠扬的曲声，优美苍茫的西部风情，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如果允许把她定义为爱情的话），令人黯然神伤的凄凉结局，一切都是那么符合我们惯常的审美情趣。一切都是那么唯美。

我看完之后，意犹未尽，又重看了第二遍，甚至，最后结局那个镜头，我认为对于观看这部影片的人来说，是非常残酷的一个景象，“那画面太美我不敢看”。我本来是打定主意不再重温这个镜头的，最后也硬着心肠把它看完了。

这还不够，看完两遍之后，我又仍有不甘地上网四处搜索这个影片的相关评论，甚至怀俄明州当地的风土人情，地图，我不记得是否曾经有那部影片引起我这么大的兴趣，这么吸引过我。到底是什么吸引了我？

不搜索倒好，一搜索，结果，在大陆媒体上看到的一些冒着村气的评论，顿时让人大倒胃口，无非就是诸如此类“为中国人争了光”“华人的荣耀”等散发着酸臭俗味的言论，或者“含蓄雍永的风格，表现出的是中国文化独有的特色”之类的陈腐调子，真的令人恶心，还连累着这部本来我印象很美好的影片，也开始让我感到恶心了。

本来，一开始看这部片子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一位华裔导演执导的片子，尽管如此，这也并不影响也不应该影响到人们观看这部片子的感觉，我甚至很惊讶，一个台湾土生土长的华裔导演，能够把另一个国家的文化领悟得那么透彻，把异域的风土人情把握得那么准确，能够表现出那么纯正的美国味，一根杂毛都没有，真是奇迹啊。令人无法相信这是一个华裔导演的表现美国西部风土人情的片子。

可是，这跟什么鬼扯蛋的“中国文化”又扯得上什么关系呢？电影是根据同名的小说改编的，小说是根据作者在怀俄明当地考察搜集来的素材创作的，也就是“来源于生活”了，完全是原汁原味的美国本土文化嘛。就算是“含蓄雍永”，也不是什么“中国文化”的专利，西片中“含蓄雍永”，而且比这个“含蓄雍永”的多得是，含蓄的表现手法在西片中是司空见惯的不是。怎么一“含蓄”一下就成了劳什子“中国文化”的“独有特色”了？好像西片中就只会打打杀杀，大吼大闹似的。

问题是，我认为断背山似乎也算不上有多么“含蓄”，如果象《花样年华》一样，只是抛几个媚眼，眉目传情一下就了啦，我们还可以认为《断背山》是足够“含蓄”的，但是电影中两个主角是真刀真枪地干了好几回，场面非常火爆，之前甚至没有太多的前戏，和铺垫，所以我不认为《断背山》足够“含蓄”，相反，我觉得《断背山》这种时而暧昧，时而深远，时而又激烈果决的牛仔风格吸引了我们。

只有影片前面的二十多分钟里我认为是比较含蓄的，看得出来，那段时间里，杰克还在试探着欧内斯。那之后，可以认为事情是暧昧的，时而又没头没脑地发作一番。

难道能说，《断背山》里面缺乏西片中惯常使用的戏剧化的冲突，刻画人物内心的矛盾等等表现手法吗？其实，我们看到，越到后面，两个主角的家庭生活越来越变得紧张，有过好几次明显的正面冲突。最后，一个离了婚，一个被杀（甚至有人说杰克是被他老婆雇人杀死的）。当然，在表现这些情节时，手法是比较低调，隐秘一点，有些细节不仔细看还难以察觉。但是我认为，整个片子的色调是明快艳丽的。

其实，说起这部片子的导演，说起导演了这部西部风格片子的华裔导演，我不太明白，到底他能够给其他中国人带来了什么“荣耀”？可能虚假的，想象中的面子，是有一点的。不用我说都能够知道，绝大多数的中国人，那些大字不识几个的农民，四处流浪衣食难继的民工，城市里只知道打麻将的小市民，他们是绝对不会从这里联想到什么“中国人的荣耀”的，应该说大多数人根本不可能去关心这个事情，甚至根本一无所知。能够从这个联想到“中国人的荣耀”的应该除了国内的一些冒傻气的“民族自尊心”过敏的社会中上层分子，就是在海外混的常需要在洋人面子表现出“我们中国人也行！”这种意识的精英人士吧。

当然这本来是一句套话，本不值得这么认真，我真正想说的是：我觉得某个华人在国际上露脸了，混出出息了，我从没感到过有什么“中国人的荣耀”，相反，我愈发觉得做中国人很可怜，愈发衬托出我们的失败，和落魄。

因为华人的出人头地，我们仔细一琢磨，完全是要靠着得到洋人对你的承认，才得以实现。这本身就是一件可悲的事情。其二，正因为如此，那些终于在西方世界露脸了的华人，很显然，除了在某些场合有做秀的需要，要对自己“同胞”稍为假以颜色之外，在大多数时候，大多数场合，这些winner是没必要，也懒得理睬我们这些“同胞”的，甚至发自内心地鄙视我们，这让我联想到很多中国乡下进城去淘金的农民，大家都是尽力希望攀附比较文明一点的城里人的，而唯恐跟那些穷乡亲沾上关系跌了身份。

反过来说，你们看见过有哪个外国人因为得到了中国人的称赞而感到“荣耀”的吗？

我倒不是说这有什么可指责的，只是觉得这是个事实，应该予以坦白，以此呈现出我们的可怜可悲。所以我真的不知道，我们有什么“中国人的荣耀”。

我进一步地思考，觉得，其实，我们应该把李安，以及他们所有台湾人，唯一地尊称为“华人”，如果不得不继续使用“华人”这个词的话。

而我，我们，只是庸俗，浅薄，势利，愚昧，甚至奸诈，卑劣，而又可悲可怜的，支那人，或曰：支那大陆人。这样，就泾渭分明了，不容易再无意识地出现角色误判。

其实，也许所有的人都没有意识到：台湾“华人”跟我们“支那人”实际上可以说早已经就形成了两个不同的民族了，难道不是吗？作为民族，最重要的不就是一个认同感吗？

说了这么多，都是题外话，不过我觉得有必要在这里提及。

确实，当我重新注意到：这部片子是由一个“华人”导演的，这个事实。我不得不重新考虑这部片子中的某些因素，从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它。

难道不是吗？你能相信一个土生土长的台湾人，他能够仅仅只是通过学习，模仿，就百分之百地把握住了西方文化的精髓，创作出的是百分之百原汁原味的美国风格？这里面就没有受到他特殊文化背景的某种潜意识的影响，没有某些异质元素的流露？

当然我同样不会认为那是什么“中国文化”的东西。原因我上面已经解释过一点了。

我于是重新思考这部片子，我发现确实是有些不太对劲的地方，简单点说：在这部片子里，除了两个男人似乎不太符合逻辑的“爱情”之外，完全没有给上帝留下一个位置。

这我开始有点明白了，为什么一直没人敢接拍这部片子，而要等到一个东方文化背景的人来拍。看来，西方社会还是没有我们想象的那样过分前卫。华裔，同性恋，这些不都是游离于西方主流社会之外的异类吗？边缘角色。

如果我猜错了请不要指责我。

这部片子是要颠覆我们传统的一些观念的，如对于男性气质的理解。所以直接用粗犷，阳刚的西部牛仔来开刀。

欧内斯在片中是一个牛仔味十足的角色，外形粗犷，行事刚猛，连嗓音都低沉得可怕。而且，沉默寡言，也可以说：相反却沉默寡言。很明显的是，他在两人的关系中扮演的是男性的角色，这从他们性交的体位就可以看出。然而，他在两人关系中却又是被动的，甚至羞怯的，这样的安排，虽然有点不合常规，却非常地不俗。大概也是符合生活真实的吧。

扮演女性角色的杰克，那个演员，有一双很邪气的眼睛，眼神中闪烁着一种妖异的光芒，这个角色选的好，演的也不错。

然而他除了性格活泼一点，健谈一点，似乎在阳刚气上并不太逊于欧内斯，并没有表现出我们习惯给这类人定位的那种娘娘腔。那么，两个人能够轻易就彼此吸引住的因素在哪里呢？这一切真的可能发生吗？我觉得太牵强了点。

可以说，这两个演员已经尽其所能地将这个同性恋故事演绎得尽量合情合理，做到了一个演员能够做到的最好，但是我仍然觉得不够有说服力。

只有从两人的衣着上，我可以看出一些端倪：相比而言，欧内斯的衣着总是显得俭朴而粗陋一些，就是同样穿牛仔裤，欧内斯的牛仔裤也总是颜色相对黯淡一点，而杰克的牛仔裤颜色却很艳丽，上衣也总是那种很华丽的样式，这暗示出杰克确实是有一种潜在的女性气质，或女性意识。

也许这是导演的故意安排，确实很匠心独具。

在影片最开始的二十多分钟里，也就是两人还没有开始发生关系之前，两人有过好几次有意无意地交换眼神，但是两人从没蓄意地脉脉含情地两眼对视过，通常都是在另一人未察觉的情况下，对方有意无意地扫视一眼，应该说他们彼此都在掩饰着什么，毕竟这样的意识在当时是很不寻常的。

而且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镜头，欧内斯在洗澡时，全裸着身体，导演还特意将这个裸体的远景和杰克漫不经心地削土豆的近景用一个镜头交叠在一起，但是杰克始终都没有偏过头去正眼看欧内斯的裸体，虽然他意识到了这一点，却故意不看，其实我相信他应该很想看。

应该说这是导演一个很具有深度的情节安排，因为如果杰克非常露骨地色迷迷地盯着欧内斯的裸体看，那这部片子在表现手法上就太失败了。

这些细小的地方都可是说是很“含蓄”的，导演通过这些或许想要向我们表达出一种“两人的关系是自然而然发展而来，是水到渠成的，合乎逻辑的”这样的意思。

然后两人在某个夜里，因为酒精的作用突然就将暧昧的感觉升级为了异常的行动，并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所以我们说这不等同于所谓的“东方式含蓄”，但仍然令人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很显然的是：那天夜里的事情，明显是杰克在蓄意引诱欧内斯，甚至在此之前，杰克已经在蓄意地设圈套引诱欧内斯了。这不难理解，从影片中容易看出，杰克有明显的同性恋倾向，没有欧内斯的时候，他也会去勾搭其他男人。但是奇怪的是欧内斯，除了那天夜里突发的令人难以捉摸的意外事件以及之后跟杰克一人之间以外，在其他任何情况下，从他身上完全看不出有这种倾向。那么这就很奇怪了，难道仅仅可能因为有一个同性恋设套引诱，就能够把另一个正常人也变成同性恋吗？并升级为超越一切的“爱情”？

所以说这没有太大的说服力。

不知道这能不能算是一种挑衅，能不能算是一件令人难以容忍的事情：因为影片偏偏要挑选人们心中最具有阳刚气质的西部牛仔来演绎这个同性恋故事，但是这种事情并不是没有先例的，在古代希腊，特别是斯巴达，在这种最具有代表性的彪悍粗犷加阳刚的群体里面，同性恋恰恰是很普遍的事情。

据说，同性恋是因为年轻时过度的性压抑导致的。可能有一定的道理。那么据此推论：应该说在中国大陆，特别是旧时代中国，同性恋应该是最容易发生的。我觉得或许是应该把中国男人为什么缺乏阳刚气质归结于这个原因，甚至，中国人为什么具有那么根深蒂固的奴性，那么肉麻变态地喜欢“为主尽忠”，也可以看作是一种变相的同性恋吧，虽然没有性交，但是他们可以通过跪拜磕头，惩罚性的鞭打，宫刑，“臣罪当诛，皇上圣明”等等SM的行为得到性满足。

但是前面又说了：在斯巴达这种最具有代表性的彪悍粗犷加阳刚的群体里面，同性恋也是很普遍的事情。这似乎与中国的情形有所矛盾，但是我们现在可以通过对同性恋的另一种解释，发现这正是东西方文化的不同之处。

我认为，同性恋产生原因的另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实际上具有同性恋倾向的人，往往是一种具有强烈自恋倾向的人，他们（她们）对跟自身气质更为相近的同性比对异质的异性更感兴趣，可能是因为他们（她们）从更为相近的同性身上看到了自身的影子，这一点更吸引他们（她们）。

所以，如果我们不得不相信《断背山》中的这个故事是有可能发生的，是可能真实存在的话，也就是说，两个粗犷，野性，阳刚气十足的西部牛仔，他们对彼此比对女人更感兴趣，那么我们就只能认为：仅仅只是因为他们从对方的身上看到了自身的影子吧。

其实，两个演员的出色表演，把西部牛仔的粗犷，阳刚，洒脱，表现得淋漓尽致，男人味十足，甚至连观众都赞赏不已，确实令人迷恋。更不用说进入角色的他们自身。据报道，主演此片的两个男主角中的一个，已经开始出现明显的同性恋倾向。

无论如何，这都比影片所要灌输给我们的两人之间那种莫名其妙，神秘地就发生了的“爱情”的解释更为合理。

其实，我们可以看出，欧内斯和杰克这两个角色还是有着很多不同之处的，除了上文所列举过的杰克更爱漂亮，更女性化一点，更活泼健谈一点，对男人兴趣更大一点，更主动一点，杰克似乎还具有一种敢爱敢恨，为“爱情”不顾一切，不惜牺牲，不怕抛弃一切的决绝劲（这大概也是他最终被杀的根源吧），对比之下，欧内斯这个更阳刚，在两人关系中扮演男性角色的人，却显得畏首畏脚，瞻前顾后。所以实际上，看完这部片子以后，我更加困惑了：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男性气质？

但是我相信他们两人除了具有同样的西部牛仔阳刚气质之外，一定还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对神的漠视。

前面我们也说到了：这部片子完全没有给上帝留出一个位置，这在西片中应该是很奇怪的事情，因为我们可以发现，即使是在西方，最激烈反对基督教的，也会有意无意地流露出潜意识里所受到的宗教影响。

确实，虽然在片中似乎偶尔提到了几次“上帝”，但只是无意识的随口开玩笑。而欧内斯则明显地表现出对于宗教的厌烦，当他老婆曾要求他周末一起到教堂去时，他懒散地躺在沙发上，说这让他心烦。另有几次也曾出现过对于去教堂的推托的情况。我们可以理解：他是不太愿意到教堂去面对自身的问题的。

杰克毫无疑问只会是更加离经叛道的一个人，虽然我有保留地欣赏他这一点，我们甚至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启示：如果你真的很想做什么事情，那你就赶快去做吧。但是我们应该知道：这也可以说正是他悲剧的根源。

我始终都觉得他是个可怜的人。虽然他是一个灵魂高贵的人。

任何背离自然伦常的关系，最后都是注定没有出路的。

在影片的后面，杰克在临死前最后一次跟欧内斯见面，恳求欧内斯跟他远走高飞，然而最终没能如愿。这个时候，我们应该考虑到：到底他们最终生活在了一起，是不是就能够幸福呢？毫无疑问地，二十年前在断背山上，他们肯定是幸福的，这也是我们唯一值得为他们高兴的事情。但是我相信，那之后他们的幸福就只会越来越少了，因为对于某些人来说，幸福是一种提前透支的资源，只会随着时间前进越来越减少，前面的幸福是为后面的痛苦埋下祸根。

欧内斯就是这样的，如果他二十年前没有遇见杰克，则他性格中隐性的，并不明显的同性恋倾向就不会发作出来，那么，他也许就不需要忍受后半生丧失情侣的痛苦了。

杰克在打算离家出走，想要跟欧内斯浪迹天涯的时候，甚至做好了抛妻弃子的准备，很显然，他是把他们两人之间的“爱情”看得 高于一切的（至少导演是），连儿子都可以不要了。但是欧内斯仍然觉得周末去陪伴女儿更为重要。我们不知道到底谁更为明智，但是，如果他们真的连儿女都不要了，当他们真的每天具体地生活在了一起，而不再是夏天时悠闲地出去打猎钓鱼度度假，每天烦琐的，柴米油盐的家务事，就不会让他们再一次争吵破裂吗？他们在此之前的异性婚姻中已经不可避免地经历了这一切，难道同性恋会比异性恋更为稳固吗，更纯洁吗？

将来或许可以通过对同性恋和异性恋的离婚率调查来搞清这个问题。

所以说，就跟绝大多数异性之间的“爱情”一样，杰克及时地死掉了，或许并不是一件最坏的事情，至少保留了一份美丽的回忆，不管它真不真实。这大概是导演也不能不暗暗同意的吧。

影片的导演李安禅味十足地说了这样一些话“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断背山，只是有的人得到了它，有的人失去了它”，还说“这不应该被看作只是一个同性恋的故事，这是超越国别，超越种族，超越性别的，这是关于爱的故事”。

但是那真的是“爱情”吗？我仍然感到困惑。

在电影的后半段，欧内斯离婚之后认识的那个女孩，在最后偶遇欧内斯时，因为终于明白她始终都不可能得到欧内斯，伤心地说了一句“我觉得爱是那么可笑”（注：这句话是我听错了），然后夺门而出。

我觉得这句话是本片中最震撼人心，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句话。我们很多人都能够很容易地意识到：我们最想要得到的东西，往往是我们最不可能得到的东西；但是，很少有人想到：我们最想要得到的东西，不仅是我们最不可能得到的东西，甚至可能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我觉得，似乎只有人和神之间的关系才是永恒而真实的，而其他的一切，永远都无法摆脱掉经不起考验的嫌疑。

我不忍心这么说：从某种意义上，我认为这部影片是有罪的，它用一种唯美的手法，把一些不太真实的东西刻画得那么以假乱真，把一些不像想象中那么简单的东西描绘得那么单纯浪漫，是会误导人们的。

我们前面说：影片结尾最后那个镜头，是个非常残酷的画面。通常，在此类忧郁哀伤色彩较重的片子中，最后结局的镜头往往都会给出一个较为开阔的远景，哪怕就是有点灰暗，也让人觉得在深远的背景中似乎还隐藏着一线未知的对人生的希望。但是该片最后结局这个镜头，却是在一个狭隘封闭而且昏暗的环境中（房车中），先从两人恋情的证物——当年的衬衫，把镜头逐渐推开，从镜头的一侧，从一个小小的窗口中，显现出窗外辽远的原野上碧绿的草和金黄的麦浪，直到与蓝天交接处，仿佛从牢笼中窥视不可及的世界，这暗示出：这一切，最终注定是没有出路的。

而此时清亮的琴声响起，那画面如此凄美，令人不忍凝视。

最后我得出一个意外的结论：这片子显然跟一般的西片风格相比有点异质，但是又不是能够浅薄地用所谓的“中国文化”那样解释，如果剔除掉主角粗犷的表演和西部背景之外，我们可以认为，这是日本式的唯美风格。

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这确实是一部值得我们永远去品味的好影片。如果我还有闲心再看一遍的话，或许我会再写点感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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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背山启示录》


我发现断背山最大的秘密就在于：这部表面上是在宣扬美化同性恋，是在描写两个同性恋的故事，实际上却是对同性恋持温和而委婉的否定和反对立场的。

而且其唯一的，真正的主角只有一个人，那就是欧内斯。影片的全部内容都是以他为中心来展开的，实际上所有的人都围绕着以表现他为主题来设置的，以表现他在不寻常的感情漩涡中心的挣扎为主题。

确实，欧内斯在影片中是一个很特殊，很受宠的人物，我们仔细回想该片的内容，就会发现，几乎在他身边所有的人都在渴求得到他的爱，都在苦苦地关怀着他，等待着他，但是，这个莽莽撞撞，糊里糊涂的欧内斯，最终却让所有爱他的人都失望，最终他不无遗憾地失去了所有他本来应该值得珍惜的东西，然而这一切，却又那么无奈，除了他个人的怯懦，畏缩，患得患失的性格（这跟他火爆的脾气和刚猛的外形形成鲜明反差）因素之外，最主要的仍然还是因为他处在各自矛盾的感情纠葛的旋涡中心，难以取舍，无从选择，当然，造成这一切的，或许仍然跟他年少时代的孤独，贫苦无依，以及那次在断背山上与杰克离奇的邂逅所埋下的祸根有关。

现在我们回想一下，影片在开头，和结尾，都是以欧内斯第一个出场亮相为开始，然后又以欧内斯在杰克遗物面前暗表决心的镜头为结束，影片中人物的出场退场顺序也是按照这个要求来编排的。紧随着欧内斯出场的杰克，我们可以看到：这正是欧内斯得到的第一个爱人；而在欧内斯之前最后退场的他女儿，也正是他将要失去的最后一个爱人；从此上溯，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杰克，欧内斯的女友，他老婆，的依次退场，他一个一个地失去了这些爱人。整个影片主要就是在表现他逐一失去这些爱人的过程，和他的挣扎。叙述其他人包括杰克在内的生活都只是在衬托和为他的故事做铺垫。

这些并不是无意的安排，并不是没有指喻的，而是清楚地表现出，这部片子始终是以表现欧内斯在同性恋与异性间爱，和亲情之间挣扎的感情纠葛为中心来展开的。

当我们跟随着片中人物的视角，远眺那湛蓝云天和白雪覆盖的山峰，西部原野辽阔壮美的风光，田园牧歌式的恬静乡村生活，在这样的沉醉中，在这个故事浪漫唯美的表相之下，在令人神往不已的浪漫爱情故事和优美的西部背景之下，掩藏着的是剧中人不为人知的那么多令人辛酸的人生苦痛，虽然影片只是以一种淡淡的忧伤把它们呈现出来，然而却让人那么回味无穷。

故事的主角，欧内斯，身世孤苦飘零，父母双亡，哥姐远离，不得不辍学早早就出来打工，在牧场等待老板时，在其他人都还未出场时，他就已经向人们展现了他那种令人心酸的穷困，用一个小布袋包着的零碎杂物就是他的全部家当，烟抽了一半他就小心翼翼地把它弄灭然后放进口袋准备下次接着抽。

我简直无法相信美国居然有这么寒酸的人。

这是我同情他的第一个理由。

然而，在我多次观看这部影片之后，我对欧内斯的观感似乎完全改变了，从最开始误以为他是一个深具男性气质的硬汉子，只是被杰克引诱之后才走上了迷失的道路，到最后我发现，实际上，欧内斯是一个很薄情冷淡的人，对任何人，他似乎都只是抱着及时行乐敷衍了事的心态，从没有真正想要为他的爱人付出什么，或许最后他也不无醒悟吧，但是太晚了。

尽管他有着粗犷阳刚的外表，然而他确实是一个真正的可怜虫。在这个世界上，这样的可怜虫不是很多么？

实际上影片已经清楚地向我们表明了：几乎在欧内斯跟所有人的关系之中，他主要都是在扮演着一个受施者而不是施与者的角色。他是个没有多少责任感的人。

欧内斯的老婆alma，这个相貌平常的家庭小主妇，从她跟欧内斯早期的婚姻生活中，可以看出她对家庭的温暖和幸福抱着多么大的憧憬，这是每一个小女人或许都有的梦想吧。但是命运让她错误地选择了欧内斯，粗枝大叶的欧内斯并不能给予她想要的这一切，而且似乎也从没真正考虑过这个问题。

这一点，在影片结尾时，欧内斯得知女儿要结婚了，那种顾虑，终于表现出他对于过去的悔恨，而不愿女儿再重复自己和alma的悲剧的复杂心情。

事实上，在他们还没有出现裂痕的早期婚姻生活中，当欧内斯只顾着自己的事情而把一切都推卸给alma时，那个一闪而过的杂货店老板，他那种宽厚，温和，强烈地暗示出这才是alma本来应该要的归宿，这才是真正适合她的人，而这个伏笔，终于在后来alma离婚之后改嫁给他而得到了印证，然而她却为这个正确的重新选择付出了十几年青春的代价。

而欧内斯第一次因为小事跟人打架的时候，alma表现出来的那种对他火爆性子的反感和惧怕，就已经预示出了两人早已潜藏的不和谐。

人与人总是不能合拍，这些人世间处处皆是的悲剧，是不是喻示着这是上帝对于误入歧路的这些迷失羔羊的惩罚？

就在杰克将要来到之前那所剩无多的时间里，alma都还对未来抱着无限的憧憬，但是杰克的到来彻底地粉碎了她的梦想和幸福。当alma在第一时间就发现了他们之间的秘密时，当欧内斯不管不顾地扔下家庭急于跟杰克出去行乐时，alma那种悲哀酸楚的表情，是那么令人怜悯。

为了掩饰他跟杰克之间的关系，欧内斯随口撒了一个慌，说杰克是他一起钓鱼的伙伴，这个灵感或许来自于杰克曾经说他“还是能够弄上几条鱼的”，而这个谎言就这样一直持续了很多年，虽然alma早已察觉，但一直都不忍心戳穿他，一直到欧内斯与alma离婚之后很多年，alma才忍不住揭穿他。

影片的情节衔接很紧凑，接下来就是alma和欧内斯争吵的镜头了，两人关系已经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裂缝。但是直到若干年之后alma才跟他离婚，显然alma尽量地忍耐了很长一段时间，希望欧内斯能够回心转意，甚至离婚多年之后，alma仍然对欧内斯的无情耿耿于怀。与此类似的是：欧内斯的前女友在被他放了鸽子以后，最后在酒吧偶遇他时，在强颜欢笑地打了一声招呼之后，眼泪马上就止不住地涌了出来，仍然是那样地对他难以割舍。这不禁又令人忍不住嫉妒地追问：到底薄情善变，鲁莽粗野的欧内斯是怎么能够获得这么多人（不管是男人女人）死心塌地的爱恋的呢？

然而，欧内斯失去alma之后，经过那么长久的折磨和挣扎，最终却又没有得到杰克，连杰克也失去了，还连带牺牲了一个无辜的女孩。这场悲剧，除了令人叹息之外，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影片给予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启示：任何背离自然伦常的事情，最终都是没有出路的。人只有在符合上帝给我们安排的方式下生活，才是唯一有出路，才是唯一正确的。

而且，我们应该注意到：杰克的姓：twist，是“扭曲”的意思，欧内斯的姓：mar，是“毁坏”的意思。这其中的用意再清楚不过了。

所以我开始盲目乐观地认为：这部表面上是描写和肯定同性恋的电影，实际上是对同性恋持否定和反对的态度的。

在欧内斯与杰克发生关系的那天夜里，他没有上山去看护羊群，结果，第二天，当他再上山去时，发现羊已经被狼吃掉了一只，这个细节明确地喻示着这样一个含义：随着欧内斯的被引诱或者杰克的失贞，上帝的羊羔又少了一只。

而且，他们两人看管的羊群在放牧期间，曾经与另一牧人的羊群相混，最后难以彼此分辨出来了（这是对他们两人性倒错的一个明显的暗示），不得不滥竽充数地拿去交差。而牧场老板嘲讽他们说：有一些羊不再是上山时的那些羊了，并指出：欧内斯不是一个好牧人。

有一些羊不再是上山时的那些羊了，这句话可以说是牧场老板在目睹了他们亲昵的场面之后，对于两人的性倒错一个明确的讽喻。

然而，最可笑的是：这个懦弱无能的欧内斯，每一次，因为畏怯，他要拒绝和逃避他身边任何一个关心和爱他的人对他的渴求时，他都会用同样一个借口来推托，而且是那么可笑的一个借口：他要去看护牲口。

然而，正如牧场老板一针见血，具有先见性地指出的那样：他不是一个好牧人，不管是在断背山上看管真正的羊群的时候，还是在现实生活中看护他的那些“羊羔”的时候，他的羊羔都在不断地减少。

跟欧内斯的出场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忧郁，内向，低落，自我封闭，闷闷不乐相比，杰克显得要开朗大方得多，一看见欧内斯他就充满渴望地走上前去想要有所表示，然而欧内斯却怯怯地低下了头，回避了过去。

在等待面试的百无聊赖之中，两个人似有意似无意地好几次彼此偷偷观察对方，导演应该不会是想告诉我们这时他们就已经一见钟情了，或许确实只是无聊。只有在牧场老板办公室里面试时，欧内斯低着头偷窥杰克那一眼，稍为表现得主动而充满期待，这跟他一贯的冷漠相比显得特别一点，但是与杰克那种大方坦然的看人方式不同的是，欧内斯看人经常都是那种做贼似的偷窥，他脸上的表情，永远都像是个做错了事情等待责罚的小孩。

我初看时，一直以为杰克将要在两人的关系中扮演男性的角色，而欧内斯将要扮演女性。结果后来的发展完全出乎我意料。

实际上，这就是断背山的故事最初给予我的困惑之一：到底哪些气质是应该真正属于男性的，到底哪些气质是应该真正属于女性的？不仅如此，我们在后面还会看到：在这个同性恋关系中扮演女性角色然而却相对开朗，大方，活泼，主动，具有自己主见，敢想敢干的杰克，他的老婆，却又是一个比他更为开朗，大方，活泼，主动，更具有自己主见，更敢想敢干的女性；而且欧内斯后来的女友也是同样类型的一个人。

到底是男人和女人本就如此，还是男人越来越不像男人，女人越来越不像女人？或许我们应该把这看作是女权主义的后遗症。

然而，我发现，主动引诱欧内斯的杰克，除了第一次发生关系的那天晚上，后来每次他们发生关系，欧内斯都象个小孩一样小鸟依人般地偎依在杰克怀中，这样前后矛盾的细节，让我强烈地怀疑，其实第一次发生关系的那夜，杰克是蓄意地要将两人性关系的主动权转交给欧内斯，才使得他反客为主。

事实上可以说，杰克跟欧内斯身边的其他人一样，怀着对他的深爱，一直都在迁就着他，等待着他，这从每次都是他主动驱车千里前去看望欧内斯，而欧内斯从不主动过来看望他就可以看出来。

在断背山一别之后的四年间，杰克后来还回断背山牧场去寻找他，甚至远至德克萨斯州并结婚生子之后都一直挂念着他，而欧内斯却似乎已经把杰克忘得一干二净。奇怪的是：在接到杰克要来的消息之后，四年来都无动于衷的欧内斯在窗边等待他时，却又显得那么急不可耐。

是因为欧内斯真的思念着杰克吗？我认为更有可能只是因为杰克的到来使得欧内斯觉得平淡乏味的生活多了一点调味品。确实，欧内斯总是抱着这种逢场作戏及时行乐的心态来对待他身边的人。而杰克去交其他男朋友至少还抱有一点长久厮守的打算。

欧内斯在当年临别准备下山时，开始虽然是显得那样依依不舍，然而，当杰克随口开了个玩笑，欧内斯这个外表阳刚的牛仔就小鸡肚肠地猜疑杰克是要他还钱，为此大为光火。

杰克虽然也是一个穷光蛋，声称自己经常挨饿，但是至少他还有辆破车。而欧内斯也许是因为从小贫苦，所以才变得孤僻而自卑，斤斤计较，确实，这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人，他们永远都把一些甚至是琐碎得无价值得可笑的物质小利看得比对人的关心和爱重要得多。

所以，可以说，实际上欧内斯是个非常自私的人，他甚至连自己女儿想要跟他共同生活的要求都要拒绝，所用的还是那个可笑的理由：他要照顾牲口。

一直到最后，欧内斯的女儿来到他在废弃房车的“家”里看望这个可怜虫时，告诉他自己要结婚了，希望他去参加婚礼，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欧内斯似乎又准备可笑地用“要去照看牲口”来推脱，但是这一次，他终于明白了对于亲人的关心比照看牲口更重要，总算没有让观众彻底失望，这也许就是全片中欧内斯唯一表现出亮点的地方吧。

最终我们会发现：跟欧内斯比起来，片中的任何一个人物似乎都要可爱得多，不管是至情至性的杰克，顾念家庭儿女的alma，还是欧内斯后来那个热情大方对人真诚的女友，还是他温柔体贴，善解人意的女儿。而欧内斯这个可怜虫，最终免不了堕落成一个酒鬼的结局。

欧内斯因为杰克的缘故，失去了妻子和女儿，每个月只能跟她们见一次面；然后又因为女儿的缘故，失去了杰克，顺便又因为杰克的缘故，失去了那个作为插曲出现的女友。他这种无法摆脱的顾此失彼，或许就是命运的一种惩罚吧。

欧内斯离婚之后，杰克很快就赶来了，得知欧内斯已离婚，他显得很高兴，对两人能够在一起的前景充满了希望，没想到欧内斯又一次让他的爱人失望，而这是在他让另一个爱人刚刚失去后不久。

接下来，伤心欲绝的杰克马上就去了墨西哥找男妓，我们应该注意到：那个被他选中的男妓外形跟欧内斯很想象。显然杰克怎么都无法忘情于欧内斯。

欧内斯总是幸运的，总是不断地有人爱上他，为他伤心。然后又不断地被他抛弃。

这应该是欧内斯跟杰克，以及他的整个感情生涯的一个转折点，而他的生活也开始走下坡路了，自从他瞻前顾后，患得患失地一次次逃避，从此他开始失去很多东西。这以后他们再出现时，都明显苍老了。

而当杰克在朋友聚会上遇见另一个同性恋－－randii时，两人对视时那眼神非常怪异，似乎杰克又遇到了合适的对象，事实上，他们确实产生了关系，并曾经常出去宿营，杰克还将其带回自己在父母的农场老家。这一点后来也在其死后，被前往该地的欧内斯知晓，然而这时候，欧内斯似乎已经有所悔悟，不再怨恨。

但是在他们最后一次见面时，杰克却跟欧内斯开玩笑说他跟某个男人的老婆有了关系，实际上是想要掩饰自己有了新男朋友这一点，因为欧内斯并不对杰克跟女人有了关系而感到嫉妒，却会对他跟其他男人发生关系吃醋。正如后来他知道了杰克曾经去墨西哥找男妓从而大发雷霆。

影片传达给我们的这个奇怪而重要的信息，或许就是这部片子唯一具有实用价值的：同性恋者并不反对其伙伴跟异性交往，却会对其跟自己同性的人发生关系而嫉妒。所以，可以认为，至少我们要跟女同性恋者来往，是没有危险的。但是应该远离男同性恋者。

而这个杰克新交的男朋友－－randii，他那种沉默寡言，内向羞怯的性格，气质。跟欧内斯非常相象，显然，杰克是在得不到欧内斯的情况下，不自觉地按照欧内斯为模特来寻找另外的替代品。而他最终还是跟这个randii无果而终。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显然randii比欧内斯要投入得多，更愿意付出，他甚至已经跟杰克回到了杰克父母老家的农场，甚至准备跟老婆离婚，准备跟杰克在此长相厮守，然而最后却没有实现，也许是因为杰克仍然不能忘情于欧内斯。

由此可看出，杰克对欧内斯爱得有多么深沉，虽然在我们看来那是匪夷所思的事情，但是确实是那么令人感动。

我们以前探讨过：同性恋的产生原因，被普遍认为是因为年少时的压抑，同性恋是人的心理无法进入成年期的一种表现，所以，我们从欧内斯和杰克的身上，看到的是：两个男孩之间永远不会随着时间前进而改变的童年恋情。虽然是那么感人的恋情。

当杰克跟欧内斯最后一次分别时，他回想起当年在断背山时上他也是这样地凝视着欧内斯的离去，那个当年的眼神，是那样深情。我真的被这个眼神感动了。

但是镜头一转，返回到最后这一次杰克目送着欧内斯的离去，这时杰克的眼神却是那样的绝望，这就是我相信他已经下定了决心要永远离开欧内斯的原因之一，甚至在跟欧内斯最后相处的那几天时间里，他或许就已经打定主意了。

关于杰克最后蹊跷的死亡，这似乎是个有争议的问题，按照影片中正式的解释，他是死于“意外”，但是，你们看见过那么离奇的一种死亡方式吗？而且，在时间上那么巧合。

所以，根据影片中，当欧内斯与杰克的遗孀通电话了解此事时，那个不知道是出现在欧内斯的想象中还是杰克老婆的回想中的杰克被杀镜头，于是有了一种非正式的解释：杰克是因为搞同性恋而被杀的，甚至很有可能是被他老婆雇人杀死的。联想到杰克自己也曾经开玩笑地说过：他总有一天会被自己老婆杀掉的，所以，这种猜测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但是，根据剧情逻辑，以及人物内心思想的发展轨迹，我个人认为，我大胆地猜测：杰克是因为对于爱和幸福的绝望，自杀而死的。

请大家不要以为我是带着恶意来这样猜测的，实际上，我宁愿相信杰克是自杀而死，这样也要完美得多。

正如杰克在最后一次跟欧内斯见面的时候所倾吐的那样：这二十年来，他因为思念欧内斯，因为家庭的不和，感情冷淡，因为生活在他那个骄横的岳父的阴影之下，他倍受折磨，生活凄苦，而欧内斯的优柔寡断始终都不能给予他的爱意一个完满的回答，令他绝望。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刚烈的杰克早已下定决心要永远离开欧内斯。

从杰克早年想要参军却被拒绝；从他在牛仔赛场外想要对自己心仪的男人表示好感而被冷落；从他岳父对他的轻视，当着他的面说他的孩子应该象祖父；从他岳父教训他外孙说“要成为真正的男子汉”，显而易见地是在讽刺杰克，以至于令杰克愤怒，故而发生了影片中我唯一看到的一次杰克跟人激烈冲突，而以前他都是对人比较友善的；从这些零散的生活琐事，可以看出，因为杰克的特立独行，他的同性恋倾向是众人皆知的，而他也因此承受了几十年的社会歧视和压抑。这就是他一再地急于要求欧内斯跟他远走高飞，一起逃离俗世的原因吧。

然而，命中注定了欧内斯是不可能给予他这种归宿的，所以绝望的杰克最后选择用这种方式永远地离开欧内斯是顺理成章的。

从他早早就立下遗嘱要把骨灰撒在断背山，也可以明显地看出他是早就做好了心理准备的。

与其永远地忍受这种折磨，不如永远离开欧内斯，这或许对他来说，也不是一个最坏的结局。

实际上，我们应该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两个同性恋者，年轻时或许还可以凭着青春的魅力彼此产生性吸引，但是上了年纪怎么办？既失去了性的吸引力，又没有其他的维系情感的有效方法，那么他们能够做什么？而杰克跟欧内斯最后一次见面时的情节也印证了这一点：他们睡觉时，甚至连衣服都没有脱，显然他们已经对做爱失去兴趣了，而杰克更是黯然地承认：他跟他老婆也只有在电话里做爱了。

如果杰克没有自杀的话，他的晚年想来也是很凄凉的。

而且很显然的是，欧内斯跟杰克越往后的聚会，越显得不愉快，争吵越多。这就再一次证明：我在《断背山杂谈》中所质疑的那一点，“如果他们真的连儿女都不要了，当他们真的每天具体地生活在了一起，而不再是夏天时悠闲地出去打猎钓鱼度度假，每天烦琐的，柴米油盐的家务事，就不会让他们再一次争吵破裂吗？他们在此之前的异性婚姻中已经不可避免地经历了这一切，难道同性恋会比异性恋更为稳固吗，更纯洁吗？”，是个值得考虑的问题。

甚至在欧内斯获悉杰克的死讯时，都没有表现出太大的悲伤，也许这对他来说：只不过是羊圈里的羊羔又少了一只而已。一直到他在杰克的房间里找到自己那件二十年前他以为早已丢失的白衬衣，他才明白他真正失去的是什么。

很多人都注意到欧内斯这件白衬衣被杰克用自己当年的蓝色衬衣包在里面，实际上，杰克一直都用这种呵护的心态来对待欧内斯的一切，到了影片最后，杰克蓝色的衬衣终于被欧内斯用自己的白衬衣反过来包在里面，欧内斯似乎终于明白了杰克对他的深爱。

断背山的导演李安说过这样一段话“这不应该被看作只是一个同性恋的故事，这是超越国别，超越种族，超越性别的，这是关于爱的故事”。

我对此曾经带有嘲讽意味地加以质疑，然而却又难以摆脱被这个故事深深吸引，长久地为之困惑，多次地反复观看，思索这部影片，经过再三解读，我的想法逐渐有了改变，我逐渐发现自己有多么浅薄。

我没想到在一部影片中能够隐含着这么多隐秘的内涵，仔细一想，其实也不奇怪，要在短短两个小时中讲述一段长达二十年的人生，而且是关联着很多人的一段感情纠葛，导演当然不会浪费任何一个镜头去表现一些没有意义的情节，每一个镜头，每一个情节，每一句台词，每一个表情，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都要尽可能包含着，表现出，传达出尽可能多的信息和内容，都必定要有所指喻，都有某种含义在内。

即使是这样，也还只能说要想将真实的，内容丰富的人生讲述出来，还是远远不够的，也只能将真实人生的内容表达于万一。

影片营造的那种唯美，浪漫，纯洁，略带伤感的气氛，是那么地令人陶醉，令我们惊讶：原来搞同性恋也可以搞得这么浪漫美丽的！以至于我们不得不尽可能地准备给予这种情感以最大的尊重，虽然我们仍然感到：符合神的教诲的生活才是真正符合人性而有出路的。

而那些堕落的左派势力，会不会从这个事情中，又一次得到鼓励，更加变本加厉地误导，扭曲公众的价值观，这也是一件值得担忧的事情。

我是随时准备着被这个世界上所有纯洁的，高尚的情感所感动，我也准备继续被断背山的故事感动下去，而断背山中人物的那种卓绝的特立独行，或许可以给予我们一种勇气：想要做什么事情就去做，想要做什么样的人就做什么样的人，想要按哪种方式生活就按照哪种方式生活。而他们粗犷洒脱的牛仔气质，也那么令人欣赏不已。

不过，我始终都摆脱不了这种感觉：这个故事的那种“美”，有那么一丝脆弱，我仍然无法坚定我自己，要在任何时候都保持对于这种“美”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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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战悲情录


在断背山的故事发生的那个年代，在这个世界上，在同时代的年轻人身上，还发生着另一件事情，那就是越战。

1963年，也就是杰克和欧内斯邂逅于断背山的那年，也就是他们正沉醉在断背山上浪漫和美妙但是又有点怪异的初恋中的时候，越战刚刚开始不久（1961年），一直到1975年正式结束，恰恰是欧内斯离婚那年。这个时间段几乎涵盖了他们人生最美好的这一段青春年华。当他们幸运地在断背山等地享受甜蜜的爱情的时候，另外一些年轻人却在经历着苦难，这一时间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痛苦的回忆。

《猎鹿人》描绘的就是这样一种不同的人生，我认为，这其中表现出来的那种男性之间的情谊或许更为真挚，更为纯朴，更为感人。而且这部片子非常真实而深刻地揭示出了人性的复杂，和民族性的差异。

故事讲述的是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信仰东正教的俄裔美国人社区中几个年轻伙伴应征参加越战的经历，以及最后他们三人不同的人生命运。

影片前面用了几乎一半的时间来描述这些信仰东正教的俄裔美国人快乐，纯朴，幸福的生活，然后残酷的战争经历就开始了，虽然影片中只用了很少一点时间来表现这一段，但是这却是整个影片中最惊心动魄的一段。讲的是三个伙伴被俘后，遭受到了越共残酷的酷刑虐待，如关水笼，殴打等等。最摧残人性的是：越共强迫他们用只有一颗子弹的左轮手枪玩俄罗斯轮盘式的生死赌博，以此取乐，并残酷地殴打他们。这可以说是精神和肉体上的最严酷的双重折磨和摧残，已经达到人类的极限。然后其中最坚强，最镇定，智勇双全的麦可，巧妙地设计和实施了一个最大胆的行动，用生命作为赌注，换来了左轮手枪里面同时装上了三颗子弹并幸运地都处于待击发状态的一次机会，沉着冷静而果敢地击毙了在场的敌人，带领他的两个同伴逃离了越共的魔掌。（后来很多影片特别是一些港台片都纷纷模仿抄袭这个情节）

从那些獐头鼠目的越共脸上，眼睛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惊人的狠毒，疯狂到极点的狰狞，那种极端的残忍，我认为是完全真实地反映了实际情况，一点都没有丑化他们。我相信每个中国人，不仅仅是我自己，都会有印象，在中国这个同样的一个东亚极权专制国家的那些市井，乡野，厂矿，兵营，警局，监狱，以及各色各样的“政府”机关里面，都曾经见识过的那些大大小小的，数不胜数的掌权的恶棍，政治流氓，社会无赖的脸上，和他们的一言一行中，都曾经表现出惊人相似的这种震撼人心的歹毒眼神，疯狂到极点的狰狞表情，对人无穷无尽的恶意，和那种极端的残忍，卑劣。

我不是要在这里宣扬种族主义，但是很久以前，我在某个网站上看见一个老外说过这样一句话：东南亚的人是最危险的。我就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越是高纬度寒冷地带的人群和种族，心理和生理状况越健康，越宽厚豁达，寿命也越长（这一点已经是常识了）；而越是低纬度越靠近热带的人群和种族，心理越是扭曲，越容易变态，而且寿命较短，体质较差。

这一点是有科学根据的，我现在暂时还没有找到更为详细的资料，所以只能简单地分析一下。

确实，我们仔细观察思考一下就会发现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世界上往往越发达，社会文明程度越高的国家和民族都越靠北；越贫困落后，社会文明程度越差的国家和民族往往越靠近热带。主要的发达国家都集中在北半球的北部，如加拿大，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瑞典，挪威，芬兰，丹麦，日本。

而且最明显的一点是：最靠北的几个国家和民族——瑞典，挪威，丹麦，芬兰，其国民经济不仅排在最发达国家前几位，而且其社会福利，社会宽容度也是最好的，人民的性情也是最温和善良的，道德素质最好，历史纪录也最好。英美法德多少都还有点有争议的向外扩张的“污点”（当然我并不认为那是什么错误，这只是被伪善的左派势力别有用心的历史观所歪曲的“历史”，事实上那是向落后地区传播先进文明的伟大进程，是对人类的巨大贡献，是具有历史进步性的，是符合“三个代表”的。），而瑞典，挪威，丹麦，芬兰，在历史上几乎找不出任何可以指责的瑕疵，没有亏欠过任何国家和民族，有的只是施舍和付出，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中最温良的（北欧海盗扩张时瑞典，挪威，丹麦，芬兰这些国家还没有正式成型，而且北欧海盗基本上只是零散的个人行为，不是国家行为）

当然，他们现在一味地无原则地对伊斯兰势力和东方共产专制势力的绥靖和纵容已经走到了另一个极端去了，已经养虎成患酿成了祸根，所以说绝对的无原则的善良宽容也是有缺陷的，现在是需要美国式的嫉恶如仇来平衡一下的时候了。

即使是澳大利亚，新西兰这样南半球寥寥的主要两个发达国家，其文明富裕也是根源于其是被北半球的北方民族盎格努萨克逊（日耳曼人的一支）建立起来的原因，这个简单的事实没有任何人能否定得了，而且这两个国家在南半球也是最高纬度的几个国家之一。惊人相似的是：非洲唯一的一个发达国家：南非，也完全是这样的情况：既是最高纬度的国家，而且也正是因为是被北方欧洲人建立起来的原因才建设得那么富强，而现在政权落到非洲人手中之后，国势马上就衰败了。

南美洲的情况也大致相同，跟懒惰，腐败，贫困，动乱的中美洲，以及南美洲靠近热带的那些由拉丁系的南欧人和当地印地安土著的混合民族建立起来的国家相比，由百分之九十七的纯欧洲人特别是有大量德裔移民组成的阿根廷等最高纬度地区的国家，相对来说要富裕文明一些，尽管也还算不上是很发达的国家。

那么，怎么解释俄罗斯这个也是最靠北的国家和民族却并不是最发达和最文明的国家民族呢？我们不要忘了，任何比较要在具有相同或者相似前提条件下才有正确性，俄罗斯的相对欧洲其他国家的落后贫困主要是因为受过去政治路线错误的影响，所以在比较的起点上已经差了一个等级，但是，当我们把俄罗斯和跟俄罗斯过去同样政治制度的中国相比较，就很具有说服力了：即使是在同样搞共产主义的国家中，也是越靠北的越富裕发达，社会文明程度越高。（同样的，在实行相同或者相似的政治制度以及经济政策的民主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中，也是越高纬度的越富裕发达，社会文明程度越高，越靠近热带的越贫困落后，社会文明程度越差）

确实，过去同样是共产主义的俄国和中国，不仅在经济上，俄国一直比中国富裕得多（家家有汽车，别墅，一度是中等发达国家，而中国过去一直都是最不发达的几个发展中国家之一，绝大部分农村人口缺水无电，经常挨饿，有辆自行车就是中国人最大的财产了，文革时经济甚至达到崩溃边缘），没有象中国那样大规模地饿死几千万人，而且，在政治上，在社会生活方面，俄国也要文明得多，前苏联虽然也搞政治运动，大清洗，但是基本上只限于高层，只是简单地枪毙了一些上层官员（而且俄国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和迫害在三十年代以后就基本结束了，时间很短暂，后来基本上社会很平和），很少波及到普通民众，没有象中国那样全民疯狂的打砸抢，大批斗，大字报，大规模武斗；三反五反杀掉几百万；反右迫害几十甚至上百万（根据最新解密的中共档案）；文革又迫害多达上亿人；非法的，野蛮的中世纪式的刑罚手段：劳教，严打，收容审查暂住证，又草菅人命地害死了千千万万不计其数无辜的民众。进入八十年代后，在东欧其他共产主义国家都已经开始向文明社会转轨的时候，中国人又极其野蛮地出动坦克，机枪，用极其残忍的手段，杀死杀伤了成千上万的和平示威要求民主的无辜民众，对比一下同时期的苏联，也发生了同样的民众示威要求政治改革的事件，然而俄国人从上到下都表现得比中国人文明得多，没有实际诉诸与野蛮的暴力镇压，这就明确地有力地证明了两个民族的民族性和文明程度的差异。

而世界上这些跟中国一样甚至更为野蛮，残忍，落后，贫困，愚昧，社会混乱，腐败，专制（也有一部分半民主国家）的国家，和民族，往往都靠南，特别是集中在热带，如：黑非洲诸国，伊斯兰阿拉伯国家，印度，东南亚（泰国稍好一点，但实际上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并不高，排名很靠后，算不上发达国家，而且社会很腐败，很野蛮，文明程度很差），还有赤道的印度尼西亚，这是个典型的野蛮国家和民族；以及中美洲，南美洲大部。

而且往往越靠近热带的国家民族，不仅经济越落后，政治越腐败，人的道德素质越差，社会文明程度越差，而且在生活上越是脏乱差，越不讲卫生（在同等的经济条件下比较，如分别比较城市和农村）。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人的唐人街，不管走到那里，中国人聚居的唐人街往往都是最脏乱差的。还有南亚和黑非洲那些民族也是一样。

这些铁一样的事实：证明了我上面所说的“往往越发达，社会文明程度越高的国家和民族都越靠北；越贫困落后，社会文明程度越差的国家和民族往往越靠近热带”，而且进一步可推论出：这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文明程度上的差异，可以说是由不同纬度的民族的民族性差异造成的。

各民族之间存在着民族性的差异，甚至是很大的差异，这是个简单明白，铁一样的事实，不容许以任何“政治正确性”的虚伪理由加以否认。

而且，我们联系一下中国的情况，也会发现：北方人往往比南方人更容易相处（当然这只是相对的）。我这绝不是要搞地域歧视，只是指出一个客观事实，事实上我本人也是南方人。

那么，怎么解释在古代，特别是上古时代，人类文明主要集中在不是很靠北（但也离热带还很有距离）的北纬30度左右这一点呢？这是因为：在古代那种生产力水平和文明程度还很低下，很原始的，很初级的阶段时，文明的发展受天时地利的影响很大，可以说是决定性的，在北纬三十度左右这一地带，气候不是很冷，以至于冷得影响到人口的繁殖率（古代人口太少了经济发展不起来），也不是很热，热得影响到人们的生产生活。而且，在这一地带发展起来的文明，要末是靠着大江大河的河谷等便于进行农业灌溉和交通的地理优势，或者象希腊罗马那样四通八达的航海条件，要么物产丰富，有着矿产和物质资源的优势。而寒冷贫瘠的欧洲北方则受到这些客观物质条件的限制，在一开始发展比较缓慢一点。（而且不要忘了，中国的文明也是先从北方的黄河流域发展起来的）

而经过中世纪，特别是进入近代以后，北方高纬度，寒冷地带（说白了也就是西欧，北欧）的这些优秀民族，逐渐克服了这些物质障碍，这时候，他们民族性的优越一面就显形出来了，他们的文明程度就一日千里，成几何级数的速度发展起来，并带动整个人类社会的文明高速向前发展，可以说，从他们开始创造出来的内容巨大丰富的近代，以及现代文明成果，远远超过人类在此前数千年里创造的那点原始文明成果亿万倍。

这就好比大家都还在睡梦中的时候，有一些睡得靠近闹钟的人先醒了，虽然醒得早一点，做事早一点，多一点，但是其他人也陆陆续续醒了之后，那些聪明一点，能干一点的人，他们的素质优势马上就显现出来了，虽然醒得晚一点，但是他们一个小时里做的事情远远超过那些醒得早一点但是笨一点的人几个小时里做的事情。很快就把这些人远远地抛在了后面。

所以，我们现在热衷于吹嘘什么古代“辉煌灿烂”的“文明”是没有意义的，很可笑的，其实如果你真正深入研究一下古代的社会状况和实际生活情况，就很容易发现：农业时代的那些很原始的“文明”成果，跟现代科学技术不同的是：其实它们基本上都是靠着“瞎猫碰见个死耗子”误打误撞出来的（除了希腊的科学，数学，哲学等等表现出了较高的理性精神之外），不过是些原始低级得很的靠客观物质条件优势碰运气捡到的的小玩意，只不过是占了天时地利的便宜而已，没什么值得炫耀的。

这个问题可参考《全面解析所谓四大发明神话的谎言》《论儒家文化的虚伪性及其致命缺陷》等文章。地址：http://www.rxhj.net/phpBB2/viewtopic.php?t=3162&start=30

所以说，中国人现在最应该做的就是加倍地“笨鸟先飞”，而不是每天睡得越来越多，然后还可笑地到处吹嘘自己“我去年今天起得比你早一分钟哦”，这实际上只能证明你笨，素质差，能力差，起得比别人早结果还是比不过人家，跟人家差距越来越大，越来越赶不上。

好了，说了这么多，有点离题了。我写东西有时候是有感而发，想到那里写到那里，写完后随便起个名字，所以有点跑题。现在让我们回到这部电影本身。

杰出的艺术作品往往会带给人们一些出乎意料的启示。从影片的前半段对于和平生活的描述中，很容易看出：麦可正如他在战争中，以及战后的表现，都自始至终表明，他是一个坚强，冷静，仁义，有责任感，感情真挚，大智大勇，能够承受一切痛苦的硬汉子，他的两个伙伴之一，里奇，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年轻人，没有他那么坚强，但是也很勇敢，正是他在那次行动中配合麦可一起干掉了敌人。而另一个，史蒂夫，一开始就是一个很内向的性格，在被俘过程中，他表现得很恐惧，当越共强迫他玩轮盘赌时，他胆怯地将子弹从头上射偏出去，保住了性命，但是也因此被越共关进了水笼作为惩罚。这时他就已经开始神志不清了。然后被麦可和里奇带着一起逃离了战俘营。

出人意料的是他们后来的结局，史蒂夫当时在战俘营中就已经开始神志不清了，后来回到美国，住进了医院，本来我们应该以为，经受了这么大的打击，他一定精神失常了。但是他只是失去了双腿，却没有精神失常（当然心灵上终生难以愈合的创伤是免不了的了），仍然很健康。奇怪的是在战俘营中表现得更为勇敢的里奇，精神却崩溃了，他完全失去了活下去的欲望，一直呆在西贡的地下赌场，玩那种他在战俘营中差点让他失去性命的轮盘赌。最后，麦可不远万里回到西贡，希望能够说服他跟自己回去，并豁出性命地陪他玩轮盘赌，希望能够打动他，希望能够唤回他对过去的记忆，和对人生的信心。但是都没有起到一丝一毫作用，最后里奇在大笑声中，重复着他以前的话语，扣动扳机，悲剧性地结束了生命。

为什么一个本来更为懦弱的人最后却能够从痛苦的打击中恢复过来，并最终活下来了呢？而一个相对坚强勇敢的人反而失去了对于生的渴望，精神崩溃，并结束了生命？

是不是应该这么说：我们来到这个残酷的世界上，其实并没有太多的选择，要么就作一个真正的胆小鬼，彻底地服从命运的安排，和摆布，彻底地逆来顺受；要么就作一个真正的勇敢者，彻底地反抗命运，坦然地面对一切痛苦，坚定地跟一切邪恶战斗到底。只有这样两种人才最容易生存下去，而游离于这两者之间的，最后都难免毁灭。

片中的主角，麦可，是一个非常坚强，勇敢，冷静，而且很舍己为人的英雄式人物，他不仅在战俘营里冒着生命危险，勇敢机智地干掉了看管他们的敌人，带领他的伙伴逃了出来，而且在逃跑的路途中，他几次把优先逃跑的机会让给自己的两个伙伴，分别让里奇先坐直升机逃走，然后又背着史蒂夫找到了一辆军车让他先离开，自己徒步随难民的队伍回到后方。后来为了拯救里奇，又不远万里回到西贡，舍命陪里奇玩俄罗斯轮盘赌，想要唤醒他。可以看出他是一个真正做到了舍己为人，与战友生死与共的英雄男儿，影片用极其写实的手法很真实地刻画了这个人物。

这虽然是理想化了的艺术表现，但是我认为，这是完全真实地反映了现实的，我们从历代美国军人舍生忘死地参与二战，遏制共产主义势力的韩战，越战，驱逐伊拉克侵略军的海湾战争，打击伊斯兰势力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一次又一次地支撑起了文明的大厦，等等英雄行动中，以及美国每年派往第三世界扶贫的大量志愿人员，就可以确确实实地看到无数的这样的英雄，活雷锋。

这也证明了所谓“美国人之间是没有男人与男人之间的义气的，只有同性恋关系，美国电影是没有表现男性情谊的，只有表现断背山那样的同性恋关系的作品”的说法纯粹是无稽之谈。

由于大陆传统的愚民宣传教育，我们习惯性地把美国人都想象成是怕死鬼，愚蠢狂妄地把东方人想当然地幻想为“英勇无畏”的“英雄人民”，把这些愚昧的习惯于被民族主义煽动或者被统治者各式各样的政治欺骗轻易控制的义和团式蚂蚁想象成个个是“大无畏”的勇士。

但是实际上，我们每一个经历过这种愚民宣传并有所醒悟的人都会清楚：这种虚假的“勇敢无畏”是怎么回事，只不过是在彻头彻尾的民族主义的欺骗和红色恐怖的威胁下被迫卖命而已。

若干年前，我在电视以及网络上看到当时被伊拉克恐怖分子绑架的各国人质的录像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那么多的被绑架的美国和西方人质，当他们到了临死的最后一刻，在镜头面前都仍然是表现得那么平静，虽然我相信他们心里一定也是充满恐惧的，但是他们仍然能够做到不失态，从容坦然地接受逃避不了的死亡。

然而当时还有另一个也被绑架并被斩首的韩国人，还在被斩首之前很多天，恐怖分子刚刚让他亮相，仅仅只是公布一下情况，他就不断地哭喊嚎叫，在镜头前面自始至终都表现得情绪极为激动，恐慌，甚至为了获得渺茫得根本没有什么希望的活命机会，他还破口大骂美国，以求得恐怖分子的好感。结果还是被杀了。

我绝不是要嘲笑他，实际上我想我也不一定能作的更好，我也很同情他。但是，我们从这个典型的事例就可以看出来：西方人并不象我们想象的那样比我们东方人怕死，相反，实际上，西方人更能够做到坦然地面对死亡。我想是因为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更深刻，神经系统更健全。

越靠近热带的民族，特别是东方人，情绪都很容易激动，一有小小的刺激，就象疯子一样暴跳如雷，特别是中国人，一遇见跟自己观点不一样的人就动不动破口大骂对方是“汉奸”“卖国贼”，然而实际上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反正只要是碰到跟他们固有的思维不一致的东西，他们就象是鱼儿的鳞片被逆剥似地神经质地抽搐起来。

我对此一直都很困惑，一直都想搞清楚这是不是有什么生理上的原因。目前我还没有找到更详细的资料，不过根据我们上面对于纬度高低跟民族性的关系的考察分析，我认为可能是因为自然选择的作用，因为越是容易激动偏持的人，身体消耗热量越快，热量越容易散失，越不容易保持身体热量的稳衡，而在高纬度寒冷地区，这种生理特征是不利的，所以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就逐渐被淘汰了，所以越是高纬度寒冷地区的人越宽厚平和，神经系统越健全。相反越是低纬度靠近热带地区的人越偏激疯狂，神经系统越不健全。

我们上面举的那个例子中，虽然是韩国人，也就是说是一个民主国家的人，但是我们都知道，韩国是一个民族主义非常狂热的国家，动不动就搞针对西方特别是对他们有再造之恩的美国的排外活动，想来这也是难以从民族性上彻底加以改变的事情吧，虽然已经成为了民主国家，但是民族劣根性本质难移，仍然是那么偏持疯狂，没有理性。与此类似的如台湾人，虽然也算得上是华人中的优秀种群了，但是也是一样的相对缺乏理性，容易激动疯狂，我们时不时能够看到台湾的议员在国会上打架，这种事情在文明程度高的西欧，北欧，北美等国议会上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在日本虽然也偶尔有所发生，但是少得多。这就再一次证明了我前面的理论是有根据的。

但是韩国人疯狂是疯狂，胡闹是胡闹，至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勇气为他们反美反日反西方的胡闹作出点牺牲，砍手指，自焚，跳海，还是有那么一点样子，而我们反观中国的这些“民族主义者”，则都只是些口头上的英雄，纸上的壮士。如果要指望他们在战场上“英勇战斗”“无畏牺牲”，恐怕是很难的事情。而事实上我们也看到了，被不着边际地吹嘘夸大的韩战志愿军“英勇事迹”，不仅死亡人数是联合国军方面的很多倍，被俘人数是联合国军方面的很多倍，遣返时，宁死不回大陆“祖国”的也是愿意回去的很多倍，这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这种虚假的‘勇敢无畏’只不过是在彻头彻尾的民族主义的欺骗和红色恐怖的威胁下被迫卖命而已。”

麦可和他的同伴奔赴前线参与越战正好是1968年，这是一个很特殊的时间，是整个越战的关键转折点，因为正是在这一年，北越与南方游击队发动了著名的春节攻势，结果在美军沉重打击下，损失惨重，整个南方游击队基本被歼灭，北越军队也元气大伤，一直到几年之后才恢复过来，本来这是一个一举歼灭北方越共的大好机会，军方也正准备向越南增兵二十万，准备以压倒性的力量彻底铲除越共的势力，但是这时国内愚蠢而短视的左派势力却急敌人所需，发起了大规模的反战运动，结果增兵计划被取消，越共得以苟延残喘，逃得性命。后来虽然在美军空中力量的打击下，越共又不断地遭受沉重损失，但是由于缺乏地面部队的支撑，不能彻底铲除越共的地面根据地，加上苏俄和中国源源不断的军事援助不能被斩断，越共每一次都能够再卷土重来，而美军消耗也越来越大，终于功败垂成，美军不得不在几年之后完全撤出了越南，十几年来的血都白流了，数万战士都白白牺牲了，留下莫大的遗恨，还落下一个不知进退的骂名。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左派的肘掣造成的。

而就是在这一年里，共产主义势力在全世界达到了嚣张的极点。从那时起直到现在，这个世界上形形色色的邪恶势力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对于文明社会的进攻，从来就没有一天减弱过对于文明社会的威胁。

而这些苦难的历史，和这些支撑着文明世界的无名英雄们，总是那么容易被人们遗忘，甚至遭到攻击。但是，那些廉价的爱情故事，总是能够轻易博得人们轻浮的眼泪。

我本来以为这既然是一部“反战电影”，那么影片中必然会充斥着种种声泪俱下的控诉场面，但是与我们通常想象不一样的是：在这部影片中，即使承受了那么多巨大的痛苦，但是没有任何人表现出一丝一毫的懊悔，他们仍然那么平静地，坚强地对待这一切苦难，特别是麦可，他在战争中承受了那么大的痛苦，但是他自始至终都没有抱怨过一句，没有对自己的选择懊悔过，从来没有对自己的信仰动摇过，影片结尾，在平静地埋葬了里奇之后，他们仍然举杯，高昂地唱着“上帝保佑美国”，彼此祝福。

凭着这种信心，和坚定，平和，他们才支撑起了整个二十世纪人类文明的希望。

我想这或许就是真正的美国精神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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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淫的军团》之一：亚历山大VS秦军


说明：这是根据我以前用化名kankan（沙汉），在史海钩沉，琅琊三国，战争研究等论坛与gtdgtd（laminin）和烧光光等人辩论的资料整理而成的，事情缘起于中央电视台拍的一部很搞笑的愚民宣传片《复活的军团》（其实这部片子应该改名叫做《意淫的军团》才对），在这部搞笑片中充斥着大量完全不顾科学常识和历史常识的谎言和胡吹，我那时候对这些技术问题很感兴趣，很喜欢上网跟人讨论这些问题，我本来是很想要博览群书，遍查资料，然后谋篇布局，引经据典，咬文嚼字，精雕细琢地写篇文章对此驳斥澄清一番，呵呵，然而我现在再也没有时间精力和兴趣，来干这种无聊的事情了，因为没有人给我付稿费。所以我就根据我所掌握的情况对此简单地做一点说明，并把以前跟人讨论的原始资料附在后面，权当娱乐吧。

先简单地将《复活的军团》中一些荒谬之处大概地列举出来，逐一说明一下（【】内是引用）：


1。【“根据司马迁的记载，秦军的数量超过了100万”
“秦军曾经投入了60万左右的兵力。长平离秦国的都城咸阳将近500公里。2000多年前，60万的一支秦国军队，远离国土，连续作战达两年之久！这是一个令今天的军事专家们迷惑不解的地方，以当时的条件，秦军的后勤供应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在130年的时间里，秦军歼灭六国军队160多万”
“十年统一战争期间，六国军队的伤亡总数超过了200万。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
－－－－－－－－－－－－－－－－－－－－－－－－－－－－－
中国古代军队人数，一直是一个很有争议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加分辨地绝对相信古书上那些夸大其词的记载，那么那些人数确实是一些很令人吃惊的数字。但是实际上这既不符合科学常识也不符合历史常识。

我们可以从几方面看出这些数字的荒谬：首先古书上记载的那些军队数字都很粗略，往往都是恰好整数，怎么会总是那么齐整呢？如古书上经常都有“持戟百万”“带甲百万”的说法，但是实际上这只是纵横家之流说客的夸张修辞手法，并不是真实事实。而很多人就不加分辨地引用作为事实了。

其二，即使确实是史书明确记载了某次战争或者某个国家动辄几十万甚至上百万的军队人数，这些数字也是经不起推敲的，根本不符合科学常识。

因为我们要知道，在现实战争中存在的士兵，并不是象电子游戏中的虚拟玩偶一样只是个数字概念而已，以为只要花费金钱若干，材料若干，就可以大批量地“生产”出若干“士兵”出来，而且以后也不用再管它了，只要象工具一样随便用就是了，用完了再“生产”。

而现实中的士兵要征召，训练，装备，住宿，饮食，维持基本的清洁卫生（排泄，洗漱），运输，调度，通讯，这一切，不仅耗费巨大，而且要保障这一系列复杂的后勤措施能够顺畅运行，是很费时费力的，而且人数越多越困难，特别是在古代那种信息传播手段，交通运输手段都极度原始落后的情况下，以及物资生产力水平也极端落后的情况下，要保证上百万人军队的生活，以及作战行动能够顺利运作，是极端困难的事情，只要领导指挥过一点集体活动的人都能够体会到。

实际上军队中对集体卫生的要求相当高，一来因为大量的人员密集生活在一起，不注意清洁卫生很容易就会发生瘟疫，进而严重影响战斗力。其次，保持清洁卫生也是提高士气和军人荣誉感的需要，这些，当过兵的人都应该有所体会。

所以即使是在古代那样极度落后的生活条件和人权状况下，保持军队的清洁卫生也是一个重要的要求，而并不一定象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古代当兵的都是常年不洗澡不洗脸，蓬头垢面邋里邋遢的。

这就要给他们随时供应清洁水（包括饮用水），因为不是随便走到哪里都正好有条河在旁边，不说专门运输供水吧，至少也要时时就地打井，这就要耗费人力，物力，和时间。

每天的饮食也不用说，不仅要吃饱，而且要吃好，因为吃不饱吃不好就不能打仗，至少影响战斗力，而且不打仗时也要训练，“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军事关系到一个国家的生死存亡，当然要把最好的优先供给军队使用，特别是在战争时期。

而每天这么大量的食物需要，不仅仅只是简单地保证供给，还需要保鲜，加热用的清洁水，灶具，柴火燃料，古时候没有罐头，冰箱，煤气灶，电炉，这又是一个大问题。

当然，也许这个问题对中国人来说不是大问题：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人就不值钱，米可以吃陈米，肉可以用盐巴腌成肉干（实际上大多数时候根本就没有肉吃），蔬菜就只好省了，牛奶是不喝的。

霍去病攻匈奴时，由于他挥霍浪费，再加上调度无方，回军时很多士兵饿得都站不起来了。而战时后勤调度稍有脱节，就会造成军队补给困难，士兵饿死。

不过中国人很有创意的，古代打仗时经常都把死人的尸体用盐巴腌成肉干充军粮，这又是一个解决方案。

不过这么一来，省事是省事了，军队的战斗力可就受影响了，人数再多，质量也下降了。人数再多也只是乌合之众。

住宿，也很重要，虽然野战时可以住帐篷，但是如果是作为一只常备军存在，那就一定要有固定的驻地，就要有相应的大量建筑。古代的气候比现在冷得多，衣服肯定少不了，起码要好几套厚衣服，我们前面也提到了清洁卫生的问题，不可能一支正规点的军队中士兵整年都只穿着固定的一件又脏又破的旧衣服。

盔甲，刀枪，弓箭，更不用说了。这些都是易耗品，经常要更换。（实际上中国战争中最大的易耗品是人）

而保障这些需求，都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且人越多不仅消耗越多，调度也越复杂越困难，作战时间越长，供应也越困难。

反正，古代的军旅生活绝对不是象诗歌里面或者武侠小说里面描写的那样浪漫多彩，每天随便在哪个野地里面滚一夜就对付过去了，白天一起来就四处“远征”，吃的也不用愁，穿的也不用管，整天消遥自在地杀过来杀过去。

按照兵民比例，即使是在现代条件下，有机器化工业的生产力，电报电话电台广播，火车汽车飞机，一个国家即使是上千万人口，上亿人口，要同时维持几百万人的军队数量都很困难，通常也只能维持一到两百万人的兵员数量，而在古代只有锄头牛犁的极度原始落后的农耕生产力水平下，没有电报电话电台，只有近距离通信的锣鼓旗帜加大嗓门，没有汽车火车飞机，只有人推肩挑牛拉，总人口才区区五百万的秦国却能够供养上百万的军队，还要保证这么多人能够正常生活，同时进行调度，作战，远征，这是根本不符合科学常识的，兵民比例高达1：4，根本就是极其荒谬的。

然而，《复活的军团》中自己也承认：“秦军曾经投入了60万左右的兵力。长平离秦国的都城咸阳将近500公里。2000多年前，60万的一支秦国军队，远离国土，连续作战达两年之久！这是一个令今天的军事专家们迷惑不解的地方，以当时的条件，秦军的后勤供应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948年的冬天，淮海战役爆发，这是解放战争时期规模最大的一场战役。在宽阔的战场上，紧随在解放军身后的是一支支由农民组成的运输队，他们用自家的小车、耕牛连续不断地向前线输送粮食和弹药。在整个战役中，解放军投入了60万的兵力，这个数量与长平之战中的秦军大致相当。但是，在60万解放军身后，为他们提供后勤支持的有整整543万农民。平均9个农民供应一个战士！2000多年前，秦国的人口总数也不过500万而已，60万秦军的后勤保障是怎样实现的呢？
在一个铁制农具和牛耕刚刚开始使用的时代，秦国用什么供养这支5、60万人的军队进行经年累月的战争？对于这支规模庞大的军队来说，粮草和武器装备的消耗是惊人的。秦国的国力如何支撑如此巨大的消耗？”

但是他们东拉西扯地胡扯了一大通，最后都没有向我们说明秦军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是话头一转，开始没头没脑地吹捧起：我们的祖先是多么了不起啊！他们做到了我们现代人都做不到的事情，真是奇迹，祖先的智慧真是伟大！

真是胡扯蛋，哪有什么不可思议的“伟大智慧”，我不否认古时候确实是有一些聪明人，我也不否认他们的“智慧”在那个年代，在那种技术条件下，确实有高明之处，但是古人哪有什么狗屁的现代人无法想象无法理解无法超越的“智慧”，现代人会制造原子弹，飞机，电脑，汽车，火车，电视，能够登月，上火星，你叫古代人给我制造个原子弹，飞机，电脑出来？你哪怕是一个零件都制造不出来。

而古人能够制造的东西现代人都能制造出来。

很多搞文史的文科生老喜欢拿着古代的某些古董当宝胡吹一通：什么古人的智慧多么不可思议，技术多么难以想象，现代人都无法复制。纯属胡扯，能够轻而易举复制这些古代原始技术的理工科博士到处都是，只是他们忙着搞高精尖的现代科技研究，哪有闲功夫理睬你们这些文科傻妞的胡扯。

最后《复活的军团》举了这样一个不明不白的证据试图来证明古代的“百万大军”是有可能的：“在方圆10公里左右的地方，到处都是掩埋尸骨的大坑。仅仅在一个坑里边，他们就发现了100多具赵国士兵的尸体。”

但是实际上这离要证明“四十万赵军”还差了十万八千里，你还没有一具一具尸体地数出四十万来呢，才仅仅数出来一百多具，而且也不能证明那就一定都是在长平一战中被活埋的。

所以大家可以明白，中国的某些狗屁“学者”和霉体，一贯都是惯于用这类无中生有，指鹿为马等等手段来混淆黑白，蒙骗公众的。

其三，从历史发展规律来看，先秦时代动辄每个国家都是上百万甚至数百万的军队人数，可是在那个时候，不仅生产力水平低下，不仅单个国家的人口数很少，而且整个中国地区的总人口数都不过区区上千万，却能够每个国家都供养上百万的军队，反而到了后来的汉，唐等更强盛，生产力水平更高，人口数更多的时期，军队数反而大大不如以前了，这又是一个完全不符合逻辑的地方。

如我们前面提到的汉武帝时期卫霍攻匈奴之战，倾举国之力，也才拼凑出了十万骑兵，剩下的几十万步卒绝大部分都是随军运送辎重的民夫。汉武帝时期可以说是整个汉代甚至整个中国汉人历史时期中最强盛的时期，至少是之一。但是全国的兵力也不过几十万。唐朝时全国的兵力也不过几十万，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等重要的边防地区才区区几万人。而这时候不仅生产力水平远远高于先秦时代，人口数也是数倍于先秦时代，都是几千万人口。但是能够供养的军队却反而远远少于先秦时代。

所以，要么就是古书上记载的先秦时代那些惊人的军队人数被大大夸大了，因为毕竟那个时代更久远，历史记载更粗疏，纸也还没出现，统计工作，文书记载等都很不方便，所以数字往往容易夸大。再不就是象前面提到的那样：这些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军队中大部分都是保障后勤供应的非战斗人员－－民夫，或者抓壮丁来临时充数的乌合之众。

其四，如果我们要完全相信古书上的记载数字，那中国古代也没什么可吹的。因为西方古书上的历史记载也同样有很多几十万上百万甚至几百万的军队作战例子，而且比起中国古书上粗略的，只有整数没有零头的，一笔带过的记载还更详细，更可信。

如希罗多德《历史》记载希波战争时期波斯一次出动远征军两百多万，《亚历山大远征记》记载高加米拉大战时波斯军一百多万，而且这些记载都很详细可信，如希罗多德还记叙了波斯军在阅兵时是怎样点算军队人数的：是让每一个万人队逐一通过一个大土围子，最后清点出来军队总人数是两百多万；而且这些史书上每次大战都还很详细地记载了各兵种，各分队的人数，以及阵列配置，而这些数字也要精确得多，不像中国的数字往往只有整数没有零头。这就相对来说要可信得多。

可是即使是这样，西方现代历史学家也仍然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严格地否定掉了古书上记载的很多被认为是夸大了的数字，推算出一些更为合乎实际的较小的数字。但是中国人是从不加分辨地一概引用古书上的夸大记载，并运用双重标准，拿这些没有被质疑和审查过的夸张数字来跟西方现代历史学家推算出来的实际数字相比较，大吹特吹什么中国古代的“百万雄师”“赫赫军威”。

《复活的军团》中多次提到“亚历山大的军队是5万人左右，最为强盛时的罗马军团也不过几十万人”，暗示西方的兵力是多么少得可怜。但实际上，亚历山大虽然刚出征波斯时是只有几万人马，但是他就用这几万人马横扫半个亚非大陆，大破波斯军一百多万，所以兵在精不在多。而且亚历山大消灭波斯后就远远不止五万人马了，接受了波斯境内各族各部的归附部队后，军力大增，至少也是二十万以上。而罗马兵力最盛时也不止几十万，前后三雄内战时期全国总兵力也是一百多万（当时除了正规的罗马军团之外，还有同等数量的辅助军团），后来屋大维结束内战统一罗马才把军队裁减到了几十万人。

说起中国的人口数，人们的印象中都是自古以来就人口众多，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地区。不过这应该是一种因为现代的情况而产生的误解，因为中国的人口数急剧增加主要是因为清代时大量种植从美洲引进的土豆，玉米等杂粮，大大解决了人口吃饭问题，才使得人口数量得以大量增加。在古代却未必人口数就一定象现在这样有着对于其他地区绝对的优势。


2。【“在青铜时代，铸剑的关键是在冶炼时，向铜里加入多少锡。锡少了，剑太软；锡多了，剑硬，但容易折断。对秦剑做的化学定量分析显示：它的铜锡配比让青铜剑的硬度和韧性结合得恰到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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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秦青铜剑，是《复活的军团》中最无耻的一个谎言。要说清这个问题，需要简单介绍一些冶金学的基本概念，正好我学过金属材料学，所以先深入浅出通俗地介绍一下金属材料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常识，如硬度的表示法；青铜，钢铁的概念，以及性质；铸造，锻造的概念。

先说硬度的表示法，金属的硬度一般有三种表示法，布氏硬度（HB），洛氏硬度（HR），维氏硬度（HV）。

这几种硬度表示法之间的换算关系，大致是：当HB<450时，HB约等于HV，这是教科书上的原话。

那么，用现代科技和工艺制造的工业用铸造锡青铜，其硬度是多少呢？一般只有60－80HB。超不过100HB，也就是100HV。

工业用锡青铜其含锡量一般在3％－14％之间，当含锡量大于10％时，塑性急剧下降，当含锡量大于20％时，就会变得很脆，强度急剧下降，但是硬度有所增加。

先秦时代的青铜剑，根据《周礼.考工记》上记载，说得很清楚：“三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大刃之齐；五分其金而锡居二，谓之削杀矢之齐”（另外，四分其金而锡居一，谓之戈戟之齐），也就是说锡含量已经达到了33％－40％！这么高锡含量的青铜剑，已经远远高出20％这个临界值，就假设其硬度很高，但其强度很低，脆性很大，这么高脆性低强度的青铜剑，说其是垃圾也一点不为过。

只有压力加工锡青铜（也就是西方那种锻打青铜剑）才能够达到HB160－200，这是教科书里面说得明明白白的，而且还列出了铸造锡青铜和其他各种金属材料的机械性能对比值表，并明确指出，即使是用现代科技和工艺制造的铸造锡青铜，其硬度也远远小于其他钢铁类材料以及锻打锡青铜的硬度，根本达不到一百。

教科书上指出：提高铜合金的强度和硬度只能靠压力硬化，也就是西方那种锻打青铜，热处理对铜合金硬度的提高作用不大，而且，铸造青铜，铸造时，其体积收缩很小，液态合金流动性差，偏析倾向大，易形成分散的孔，铸件的致密程度很差，所以其机械性能很受影响，根本就不可能像中国的某些“学者”胡扯的那样在铸造的过程中自然地形成刃部硬度很高（吹嘘的是比锻造铁还高），脊部硬度低却强度高韧性高，这种梦幻般的情况。

另外，虽然强度是在20%时达到顶峰，过了20％则急剧下降，但是塑性却是在8％时达到最高，过了8％则下降，过了10％则急剧下降，而这种塑性的急剧下降严重地影响到了锡青铜的机械性能，所以实际上根本就不需要等到20％的时候（到了20％时塑性已经接近最低了），锡青铜的机械性能就已经很差了，开始变脆。

锡青铜恰恰是在10％左右的时候，其各种机械性能正好达到一个最均衡最理想的状态，也就是西方那种青铜剑的锡含量。因为这时，虽然锡青铜的强度还没有达到最高值，但是已经很接近了，而其塑性又离最高值也不远，再加上正是这后一个原因，使得西方青铜剑可以锻打加工，大大提高其硬度，所以其机械性能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一个最均衡最理想的最佳状态。

那么，用现代科技和工艺制造的钢铁材料其硬度如何呢？我查了金属材料的各种硬度值表，原来低碳钢是HB130－170，中碳钢是HB180－255，也就是说西方古代（罗马时期）锻造铁剑其硬度实际上并不低！相当于现在用现代科技和工艺制造的普通中碳钢的硬度（当然，这只是普通钢，不包括特种钢）。不要说中国古代的铸造青铜剑那可怜的最高HB80的硬度（连人家HB160－200的锻造青铜剑都不够格相比），就是铁剑，也比不了。

大家可以回忆一下，你小的时候，或者在乡下，或者在电影电视中，有没有看到过打铁铺（现在在现实生活中可能已经很难看到了），那么你们应该注意到这样一个常识：对硬度强度韧性都要求很高的锐利工具，如菜刀，切肉砍骨的屠刀，砍柴刀，镰刀，凿子等等，都是用烧红的铁块反复锻打而成的。相反，那些对强度韧性要求不高的，笨重的，大块头的农具，如犁，还有镇子，塑像，或者铁锅，才简单地用熔化的铁水倒在砂范里来铸造。你看到过用熔化的铁水倒在砂范里来铸造菜刀砍柴刀屠刀之类的事情吗？

从这些简单明白的生活常识就可以看出锻造和铸造的区别是什么。你用锻造的菜刀使劲敲打一下铸造的铁锅看看是哪个会破裂就知道了。

中国“学者”老是撒谎吹嘘什么中国“发明”了铸铁技术，比西方早早早一千多年，实际上那根本就没有什么可吹的，首先，将铁加热到一定温度就可以熔化，并用来铸造，是西亚人早就发现了的，并没有什么神奇的。但是这种方法并不能用来制造高硬度高强度高韧性的锐利工具，和兵器，所以在西方不流行。特别是在欧洲，由于不容易加热到足够高的炉温使得铁熔化，所以他们习惯于用烧红的铁锻打工具，兵器。而在中国，有足够多的人力来鼓动风箱，鼓动一个风箱经常都需要几十到上百人，能够很容易达到高炉温，所以铸铁相对容易。

当然铸铁并不是一无是处，到了后来火器时代，由于可以用于铸造炮管，和其他大体积的机械部件，再加上成本低廉，制造简单，优势就显现出来了。但是仍然不能代替锻造钢铁的作用。

锻造和铸造的区别，其一，锻造相比铸造，能够大大加强金属的硬度，强度，不管是青铜还是铁；其二，能够被用于锻造的金属本身就已经必然是韧性很好的材料，如含锡量低于10％的压力加工锡青铜，含碳量低于1.7%的钢铁（注意：“可锻铸铁”只是个称呼，实际上可锻铸铁仍然是不可锻的，教科书上都会加以说明）。

所以，锻造的金属器比铸造的金属器各方面机械性能好得多。而秦军只有质量低劣的铸造青铜剑，是根本不能跟使用锻造铁剑和铁长矛，披挂锻造青铜甲，锻造铁甲的希腊，马其顿，罗马军相比的。

所以说，拿着HB硬度最多不过80的，含锡量高达30％－40％（至少远远超过了10％的最佳状态，也远远超过了20％的强度临界点）的强度和韧性都极差的铸造青铜剑，和短短的青铜戈（没有矛方便和杀伤力大，秦军矛很少，长度也很短，所谓的“七米长矛”只是《复活的军团》的杜撰），披着薄薄的简陋皮甲，没有头盔，弩也只是臂张弩，的秦军，如果碰上了拿着HB硬度高达160－200的含锡量10％的最佳机械性能的锻打青铜剑，或者HB高达两百多的锻造铁剑，或者操纵方便，锐利的四米长矛，穿着同样硬度强度的锻打青铜甲，或者硬度更高的铁甲，青铜或者铁头盔，拿着大盾，装备高效力的腹弓，弩炮，的希腊，马其顿，罗马之中任何一支军队，等待他们的只会是被屠杀。


3。【“在河北易县出土的这把燕国铁剑，锋刃部分已经达到了今天高炭钢的硬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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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情况是：这只不过是淬火局部硬度而已，只是淬火后的马氏体颗粒组织局部硬度而已，而不是剑的整体硬度，而且，最关键的是，马氏体并不是钢铁热处理所要求的最终组织，在通常情况下，淬火之后获得的马氏体，虽然具有很高的硬度，但是塑性和韧性变得很差。

而且，实际上已出土的先秦铁器跟已出土先秦青铜器数量相比，不过千分之一比例。先秦时代使用的绝大多数仍是青铜器。


4。【“司马迁解释说，秦始皇的配剑太长了，所以不能及时拔出来。”
“这把剑的长度竟然超过了91厘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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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看这是司马迁根据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情况来臆想一百多年前秦始皇时的场景，因为司马迁那个时候已经有了较坚韧的铁剑了。

而且司马迁还说：秦始皇拔出剑以后，用这把铸造青铜剑，一剑就斩断了荆柯的大腿，而这是完全不符合常理的，因为即使是用现代技术打造的钢刀，也很难一下就砍断一个成年人的大腿。

司马迁的《史记》中信口开河胡编乱造的成分很多，以前我们分析过。

而关于长剑，一米长的长青铜剑，长铁剑，在希腊，罗马时期早就有了。


5。【“与弓不同，秦弩必须用脚蹬、借助全身的力量才能上弦。专家估计，这种秦弩的射程应该能够达到300米，有效杀伤距离在150米之内，秦弩的杀伤力远远高于当时任何一种弓。”
“秦弩，连同它配备的弩箭，在那个时代很可能是技术含量最高的武器”
“秦军骑兵竟然是用弩在马背上作战”
“在秦军之后将近2000年，欧洲人还用类似的方法组织火枪手，秦军很有可能开创了这种经典的连续射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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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古代弩的射程，是一个很能迷惑人的问题。这其中充满了种种不着边际的胡吹。其实都是夸大的神话。

中国古书中记载的那些蹶张弩腰开弩一类远射武器的射程和穿透力，动不动就是几百米射程，甚至几千米，而箭矢的重量，体积都远远大于子弹，再加上用来维持平衡的迎风面很大的累赘的羽翼，整支箭所受空气阻力远远高于子弹，弹射力和初速却远远低于现代高效能无烟火药驱动的子弹，就是这样，居然能够射出几百米，甚至一两千米，然后准确地命中远处直径不过半米的目标，并还能击穿金属盔甲，这真是比现代狙击步枪还厉害得多。

而按照这个射程，杀伤力，根据空气动力学计算，箭的初速要达到音速才行，这不是胡扯吗？纯粹是写科幻小说。

这不仅完全违反物理原理，而且也不符合历史逻辑。两千多年前拿着简陋的青铜兵器，披着薄薄的皮甲的秦军，竟然就已经有了如此超级先进，远远超过现代步枪射程和初速，杀伤力，以及精确度的射击武器，那你还拿着落后的青铜戈，青铜剑干什么呢？还使用落后的战车作战方式干什么呢？完全是浪费嘛，直接人手发一只“强弩”去征服世界就可以了。

而且，拥有这样超级先进的科幻兵器，那么为什么还需要修筑长城才能勉强阻挡住原始落后的匈奴游牧骑兵，为什么短短十几年之后就被拿着木棍的一群流徙之徒打得落花流水？

而且，希腊和罗马古代也都是有弩的，事实上，世界上最早发明弩的恰恰是希腊人，这个常常被忽略，大约在公元前五六世纪的样子，在现在西西里岛上的叙那古城（就是阿基米德生活的那个地方）发明的。

这种希腊弩，又称为腹弓，其使用原理跟中国的蹶张弩，腰开弩等有点不同，不是踏张，而是用前推的方式张弦的，类似于电视上大力士俯身前倾拉动汽车飞机的那种姿势。可见这种力量是很大的。

据Discover节目上的介绍，根据用复制的腹弓做的实验，其弓弦张力，一般人都可以很轻松地达到200磅，就是九十公斤，这个弩的力量，及其射程，已经远远超过一般的弓，毫不逊色于后来中国汉代的踏张弩。

至于马其顿和罗马时代使用的大型攻城弩炮（也有小型的野战弩炮），原理跟腹弓和中国的弩都不太一样，是用动物的筋腱或者植物纤维的扭力作为发射的动力源，用绞车上弦。这种动力方式其力量是很巨大的，大家应该有印象，有些犯人在越狱时，用湿毛巾将两根铁栏杆捆住，然后搅动毛巾，就能够将铁栏杆拧弯。

当然罗马的弩炮也有象中国弩那样用弧形弓体的弯曲弹力来做发射动力源的，发射物既有石块，也有弩箭，标枪。

说希腊罗马没有弩，这是一个很无知的笑话，实际上希腊罗马使用弩比中国早。

而蹶张弩的用力方式虽然看似很合理，很省力，但是实际却有很多缺陷：一来，蹶张弩的工作张力是定死了的（因为扳机挂钩的位置是固定的），这就存在一个力量瓶颈：使用的人力量小了无法装上弦，所以蹶张弩的工作张力只好根据平均下来的最小力量设计得低一点，但是这样一来，使用的人力量大了，超过这个额定工作张力又是浪费，所以其远不能发挥出最大效力。而且尽力多拉几次以后就筋疲力尽不能再操作了，不象腹弓可以在任何随机张力上推开使用，方便得多（因为腹弓弩臂上有逐格锁定的倒齿挂钩）。

而且蹶张弩的弦很细很锐利，操作弩的士兵没有戴手套（扳指也只是套在大拇指上，没有作用），在用十指关节处钩住弓弦大力拉弦时，手指关节得不到保护，根本承受不了过大的弓弦拉力，甚至可能被弓弦勒断，由于这个技术瓶颈，所以使用力量又受到限制。

而且蹶张弩做蹬腿开弓的动作时，弓弦与弯曲的腿膝等身体部位互相阻碍，并受伸展空间的限制，以及斜向分散的分力，还有弓的张力变化与腿的蹬力变化不合拍，开弓力量和功率又大打折扣。

由于这种种缺陷，蹶张弩相对于腹弓来说，并不具有什么优势。

而在面对重步兵方阵和重骑兵，特别是重骑兵在一百多米距离上的快速冲锋时，蹶张弩，腰开弩，其真实的射程和穿透力，命中率，并不能构成任何致命的威胁。

中国古代兵书上记载：普通的弓“临敌不过三发”，更何况是张弦和发射速度慢得多的弩，临敌最多一发，敌人很快就冲到面前了。

这同时也证明了所谓秦军弩手开创了所谓的轮番交替装填射击方法根本是胡扯，只是现代人的臆想。他们站成三排只不过是为了使火力有更大的覆盖面。因为如果只有一排射击，就只能覆盖一线的敌人，火力密度就不够。

而且，并没有证据能够证明秦军使用的就是蹶张弩，更大的可能只是力量小得多的臂张弩，如从《中国古代兵器与兵书》这段叙述就可以看出：“强弩的强主要表现在弩机上。先秦的弩机，牙、牛、悬刀由栓塞直接装在弩臂的机槽内，但木臂是木制的，很容易劈裂，不能承受更大的张力，也就限制了威力更大的强弩的制造。西汉以后，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就是在弩机外加了一个称“郭”的匣状青铜外壳。弩机的各种机件，用栓塞按一定组合关系装入郭内，苒把郭装在弩臂的机槽内。青铜的耐强性能比木材大多了；可容纳张力更大的弩机。”

从《复活的军团》中这种说法“秦军骑兵竟然是用弩在马背上作战”也可以看出其荒谬透顶，如果使用的是蹶张弩，那么在马上使用这种弩作战完全是搞笑，首先那时没有马镫，在马上坐都坐不稳，你怎么开弩，还是用腿蹬开弩？这不是耍杂技吗。其次，如果这样你就只能停下来蹬开弩，瞄准，射击，然后再策马奔跑，根本无法边跑边射，那就是跟步兵没什么区别了。所以可见其荒谬。

那么就只能是使用臂张弩，即使是这样，在马上使用臂张弩也是很荒唐的，很不方便，还不如使用弓。

古书上记载的事物都很容易夸大，西方也有这种情况，史书上记载的希腊罗马弩和弩炮射程也有几百几千米的例子，甚至能把几百公斤的石头射出几公里远。但是西方现代历史学家本着严谨求实的精神，通过复制原物，实验验证，实事求是地否定了那些夸张的记录，得出了实际的射程和力量数值。而中国的这些“爱国学者”从来都没有能够复制出一个纸上记载的那种“能够射出几百米，甚至一两千米，然后准确地命中远处直径不过半米的目标，并还能击穿金属盔甲，比现代狙击步枪还厉害得多”的“强弩”，他们也不敢再去尝试，只好不管三七二十一抱着纸上的记载拼命宣传吹嘘，反正骗得了一个人算一个人。

《复活的军团》中那些荒唐可笑的自吹，那种幻想中“万箭齐发”如下冰雹一样对步兵骑兵进行毁灭性打击的壮观场面，只不过是提供给弱智的中学生意淫的少儿节目。


6。【“这种箭头的轮廓线跟子弹的外形几乎一样。子弹的外形是为了减低飞行过程中的空气阻力。我们有理由推测，秦人设计这种三棱形箭头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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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不着边际的胡吹，实际上子弹的外形设计跟箭头的外形设计所依据的原理根本不一样，子弹的初速很高，远远高于箭头，设计成流线型的圆弧状，一是为了减少飞行过程中的空气阻力，二是为了在飞行过程中能够旋转以保持平衡。而弓箭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首先弓箭的初速很低，根本不能拿子弹来比较，其次弓箭是靠箭杆尾翼来维持平衡的，而不是象子弹那样靠高速旋转来维持平衡。

所以即使箭头的外形轮廓跟子弹有某些相似之处，也纯属是巧合，根本没有任何原理相通之处。而且事实上那个秦箭头的外形轮廓跟子弹的外形轮廓根本就不一样，子弹是圆弧形的，箭头则是三棱形的，根本就不一样。这个明眼人都看得出来。

秦箭头之所以做成那种怪模怪样的形状，根本不是出于什么高深的“科学原理”，而是出于我们前面分析过的那个铸造锡青铜的机械性能原因。因为铸造秦箭头的锡青铜跟铸造剑和矛的一样，强度韧性都很低，为了不致于一碰到目标就折断，所以只好铸造成这种较粗钝的略带弯曲的三棱形，而不制造成按照常理应该是尖锐细长的尖刺形的那种穿甲箭外形。


7。【“当瞄准远处的目标时，射手参照望山估算弩抬高的角度，弩箭沿抛物线轨迹就可以准确命中敌人。望山，很可能是步兵武器最原始的瞄准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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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没什么可吹的，希腊罗马的弩炮上一样有类似的瞄准装置。


8。【“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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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复活的军团》中最弱智的一个牛皮。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标准化的真正含义，标准化是为了使不同地方生产的零件能够互换并组装使用而定的统一生产标准。《复活的军团》自己也说了：“标准化，是现代工业的基础。标准化生产使不同的供应商生产的零部件可以组装在一起，也使大规模的生产成为可能。”。

只有这样（不同地方生产的零件能够互换组装使用），标准化才有意义，才算得上是真正的“标准化”。而秦军那些根本无所谓标不标准化的箭头，剑，根本不存在要跟其他零件组装或者互换搭配使用的需要，所以也就根本不存在什么“标准化”的问题，他们之所以制造得一摸一样，原因很简单：只不过是因为他们都是用一个模子成批铸造的原因，当然一摸一样。《复活的军团》故弄玄虚把这个误导成是“标准化”，是在偷换概念。

实际上，如果真要说是“标准化”的话，那应该是弩机才存在这个问题，但是《复活的军团》对此问题却含糊其词地一笔带过“秦军使用的弩机，由于制作的十分标准，它的部件应该是可以互换的”，“应该”？呵呵，不是“应该”，而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编造的谎言自己也感到心虚。

然后接下来又是话头一转，又开始大吹特吹秦军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掌握了作为西方现代工业基础的“标准化生产”，又是领先西方几千年的伟大成就，又是对人类的又一伟大贡献了。呵呵

其实，真要说到标准化的话，罗马时代倒才真的算是实现了标准化，因为他们生产的弩炮上的弩机就是可以彼此互换的。


9。【“有的士兵戴着小帽，有的士兵却仅仅梳着发髻，这种差异意味着什么呢？这些戴着板状帽子的似乎是军官，”
“似乎只有一个理由可以解释这种不顾性命的行为，过于沉重的头盔和护甲妨碍了他们杀敌晋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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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来，秦军的的装备，跟同时期世界上其他国家地区比起来是很落后的，当大部分国家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已经使用高硬度高强度高韧性的锻造钢铁刀剑和长枪，披着锻造的青铜盔甲或者铁盔甲，而秦军还在使用硬度较低，韧性强度都很差，很脆，易折断的铸造青铜剑，操作不便的青铜戈（矛很少），披着皮甲，连头盔都没有，本来，对于这些缺点，这些落后之处，应该正视，实事求是地面对，并没有什么丢脸的，相反有助于我们找出差距，树立正确的历史观。

但是《复活的军团》编导的做法是不择手段地掩饰缺点，把黑的也要说成是白的，如在前面公然不顾基本的冶金学常识，把硬度强度韧性远低于锻造铁器的青铜器，而且还是青铜器中机械性能更差的铸造青铜器，硬要颠倒黑白地说成是“机械性能高于锻造铁剑”。

而在这里，他们又把秦军因为没有锻造青铜甲可用，也没有铸造青铜甲可用，只好披着薄薄的防护性能很差的皮甲（大部分是猪皮的），硬要颠倒黑白地解释为是“过于沉重的头盔和护甲妨碍了他们杀敌晋爵”，呵呵，真是无耻到了极点。既然这样，那么为什么到了后世，汉唐时，逐渐有了青铜甲和铁甲可用的时候，为什么汉唐时的中国军队不肯舍弃这些“过于沉重”“妨碍了他们杀敌晋爵”的铁甲铜甲，为什么不再觉得“过于沉重的头盔和护甲妨碍了他们杀敌晋爵”？

如果你没有盔甲防护，在刀枪如林涌来，乱箭如雨横飞的战场上，你连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你又怎么“杀敌晋爵”呢？

所以大家可以从这一点看出中国的某些“学者”“媒体”为了撒谎吹牛进行愚民宣传可以不择手段颠倒黑白无耻到什么程度。


10。【“在这只矛头附近，考古人员发现了一条6.3 米长的矛柄遗痕，加上矛头，完整的长矛接近7米。”
“如果用来单兵作战，7米的长矛根本无法自由格斗。但是，在古代希腊，亚历山大的军队就以7米2的长矛而闻名，由长矛组成的方阵曾经使他们战无不胜。专家推测，秦步兵中应当有类似的长矛方阵，长矛的威力在于集体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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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是《复活的军团》中一个很无耻的谎言，实际上，他们只不过在地上发现了一条6.3米长的棍棒拖曳痕迹而已，在痕迹的前端发现了一个矛头，他们就把它撒谎说成是“七米长矛”，并杜撰出一个所谓的“七米长矛方阵”，事实上他们根本就没有发现任何所谓“七米长矛”的实物，历史上也完全没有这种记载，而在同一时代发现的大量长矛实物都是没有超过四米的。中国古书上自己也说得很明确：《周礼·考工记·庐人》“凡兵无过三其身。过三其身，弗能用也。而无已，又以害人。”

其实那个孤零零的七米痕迹最大的可能性只是旗杆而已（因为都是在指挥车旁边发现的），或者根本就是棍棒拖曳的痕迹。

而《复活的军团》之所以要无中生有地杜撰出这个所谓的“七米长矛方阵”，只是出于他们不服西方的先进，事事都要跟西方攀比的心态，却又盲目地愚蠢地搞错了对象。

从他们这句话“在古代希腊，亚历山大的军队就以7米2的长矛而闻名”就可以看出这些狗屁“专家”是什么水平，实际上亚历山大的长矛方阵根本没有所谓的七米长矛，只有四米长矛，是到了后世安提柯王时代，才把长矛加长到了七米，而长矛增长到了这个长度以后，反而变得操作很不便，机动力大大降低，很快就被灵活的罗马军团击败并淘汰了。

这是任何一个军事历史爱好者都不会犯的错误，但是中国的某些狗屁“专家”出于一种盲目地急切地要跟西方的任何事情都不分好坏地比个高低的心态，在根本没搞清历史事实和真实对象的情况下，就胡乱编造些“中国的世界第一”出来攀比，还弄颠倒了优劣，他们认为是领先的“七米长矛”恰恰是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他们以为只要数字越大就越好，越有面子，呵呵）。


11。【“秦车的系驾方式令人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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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什么好惊讶的，轭靷系驾法在古代西亚早就已经有了，欧洲倒是长期使用颈圈系驾法，但是也很难说颈圈系驾法和轭靷系驾法哪个更有优势，据说“使用颈圈系驾法的欧洲牛车能够比使用轭靷法的中国牛车拉力大４６％，出处为１９８４年美国农业部的一份报告。当年我国的学者曾因此大声疾呼改变农村耕牛的系驾方式”（出自《关于秦国武器的误区与探讨》黄谦）


12。【在世界军事史上，秦军很可能最早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军衔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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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于此的波斯帝国军，亚历山大的马其顿军，都有很完备的军衔体系，而且有比秦军完善得多的兵种体系（轻步重步轻骑重骑四大兵种），和工兵，预备队等设置。罗马军团也早有军团、大队、支队和百人团逐层逐级的严密指挥体系。

反正随便什么普普通通的东西到了《意淫的军团》编导嘴里都可以两眼一闭不管不顾地吹嘘成是“最早”“最大”“第一”。

秦军没有重骑兵，只有射箭的轻骑兵，和落后的战车作战方式（战车机动性很差，很难转弯，地面稍有不平就会翻车，而且不像现代汽车，没有减震装置，人站在上面很颠簸，很难正确平稳实施战术动作，甚至很容易摔下来，大家可以体会一下在碎石路上坐拖拉机的感觉），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长矛方阵，那些持戈步卒只是混和战车编队，随战车前进的散兵。

而马其顿军却有着完整的轻步重步轻骑重骑四大兵种体系。显而易见的是：同时拥有长矛重步兵方阵和长矛重骑兵这两大制胜兵种和攻城用的各式轻重希腊弩，以及弓箭手，投石手，投射轻骑兵（注意：马其顿有大量的马弓手，而不是都使用标枪，详见《亚历山大远征记》）等辅助兵种的亚历山大大帝的马其顿军队，毫无疑问地是当时世界上战斗力最强的军队，能够轻而易举地击败这之前，以及之后几百年之内的任何一只军队。

而没有头盔，只穿着薄薄的皮甲，拿着青铜兵器，装备的是杀伤效率低下的戈，粗糙简陋的早期蹶张弩（甚至可能只有臂张弩），没有重骑兵的秦军，只会被轻易地粉碎。


13。关于战术战略问题，这个简单说一下，并不是象很多阿Q无知地想象的那样，西方打仗只会面对面地决战，而不懂得谋略战术，实际上从《亚历山大远征记》恺撒《高卢战记》《内战记》希罗多德《历史》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李维《罗马史》塔西陀《编年史》等史书中的记载可以看出：西方使用诱敌，埋伏，火攻，夜袭，突击侧翼，夹击，包围，迂回等等战略战术手段是家常便饭的事情。

而且西亚等国比中国能够熟练运用这些技巧早得多，如亚述帝国，赫梯帝国。

中国也是到了战国时期才开始逐渐发展出各种各样的奇谋诈术的作战手段，春秋时仍然是讲究和流行贵族式的“堂堂之阵”的正面决斗（当然我个人认为这并不一定是坏事，至少对于本民族打内战来说）。

而亚历山大的战略水平显然非常高明，毫不逊色于历史上任何军事家，只会远远高于他们。他远征波斯刚进入小亚细亚的时候，连打了好几个大胜仗，但是他却并没有头脑发热，轻率地继续进攻波斯本土，而是非常冷静地沿着地中海岸一路摧毁波斯帝国的海军基地和港口，消除后顾之忧，并迂回先攻取埃及，运用高超的外交手段“和平解放”了埃及，兵不血刃地取得了一个大后方和粮草基地，如此花费了足够的耐心消除了所有的后顾隐患，才放手大举进攻波斯本土，一战而灭波斯主力。

他平希腊，取埃及，灭波斯，剿西徐亚人，征印度，每次战役战斗都安排计划得恰到好处，调度得当，从未一败（是真正的百战百胜，不像中国的“名将”总是有失败的时候）。

亚历山大的军事战略水平只会远远高于中国的任何一个军事家。

而他非凡的人格魅力，统帅才能，在中国历史上，也许只有唐太宗李世民才能够相比吧（这或许也是中国历史上我唯一敬仰的一个人。）

如果当年亚历山大能够放弃攻取炎热潮湿，蛇虫肆虐的印度丛林，转而向东进发，以阿富汗为根据地，逐步攻取占据西域等地，进而又利用这些在当时还水草丰茂没有沙化，非常繁荣富裕的地区作为基地，最后顺着河西走廊，长驱直入，一举而降服当时还羽翼未丰的秦王国，那么我想，在面对秦国多年的威胁下，又加上亚历山大高尚仁厚的人格魅力感召和高超的外交能力，懂得“远交近攻”的东方六国，一定会与他里应外合，左右夹击，联手一起攻破秦国，这样，不仅先进的希腊文化，科学技术，和早期的民主自由思想能够得以传播到中国，使得此后两千年中国人都能够受惠于此，而且也可避免于后来被暴秦奴役，以及被外儒内法“君君臣臣”的专制哲学荼毒的命运吧。这是多么令人遐思的美景啊。


14。关于《孙子兵法》，也简单说一下，不可否认，《孙子兵法》中确实是有很多很深刻很高明的哲理和军事原则，但是《孙子兵法》中很大部分内容只是肤浅简单的普通战斗技巧和常识，如什么“夜战多火鼓，昼战多旌旗”“半济而击之”“众树动者，来也”“鸟起者，伏也”之类的，并没有什么高深的。

而那些军事哲理的部分，也充斥着很大部分的文学修辞，废话太多，这就大大减少了其技术含量。

而关于军事原则的那些哲理叙述，如果我们仔细思考，也会发现：往往都是模棱两可，似是而非的，往往都是些空泛的没有实际意义的大道理。

确实，我们可以注意到：中国史书上记载的战争中，往往观点对立的将领之间在争论时，都会引用兵书上特别是《孙子兵法》的教条来作为依据，经常出现的争论有：是速战还是坚壁打持久战等情况。但是可笑的是，不管争执双方观点如何对立，但是他们引述兵书上的教条来作为依据都能够说得振振有词，都能够说得很有道理，都能够自圆其说。

但是结果只有一个，不管败了或者胜了，原先押对了赌注的那一方自然而然就成为了对于兵书教条的正确诠释。押错了赌注的一方，不管他原来引用的兵书教条是如何能够自圆其说，都不管三七二十一统统是错误的了。

所以说，这个《孙子兵法》不能够太信以为真了，它那些军事哲理太空泛太脱离实际了。我认为恰恰是西方那种讲究实际的，通过把军事原则融会贯通在具体战例中现身说法地讲解的兵书，才是真正科学合理的，才是真正有军事价值的。如恺撒《高卢战记》。

而且，古代西方也并不是没有哲理式的，系统化的兵书，如古罗马弗龙蒂努斯著的《谋略》，可能哲理性并不逊于《孙子兵法》。

总之，我认为，《孙子兵法》的军事意义远远小于它的哲学意义，而它的哲学意义又远远小于它的文学意义。我们把当作一篇散文小品看就可以了。


15。【“《战国策》中，当时一个谋士这样描述战场上的秦军：他们胳膊下夹着俘虏、身上挂着人头，追杀逃跑的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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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活的军团》编导居然连这种纵横家之流说客的胡吹乱侃都拿来当证据证明秦军是多么“勇猛”，也真的是弱智到了极点了。这也没必要多说了，“身上挂着人头”且不说，《复活的军团》编导你倒是“胳膊下夹着俘虏”来追杀一下我试试看，我也不要求你能够“胳膊下夹着俘虏、身上挂着人头”跟我格斗一番，你只要能这样追上了我就算你有本事，连刘易斯都自愧不如。


16。【“秦直道：两千多年前的军用高速公路。”
“平定南方的战事耗尽了巴蜀的粮仓，而关中平原保障都城的粮食是不能调用的，因此，供应北方军队的粮草主要来自于山东半岛。从那里到北方草原，直线距离1000多公里，运粮的队伍要两次穿越太行山、至少三次渡过黄河。”
“700多公里长的直道，为秦帝国迅速投放部队、及时输送粮草，提供了最为有力的保障。”
“直道是一条名副其实的军用高速公路，2000多年前，这是只有秦人才能修造的军事工程。”
“秦人建立了那个时代世界上最发达的交通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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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是胡扯，他们是随便找到点什么中国古代的原始玩意就给加上点现代术语作为修饰拿来吹嘘一通，实际上秦朝的马路只是简陋的夯土路面，根本不能跟罗马帝国那数千公里四通八达贯通全境的坚固耐用而且平整的混凝土石板路相比（罗马时已有火山灰制成的水泥），这些混凝土石板路有些到现在都还在使用。

而在此几百年前波斯帝国也早就已经修建了更长里程的贯通波斯全境的公路系统。

什么叫“高速公路”，高速公路是指将左右两边的单行道各自分开隔离修建的封闭式的道路系统，这样就不用担心车辆高速行驶会发生对撞，所以速度得以大大提高，符合这个原理和定义的这才是高速公路，不然就只是到处都有的普通道路。

他们连这点基本概念都搞不懂就随便拿着一条烂泥巴路胡吹是什么“高速公路”，那依我说我们村那条机耕道也是“高速公路”，可以行驶拖拉机，比“秦直道”先进高级多了。

而且这里还有一个自相矛盾的地方，前面他们自己也说了“关中平原保障都城的粮食是不能调用的，因此，供应北方军队的粮草主要来自于山东半岛”，那么这条道路就应该是从山东修到北方前线去，但是很显然做不到，因为怎么穿越太行山？难道他们会打火车隧道么？显然没有。

而这条七百公里长的秦直道，片中告诉我们仍然只是从咸阳都城通到北方前线的，那么怎么就“为秦帝国迅速投放部队、及时输送粮草，提供了最为有力的保障”？前面不是说了“关中平原保障都城的粮食是不能调用的，因此，供应北方军队的粮草主要来自于山东半岛”。这不是仍然等于零么？（对了，我看到网上有篇文章说“秦直道”从咸阳到内蒙古“直线穿越秦岭”，呵呵，很有意思）

一条七百公里长的泥巴路，就这样被他们吹嘘成了“高速公路”“世界上最发达的交通网络”。


17。【“当时长江和黄河已经沟通，这意味着，从帝国的都城咸阳上船，就可以直达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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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知道隋朝时才开通了京杭大运河，连通了黄河和长江，秦朝时“长江和黄河已经沟通”这我倒还是第一次听说，也许中国的“考古学家”又发现了一条我们以前不知道的连接黄河和长江的秘密河道吧（春秋时开凿的邗沟也只达到江苏淮安一带）。

但是即使是这样，他们在吹这个牛皮的时候“从帝国的都城咸阳上船，就可以直达广州”，忘了一个起码的地理和交通常识：能够连通长江和黄河的水道只能在中下游（因为在上游都被崇山峻岭阻断，不可能连通），而且，仅仅连通了黄河水域和长江水域还远远不够，还要接着连通长江水域和珠江水域，所以就修建了灵渠，于是这样一来，“从咸阳到广州”，就得离奇地绕上好几个大得离谱的大弯路，而且其中大部分路程还是逆流！

呵呵，为了要“从帝国的都城咸阳上船，就可以直达广州”，你就得莫名其妙地先顺着渭河到黄河，再顺着黄河走好几千里路，到中下游的某个地方，顺着某条不知名的“连通长江和黄河”的秘密河道走几千里路进入长江，然后再顺着长江逆流而上好几千里路，进入湘江，再顺着湘江逆流而上一千六百多里路（湘江全长817公里），然后通过灵渠进入漓江，最后才能顺着桂江水域又走上一千多里路到达广州。就这样莫名其妙地迂回好几个南辕北辙的总共几万里的大弯路。

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

我宁愿走陆路，哪怕翻山越岭也要方便得多，反正关中到四川的栈道也已经开通，再不走陆路到襄阳一带，再从襄阳进入长江水域。哪可能“从帝国的都城咸阳上船，就可以直达广州”。

反正《复活的军团》为了吹牛，怎么样不合常识地信口开河都可以的。


18。【“公元前221年，最后的齐国不战而降，秦军挺进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临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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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经常都会听到有人吹嘘中国古代某某城市在当时是什么世界第一大城市，世界中心之类的，如长安，洛阳，开封等，这暂且不论，毕竟那时候是汉唐等最强盛时期，多少还有点根据。

但是先秦时期，中国地区在世界上无论各方面都还没有进入到先进国家的行列中，无论是文明水平，生产力水平，都远远落后于其他文明地区，还处在青铜时代，而世界上其他大多数国家都已经进入了铁器时代。

而这个所谓的“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是怎么个定义法？是人口最多，还是面积最大，还是最繁荣富裕？如果说人口最多，面积最大，我们前面已经分析了，古时候中国地区人口不一定占有优势，而且人口多面积大也没有什么可吹的，按照这个定义，现在世界上最大的城市恰恰不在欧美发达地区，而在某些第三世界国家，如墨西哥城，或者北京上海。

如果是最繁荣富裕发达，那么在此之前，埃及，巴比伦，亚述，赫梯，都已经繁荣领先了三千年到几百年不等的时间，希腊也远远领先于中国地区，即使是印度，罗马，文明水平也毫不逊色于中国地区，那时候两河地区的巴比伦尼亚，或者埃及的亚历山大尼亚等城市，才可以说是世界的中心，才当得起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称，《复活的军团》编导没有给我们作出任何证明，证明在当时相对于上述地区无异于第三世界的中国地区是怎么样繁荣富裕法，话头一转，而这个临淄就莫名其妙地成为了所谓的“世界上最大的城市”。

所以很多中国人吹牛都不打草稿的，张口就来了。反正就当世界上其他国家都不存在似的。


19。【“震惊了整个世界！”
“各国元首和政要纷纷来到陕西，为的是能够亲眼目睹古代中国军队的面目。无一例外，他们每个人的内心都受到了强烈的震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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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媒体上最爱说这句屁话“震惊了整个世界”，动不动中国一点屁大的事情就“震惊了整个世界”，这世界就那么容易“震惊”啊？世界上几十亿人，人家每天不关心自己的生活，柴米油盐，自己本国内更“震惊”的事情，整天就被你“震惊”过来“震惊”过去的，“震惊”了这么几十年了，也该麻木了吧？

其实人家最多只不过把你那些玩意当猴把戏看看稀奇而已。你们乡巴佬没进过城，才会动不动幻想别人被你“震惊”了，等你进了城，该“震惊”的恰恰是你。这世界上很多国家的人特别是很多西方发达国家的人，甚至根本搞不清楚中国在哪个方向。

其实这也可以说是中国人的一种“贱胚”心态，老幻想着有外国人能够被自己“震惊”，对自己加以承认，这才能感到自己的存在是有价值有意义的。


最后，对所谓的“数典忘祖”“亵渎祖先”说明一下。

如果是真爱一个人，就会很自然地积极地指出他的缺点错误，帮他改正，使他更进步，更完善。特别是对于自己本身，在这个竞争激烈的世界上，要面对种种生存竞争，更是时时都要反省自己的缺陷，积极地修正，以加强竞争力，以便于更好地生存下去，相信这个道理人人都明白。

那么，我之所以戳穿这些关于秦军的谎言，倒也不是出于什么“爱之深，责之切”，我对秦军没什么可“爱”的，自古以来秦都是残暴野蛮的代名词，从没有人会赞美歌颂秦军的行为，如果我们要把他们奉为“祖先”，那么被秦军屠杀的六国人民又算什么呢？所以这不是一个问题。

但是我也不是出于恶意的嘲讽挖苦心理，我对早已死了几千年几百年的古人没有什么怨恨，没有兴趣去挖苦嘲笑他们。我只是就事论事而已。

而这些“民族主义”的“爱国者”，他们关心的永远只是虚假的面子，从来不关心老百姓的死活疾苦。


接下来请参看：

《意淫的军团》之二：希腊弩VS中国弩
《意淫的军团》之三：锻造铁剑VS铸造青铜剑
《意淫的军团》之四：长矛方阵VS战车

因原始资料太长，在这里直接给出链接：
http://www.rxhj.net/phpBB2/viewtopic.php?p=33595#33595

一些可供参考的资料（仅供参考）：

《亚历山大远征记》
http://www.warstudy.com/history/cold_steel/alexandri/index.xml

《西洋世界军事史》
http://www.warstudy.com/history/general_history/western_military/index.xml

《西方战争艺术》
http://www.warstudy.com/theory/modern/art_war_western/index.xml

《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http://www.warstudy.com/history/general_history/weapon_war/index.xml

《中国古代兵器与兵书》
http://www.warstudy.com/theory/modern/china_weapon_book/index.xml

《秦与马其顿战术系统的比较》
http://www.4277.com/forum/topic.asp?TOPIC_ID=249656&FORUM_ID=86&CAT_ID=19

《古代兵器简述》
http://www.4277.com/forum/topic.asp?TOPIC_ID=241388&FORUM_ID=86&CAT_ID=19

《关于秦国武器的误区与探讨》
http://www.4277.com/forum/topic.asp?TOPIC_ID=258812&FORUM_ID=86&CAT_ID=19

《中国古代冶铁技术的致命伤研究》
http://www.4277.com/forum/topic.asp?TOPIC_ID=266240&FORUM_ID=86&CAT_ID=19

《世界古代冶金成就小记》
http://www.4277.com/forum/topic.asp?TOPIC_ID=264518&FORUM_ID=86&CAT_ID=19

《谈谈古代战争的战略问题》
http://www.4277.com/forum/topic.asp?TOPIC_ID=239955&FORUM_ID=86&CAT_ID=19

《古代军队如何作战--战术篇》
http://www.4277.com/forum/topic.asp?TOPIC_ID=239107&FORUM_ID=86&CAT_ID=19

《对罗马军事的思考》
http://www.4277.com/forum/topic.asp?TOPIC_ID=230703&FORUM_ID=86&CAT_ID=19

《古代条件下重装近战兵对付轻装射手的战略战术草说》
http://www.4277.com/forum/topic.asp?TOPIC_ID=238355&FORUM_ID=86&CAT_ID=19

《当马其顿遇到秦国》
http://www.4277.com/forum/topic.asp?TOPIC_ID=238980&FORUM_ID=86&CAT_ID=19

《希腊、罗马的兵器与其时代的关系》
http://www.4277.com/forum/topic.asp?TOPIC_ID=249631&FORUM_ID=86&CAT_ID=19

《古典欧洲远程武器》
http://www.4277.com/forum/topic.asp?TOPIC_ID=175640&FORUM_ID=86&CAT_ID=19

《关于秦剑》
http://www.4277.com/forum/topic.asp?TOPIC_ID=261541&FORUM_ID=86&CAT_ID=19

《弓弩威力的简单分析》
http://www.4277.com/forum/topic.asp?TOPIC_ID=196840&FORUM_ID=86&CAT_ID=19

《与刀剑相关的中国冶炼技术简述》
http://www.4277.com/forum/topic.asp?whichpage=1&Forum_Title=史海钩沉&Topic_Title=&CAT_ID=19&FORUM_ID=86&TOPIC_ID=111985

《中国古代军事实力远远不如西方》
http://www.boxun.com/hero/feihuduiwenji/13_1.shtml

注：黄谦是学法律的，胡汉四是学计算机的，现在某大学攻读世界史相关专业的研究生，应该算是专业人士了。上面就算是为他们做点广告吧。不过他们长于叙事说理，拙于诡辩，碰上了gtdgtd（laminin）就像秀才遇上兵，顿显笨拙，于是就该我上场了。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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